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的天才與運氣

最新 05-08

漢代定孔子儒教為一尊，

唐代太宗皇帝則定王羲之的書法為一尊。

細細體味，是有其歷史原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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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書法藝術的真、行、草體，從發軔之始，到逐漸完善起來，是經過漫長的道路的。這期間，按書法發展的軌跡看，自有其歷史的必然性。

而王羲之作為一代書法的偉大天才，又有幸使其英才逢上時勢，從而以他的聰明才智，促成了真、行、草體勢及藝術上的更加完美的進程，使這三體走上了純熟期。這不能不歸功於他和他的兒子王獻之，因而也就造成了王羲之在書史上千古一聖而不可動搖的尊崇地位。

東晉王羲之《游目帖》

王羲之生於山東琅玡貴族之家，據《晉書》所載，其父王曠即首創過江南渡之策者。羲之少年言訥內秀，《書小史》稱曠亦善行、隸書，可見羲之書承家學。《書史會要》說曠與衛氏，世為中表，故得察蔡邕筆法於衛夫人。

王羲之七歲善書，十二歲時，已經偷閱過父親枕中秘籍。王氏與衛家世有姻親，因有學書於衛夫人之機遇。那時其父王曠居淮南太守，與衛夫人（汝陽太守李矩之妻）相距不過百餘公里。

大約在11歲左右，羲之隨琅玡王氏家族南遷，從此可以看到其歷史契機與成功之由：上有漢代的王次仲、劉德升、張芝、鍾繇等人草創了行書、草書、真書之體於前，又欣逢良師衛夫人於後，再得家學於其父，更有一個建議他改變舊體的好兒子王獻之，再加上他個人的聰穎才智，所以說王羲之把所有的書法優勢都佔全了。

三國魏鍾繇《薦季直表》

在研究書史發展的規律時，如果拋開了書史發展的必然性與傑出人物的創造性，那必將是孤立的、片面的見解。

王羲之兼擅眾體，前人稱他為「博涉多優」的書家。《晉書·王羲之傳》中稱其「尤善隸書，為古今之冠。論者稱其筆勢，以為飄若浮雲，矯若驚龍」。但是，大量留傳下來的王羲之筆跡書帖，乃是真、行、草三種，而無一隸書（或稱隸書即是當時之楷書）。從所讚揚的「飄若浮雲，矯若驚龍」運筆形狀來看，應是他的行與草；才會有如此飄舉流暢的線條感覺。

不管是劉德升的行書也好，張芝的草書也好，鍾繇的真書也好，他們均處於草創之初，還未臻完美的階段，而最能證明這一點的實物是漢簡中由隸書中脫化出的最好楷書模樣，點畫強直、隸波殘留尚在。估計劉、鍾決不會超出漢簡之範圍。

東晉王羲之《遠宦帖》

而到了晉代樓蘭殘紙的發現，則顯然有了新的變化，那一時期，作為偏安政權的晉王朝，雖已風雨飄搖，即將為劉宋所吞食，但衛夫人、王羲之、王獻之所形成的當時的書法新風尚，即改變囫圇不清的東漢草隸、行書等，逐步進行文人化的美化加工，形成了真正的「真」書，大致如看到的寫經書。

至於他們在草書上的輻射，我們可以從樓蘭殘紙《樓蘭白》，《五月二日濟白》、《九月十一日勸報》等一系列的晉人信函中，看到他們書法的蹤影。那執使轉用的精熟、點拂波磔的流利，決非如有些人所懷疑的那樣：晉代只能有《王興之墓誌》之類的書風而不可能出現如此成熟的二王行草書跡。這也可能是由於沒有看到大批樓蘭殘紙破箋的原因吧。

樓蘭殘紙

由此，我們也可以看出二王在晉代完善「楷行」與「行草」方面，是確有其偉大之建樹的。王氏父子的出現，正如《書斷》所述羲之的功勛主要在於「增損古法，裁成今體」。他怎樣「裁成今體」呢？《書斷》也有所述：「然剖析張公之草，而濃纖折衷，乃愧其精熟，損益鍾君之隸，雖運用增華而古雅不逮。」

在以復古為第一標準的品評原則下，其精熟、其不逮之處，正是王羲之所要勇於探求的改革之道、要求變易古法的關鍵所在。如果說在二王之前行草書還有著草創、粗率、寒傖、隸楷摻雜的痕迹，尚未使礦沙變為黃金、璞石成為美玉時，待到王羲之手中，他以其獨特的書法審辨力，進行了優化、美化和雅化，使行書達到了最能勝任抒發情感與氣質的書體，成為書法中的金銀藝術。

王羲之充分發揮了行草書表意之特長，確立了今草之規範。所謂的解脫也好，破體也好，都是他於前人基礎上的改革與完善，使其最後找到了「達其性情，形其哀樂」的最理想的表現形式——行草書。

他畢生書寫了大量的道家經文、書信、集敘等手稿，使其最後創作出「龍跳天門、虎卧鳳闕」般的代表作品——《十七帖》和《蘭亭序》，最終確立了其書聖之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