紅髮女人：東風西風繼續交相吹拂

作者：雲也退

帕慕克的小說越來越像散文……應該說，這是他一直渴望的事情。和很多作家一樣，他是個書蟲，如果給他時間和興緻，他很樂意暢談自己從小到大的讀書體驗，這意味著情節、懸念之類本不是他的樂趣所在。在新作《紅髮女人》里，「我」讀高中時就希望在書店有份工作。暑假裡，他在姨媽家時看別人打井，打井師傅馬哈茂德露面，跟他搭了句訕，接下來的一節只有一句：

「我於是想到了儒勒·凡爾納小說里穿越地心的人物。」

談不上有多少來頭的一個聯想，唯一的來頭，大概就是書蟲的身份了。帕慕克顯然無心於小說意義上的「小說」，否則，這個類比應該淹沒在句群之中才算穩妥。書名里的紅髮女人出場，也是相當隨意的：在小鎮恩格然，跟著師傅打井的主角跟這女人打了個照面。驚鴻一瞥過後，他每次重返恩格然，就盼著再次見到她。在不眠不休的幻想之中，16歲男孩將自己催熟成了男人。

有一個晚上，他遇到了之前見過的一個年輕人，印象里他是紅髮女人的弟弟。他跟蹤了他很久，當那男人扭頭轉回來的時候，主角趕緊躲開，裝作什麼事都沒有發生。第二天，他終於在飯桌上找見了她，只是這一次，不像剛見到時那般似曾相識，女人掉轉開了目光，沒有久久地跟他對視。男孩趕緊回到了師傅身邊。在帕慕克的筆下，當道的總是這些羞怯、溫順的男孩，別說做不出什麼傷天害理的事，就連單相思都弄成一派個人紀實的調調。

紅髮女人的身份逐漸顯現：她是一個戲劇演員。男孩對她的痴迷，跟《西西里美麗傳說》之類的電影區別不大。更無新意的是，女人親口告訴他自己已婚，但又並不排斥眼前這個稚嫩的崇拜者，讓他成功地上了自己的床。不過，帕慕克讓他們的談話引出他最拿手的主題：東西方的衝突。土耳其橫跨歐亞，兩邊的文化都在撕扯它，現代化轉型讓西風勁吹，但在晚近的半個世紀里，一個突厥—伊斯蘭的傳統款土耳其，也未曾稍怠地要把國家拉回。

一切都是直來直去的。遙想《我的名字叫紅》這部直接為帕慕克爭到諾貝爾獎的小說，如此煞費苦心，如此曲折、冗長，今古交錯，我只能說，與其說《紅髮女人》是「洗凈鉛華」，不如說帕慕克本就喜歡在狀態放鬆的情況下寫作。主角沒有父親，他的父親遺棄了他和母親，實情則是他在1980年的政變後被拘禁了。這位父親遲早要冒出來，他一定要看看自己兒子在東方和西方之間首鼠兩端的樣子；兒子則是在看了《俄狄浦斯王》的戲劇後，多少想到了那位神秘的父親，想到了自己在父子關係中所扮演的角色。

故事的第一個高潮出現了：心不在焉的主角操作失誤，把師傅丟在了深不見底的井裡。他很害怕——當然要害怕，在帕慕克充滿善意的故事世界裡，害怕意味著有補救的可能，或許還要救回來更多。

但他的解決方法卻是回到書本。三年之後，他通過弗洛伊德所寫的俄狄浦斯故事梗概，去接觸這個由索福克勒斯撰寫的經典悲劇。他的負疚心理減輕了：「俄狄浦斯也是因為想破解一個故事和一個預言而殺死了自己的父親。倘若王子俄狄浦斯對預言中將要發生在自己身上的故事不以為然、一笑置之，或許他就不會逃離自己的故鄉而走上那條路，也不會和自己的父王在那條路上相遇，並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偶然置他於死地。」所以，他決定，自己也必須忘記一切，當作什麼事都沒發生過。

他長大了，進入中年，娶了大學同學，也有了錢。讀書的愛好緊緊跟隨著他，實際上也證明並維持著他們的階級地位。在太太還是未婚妻的時候，他就用買文學書的方式來給她慶生，而且買的還是標準的「西方正典」——陀思妥耶夫斯基。由於《卡拉馬佐夫兄弟》有弗洛伊德的前言，其中提到了俄狄浦斯和弒父，他一時震驚，就換了本《白痴》。生死不明的師傅和不知所終的父親，始終會喚起他的罪孽感。

俄狄浦斯殺掉了父親，而在波斯經典《列王紀》里，卻是父親殺死了自己的兒子。在伊朗首都德黑蘭，主角接觸到了《列王紀》，了解了魯斯塔姆和蘇赫拉布父子的故事，簡單地說，就如同俄狄浦斯沒有認出自己的父親，從而殺死了他，魯斯塔姆跟兒子也沒有互相辨識身份就打了起來，結果前者殺了後者。接下去，帕慕克像一個初嘗文學批評的學生那樣，一條一條地說明兩個故事之間的類同之處是如何讓主角醉心。「有時，我半夜從睡夢中醒來，在妻子身旁思考著這些……儘管沒有孩子，但我感覺和妻子是如此幸福。為何總要回到這些話題呢……」

因為這種思考過於切合一個書蟲的認知模式：處處尋求類比和象徵。接受了俄狄浦斯王的故事，意味著接受弒父，進一步地，就意味著土耳其殺死了它的「父親」——東方，例如書中說的「在土耳其，我們一旦轉向西方，就忘記了同伊朗有關的一切」。相應的，土耳其人無視魯斯塔姆的故事，暗示了兒子可以安然無恙，免遭父親的毒手。於是，不經意之間，主角的父親就出現了：他早就被釋放，只是沒有回來見家人，而兒子只要一找就能找到他。

而那個井底的師傅則永無露面之日了。帕慕克的思路就這麼簡單：讓師傅葬身，而迎回了親生父親的主人公，呼應了索福克勒斯而背離了菲爾多西，是土耳其現代化過程中的典型造物。他對此一直是有看法的，只不過，他停留在了這裡，停留在了散文集《伊斯坦布爾》的階段，在那本書中，他對奧斯曼帝國時代留下來的木屋一再遭焚毀表示遺憾，但任何人都看得出來，這種遺憾的力度止於表達惆悵，而不在於提出有力的譴責。

就這樣沉睡下去好了。套用馬克思的那句名言，對於一個書蟲來說，解釋世界足矣，就不要去考慮改變世界了。對於一個害死了師傅的年輕人，也沒有什麼可譴責的，因為罪孽感已經代替了司法的職能。值得譴責的應該是他自己的沉睡。帕慕克讓我們感到，一個土耳其人只要選擇西化之路，就可以過得輕鬆，因為他不必捲入到歷史陳跡帶來的糾結的感情里，而可以安心地賺自己的錢，只要他能賺到。西化就是沉睡，看向東方就要覺醒，那意味著痛苦。

正如前面說的，對付罪孽感最有效的途徑，也是裝作什麼都沒有發生過。這種感覺，到後來幾乎成功地讓讀者都忘了故事裡是一條紮實的人命的。帕慕克本來就是很輕的，讓他置一個人於死地實在太艱難，《紅髮女人》也一樣。不過這裡最有趣的地方在於：帕慕克也沒有讓主角擁有子嗣，儘管他婚姻幸福，還有像紅髮女人這樣完美的早年艷遇。沒有孩子，就表明他不會被弒，也沒有機會殺子，就表明他能避開西方和東方這兩個選項，活出第三條道路——就算是活出「自我」吧，如果他還有自我的話。（雲也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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