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之間：你的逆差，我的問題

從廣場協議到中美貿易戰，美國從來沒有解決自身債務問題，思維和行為模式上也大致相同。中美間隔閡，很難用幾個「協議」來填平。

——從「廣場」到「盧浮宮」

對於市場來說，眼下蔓延的中美貿易戰擔憂，是一個」unknown unknowns」，也就是完全的「不確定性」。

回溯歷史，我們也許會有更好的答案。美國曾經在1985年要求日本和西德等國簽訂了一份「廣場協議」，簽訂這份協議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美國感受到了貿易的「不公平」。在各方利益的協調下，日本和西德最終同意本國貨幣兌美元升值的最終方案。但很多人可能並不知道，在廣場協議簽訂的兩年後，日本等國又與美國簽下了一份「盧浮宮協議」，這一次，美國希望大家停止讓美元貶值。

我們先從「廣場協議」說起，這份著名的協議有著深刻的歷史背景。首先，以美元為中心的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建立是不可忽略的。布雷頓森林體系於1944年正式構建，並成為二戰之後國際金融秩序的核心。布雷頓森林體系的核心是固定匯率制度，所有的非美貨幣與美元掛鉤，讓美元成為了國際貨幣體系中的皇冠。與此同時，馬歇爾計劃等援助計劃也導致了歐洲和日本對於美國經濟和資金的深刻依賴，而各種軍事援助也導致了各國紛紛尋求美國的安全承諾。

但不幸的是，沒有完美的制度。美元中心下的固定匯率制度從60-70年代起就開始面臨挑戰，背後的一個根本原因是「特里芬難題」。特里芬難題也被稱為特里芬悖論，特里芬天才地指出：「由於美元與黃金掛鉤，而其他國家的貨幣與美元掛鉤，美元雖然因此而取得了國際核心貨幣的地位，但是各國為了發展國際貿易，必須用美元作為結算與儲備貨幣，這樣就會導致流出美國的貨幣在海外不斷沉澱，對美國來說就會發生長期貿易逆差；而美元作為國際貨幣核心的前提是必須保持美元幣值穩定與堅挺，這又要求美國必須是一個長期貿易順差國。這兩個要求互相矛盾，因此是一個悖論。」

根本上來說，只要經濟在發展、資本在流動，希望維持固定匯率制度的設想幾乎是不可能的。於是，布雷頓森林體系最終在70年代初土崩瓦解，但關稅總協定（也就是後來的WTO）、IMF和世界銀行作為布雷頓森林體系的遺產，他們仍然存在，但也經常受到美國的影響。浮動匯率制度走向前台，只是美元中心制度仍然穩固地存在著，直到今天也依然如此。背後的根本原因是美國在全球勢力版圖中的一家獨大。

而這只是問題的一部分而已，美國的經濟發展依賴消費、對外戰爭和軍事保護承諾導致財政急劇惡化，因此美國很難解決自身的逆差問題。更加令人沮喪的是，如果美國實現經常項目（貿易+財政）順差，那麼世界經濟可能會面臨更大的困難——因為大量的新興國家都需要倚賴美國的消費，才能夠實現自身的脫貧和經濟發展。而一旦美國出現貿易順差，美元就會面臨升值的壓力，新興市場貨幣一旦順勢貶值，往往伴隨著巨大的危機。

因為政治經濟展模式的固化，美國會天然地存在經常項目逆差，從國際收支的角度來看，因此美元會走弱。但其他國家需要累積美元的外匯儲備來保障自身的經濟和金融安全，所以美元會走強。在這幾個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美元開啟了浮動之旅。

浮動之初，美元緩慢貶值，這似乎也大致符合美國的想法，因此一切相安無事。但是到了80年代初期，美國在里根治下實施了供給學派的經濟舉措，通過「寬財政緊貨幣」來解決當時的滯脹問題，美元在高息下開始大幅升值。到了廣場協議簽訂前，美元指數從80年代初的大約85的水平，快速升值到150。伴隨著美國的經常項目逆差，美國坐不住了，要求主要的對美順差國幫助美國解決問題。在美國面前，日本和西德自然沒有抵抗的能力，同時在某種程度上他們也不希望看到自己的貨幣大幅貶值，於是，「廣場協議」達成。

日元和馬克在「廣場協議」簽訂之後開始了瘋狂的升值之旅，日元在兩年之內升值50%，美元指數也回到了80年代初的水平，但美國的經常項目逆差問題並沒有得到絲毫解決。在市場預期美元會繼續貶值並開始對美元產生信任危機之後，1987年美國再次召集主要發達國家在巴黎的盧浮宮會合，這一次簽訂的協議叫「盧浮宮協議」。這份協議的核心是美國希望大家能夠協力合作來保持匯率市場的穩定，換句話說，美國覺得美元匯率已經差不多到位。根本上，美國仍然希望維持美元的中心地位，而不希望市場認為美元會一落千丈。與上次一樣，非美國家仍然沒有太多的話語權。除了聽美國的，似乎也沒有更好的選擇。而最終美國成功向世界部分輸出自己的危機，也保住了美元的中心地位。

從廣場協議到盧浮宮協議，直到現在的中美貿易戰，美國從來沒有解決自身的債務問題，思維方式和行為模式上也大致相同。當然與當年的爭端不同的是，中美之間的隔閡，很難用幾個「協議」來填平。這場貿易戰走向何方，現在下定論還為時過早，但這絕不會僅僅是一場貿易爭端。

作者：德國商業銀行亞洲高級經濟學家 周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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