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東：郭沫若上當

1971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期間出土文物展覽」在北京故宮舉辦。其中首次向世人展示了兩件文書，一件是白居易詩《賣炭翁》詩，署「坎曼爾元和十五年抄」；一件是作於元和十年的三首詩；署「紇坎曼爾」。其一為《憶學字》：古來漢人為吾師，為人學字不倦疲。吾祖學字十餘載，吾父學字十二載，今吾學之十三載。李杜詩壇吾欣賞，訖今皆通習為之。其二為《教子》：小子讀書不用心，不知書中有黃金。早知書中黃金貴，高招明燈念五更。其三為《訴豺狼》：東家豺狼惡，食吾(飠食)，飲吾血。五穀未離場，大布未下機，已非吾所有。有朝一日，天崩地裂豺狼死，吾卻雲開復見天。

元和是唐憲宗李純的年號，相當於公元806至820年。在新疆發現了當時的漢字文書，自然不是一件小事。身為中國科學院院長的郭沫若，看過原件十分興奮，將這兩件文書命名為《坎曼爾詩箋》，並寫了《＜坎曼爾詩箋＞試探》一文，對這三首詩評價很高：

「第一首《憶學字》寫祖父孫三代學漢文的經過。開頭一句『古來漢人為吾師』，表示了民族感情的融洽，甚素樸，非常動人。」

「第二首《教子》是坎曼爾教訓自己的兒子。把這首詩和前一首聯繫起來看，足見坎曼爾的祖孫父子四代都在學習漢文。」

「第三首《訴豺狼》是痛罵惡霸地主的詩，非常痛快，也非常尖銳，有聲有色，詩沒有押韻，但確是一首絕妙好辭。」郭文說：「詩中有幾個簡筆字。如『詩壇』、『五穀』等，從唐代以來一直流傳到現代，民間簡化漢字的生命力於此可見。」

對於坎曼爾所抄《賣炭翁》，郭文認為「可能是《賣炭翁》新樂府存世最古的抄件」，「元和十年上距寶應元年（公元762年）李白之死五十三年、大曆五年（公元770年）杜甫之死四十五年，而李杜的詩歌已為西域的兄弟民族所『欣賞』，文化普及程度的深且廣，難道不會使人大大地睜開眼睛嗎？」「元和十五年即公元820年，於時白居易（公元772—847年）還生存著，年四十八歲。白居易的詩在他生前已大受歡迎，遠傳至高麗和日本。相傳新羅王願以百金購買白居易詩一首，現在又得到西域坎曼爾的抄件，我看倒不僅價值百金，直可稱為無價之寶了。」

郭文說：「坎曼爾這位兄弟民族的古人是值得我們尊敬的，他既抄存了白居易有進步意義的《賣炭翁》，又還有他自己做的痛罵惡霸地主的《訴豺狼》，有這雙重保證，無論怎麼說，他應該是一位進步的知識分子。還有他那種民族融洽的感情也是高度令人感動的。狹隘的民族主義或大民族主義，在他的心坎中，看來是完全冰消雪化了。」

郭沫若文章一出，《坎曼爾詩箋》身價百倍，甚至選入了中小學語文課本。但也有人提出異議。國外有蘇聯學者質疑，國內史學家張政烺也認為，《坎曼爾詩簽》不是唐代之物，理由有三：一是詩箋中競出現了只有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期才推行的簡化字『壇』、『谷』等；二是詩箋上的字體在唐代還沒有，只是在明朝萬曆年以後才出現；三是有些詞語如『東家』也是唐代不可能有的。1980年11月18日，肖之興在《光明日報》發表了《關於＜坎曼爾詩箋＞年代的疑問》。提出了五點質疑：

一是「坎曼爾所寫正楷，使用的不是唐朝通常的字體」；

二是「(飠食)」被認為是「饢」字的簡化字，但「饢」字出現很晚，不要說《康熙字典》未收入，就是解放前的《辭源》、《辭海》都沒有此字，唐代怎麼會出現它的簡化字呢？

三是坎曼爾是「伊斯蘭教特有的名字」，但伊斯蘭教於10世紀後半葉才開始傳入新疆，如果坎曼爾真是九世紀的新疆居民，卻怎麼會提前採用伊斯蘭教的名字呢？

四是詩簽背面是察合台文，這是一種用阿拉伯文字母拼寫維吾爾語的文字，但它是在伊斯蘭教傳入新疆以後才逐漸形成。漢文書寫應該比察合台文早，但從詩簽的書寫痕迹看，漢文墨跡浸透了察合台文，書寫時間明明晚於察合台文，那麼詩簽怎麼可能是唐人所寫的呢？

五是元和年間的前後許多年，回紇人尚未到達米蘭，米蘭尚為吐番人佔據，此時既無漢人也無回紇人居住，怎麼可能會出現寫漢文詩的回紇居民呢？

然而，這些質疑沒有被學界接受，主流意見仍然認為詩箋是唐代珍貴文書。

學者楊鐮窮追不捨，經過大量調查研究，弄清楚詩箋的製造者可能是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博物館的Ｌ先生，參與者是S先生，到1990年底到1991年初，他到烏魯木齊尋找當事人，這時L已於一年前去世，S先生給楊鐮寫出證明：「新疆自治博物館從西大橋到現址以後，L同志就曾叫我抄過詩篇。大約是1961年到1962年上半年之間，一次L來找，讓我把一些詩句抄在兩張殘紙上，他還把要抄的內容用另外一張紙寫好給我看。抄這個做什麼用，我並不知情。抄完後不久，我就到南疆『社教』，離開博物館。兩張紙怎麼被當成唐代文物送到北京等情況，我毫不知情。大約十年後，想不到它竟成了『文物』，印在書的封面上。他當年寫詩的紙也沒有保存下來。為了不繼續貽誤後人，我便把上述情況告訴了楊鐮同志。所謂『坎曼爾詩箋』是我應L之求，無意中書寫的。」

至此真相大白。身為考古泰斗的郭沫若，的確是上了一當。

這起發生在半個世紀以前的偽造文物事件，只是個人行為，沒有更直接的功利目的。郭沫若之所以如此表態，也不是沒有感覺到簡體字的疑問，而是因為這件文書太適合當時的政治需要了。如今，考古和旅遊，和地方經濟關係越來越密切，許多地方都恨不能挖出一個兵馬俑來，變成搖錢樹，以假亂真的可能性就更大了。前車之鑒，不可不察。

【來源：愛思想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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