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憂傷的年輕人：從五四學人看啟蒙之路
歷史的許多場景，總是有某種驚人的相似性。
《易中天品三國》里有一個有趣的說法：赤壁之戰的時候，孫權27歲，諸葛亮27歲，周瑜34歲，魯肅37歲，劉備47歲，曹操54歲。孫劉聯軍首腦人物的平均年齡是34歲，正是周瑜的年齡。所以，有人說，赤壁之戰是年輕人打敗了老年人，是新生力量打敗了傳統勢力。
「五四運動」在中國「歷史三峽」（唐德剛語）中的地位不言而喻。非常有意思的是，運動的鼓吹者、領導者、參與者們當時都很年輕，整個一幫「80後」「90後」（生於1880年代或1890年代），陳獨秀、蔡元培略大點，也不過40歲，胡適28歲，羅家倫22歲，傅斯年23歲。
所以說，年輕是一種力量。無論後來的學者們對於五四運動的意義作出如何不同的評價與闡釋，有一點卻是共識：這股由年輕力量推動的時代風潮，直接改變了當時的中國，其影響甚至延續到了今天。
時隔近百年，「五四」依然是個熱門話題。
「五四」話題為何依然這麼熱？過去很長一段時間，人們往往喜歡從政治價值的層面去解讀「五四運動」，對其最常見的評價就是「這是一場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運動」。今天看來，這個評價可能並非唯一的答案。我想，人們至今熱衷於「五四」話題的討論，更重要的原因恰恰在於另一方面：它還是一場帶有強烈啟蒙色彩的思想革命。
眾所周知，「五四運動」並非是「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的，而是「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的，它有一個漸進孕育的過程。遠的思想根源，可以上溯到梁啟超、譚嗣同那裡；近的思想根源，則來自於「新青年群」，包括陳獨秀、胡適、李大釗、錢玄同、魯迅、周作人、劉半農、劉文典等人。
「新青年群」是新文化運動的直接領導者和推動者。以1915年9月陳獨秀在上海創辦《青年雜誌》（後改名《新青年》）為起點，高舉「德先生」（民主）與「賽先生」（科學）兩面大旗，從批判中國舊有的傳統文化入手，主張中國文化要全方位地向西方學習，並以現代西方文明為樣本來重估中國人過去的思想行為。正如美籍華人學者周策縱先生所言，「五四運動」的基本精神就是拋棄舊傳統並創造一種新的現代文明，以「拯救中國」。
1917年1月1日，《新青年》第二卷第五號刊出一篇署名「胡適」的文章《文學改良芻議》。對於當時的《新青年》讀者來說，這個作者的名字還有點陌生，但這篇文章的論調卻驚世駭俗、振聾發聵，發出了日後被譽為「文學革命發難的第一聲」。
接到此文後，陳獨秀「快慰無似」，不僅立即安排刊登，而且「趁熱打鐵」，親自撰寫《文學革命論》，更為直接、更為堅定地提出「文學革命三大主義」：「曰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曰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鮮明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曰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了的通俗的社會文學。」強強聯手，拉開了白話文運動的序幕。
一石激起千層浪。兩篇文章迅速在中國文壇引發廣泛關注和熱烈討論，新舊兩派各持己見，劍拔弩張，而新派人物則奉胡適、陳獨秀的主張為圭臬，比如錢玄同就認為：「余謂文學之文，當時哲人如陳仲甫、胡適之二君，均倡改良之論，二君邃於歐西文學，必能為中國文學界開新紀元。」受胡、陳影響，錢玄同後來還發明了一個響亮的口號「桐城謬種，選學妖孽」，頗生波瀾。
應陳獨秀的再三邀約，胡適匆匆結束在美國的學業，於1917年6月回國，先在上海略作停留，又回到家鄉績溪小住，隨後於9月10日抵京，正式出任北京大學文科教授，與「革命戰友」陳獨秀並肩握手，開啟「引領新思潮，建設新文化」的新征途。
從某種程度上說，「五四運動」的勝利，是陳獨秀的勝利。或者說，是陳獨秀們的勝利。「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倡導和指導者，主要是以《新青年》和北京大學所結集起來的知識分子為主；『五四運動』的發端，及始於以北京大學等專上學校為主的青年學生，這都是共識的歷史事實。到了五四前後，無論是倡導新文化運動的知識分子抑或是推動救國運動的青年學生，在當時錯綜複雜的政治派系和勢力中，隱然勃興成一股新的革命力量」。
然而，以陳獨秀、胡適為代表的「新青年群」，本質上是一群「純粹的近代知識分子」（李澤厚語），之所以站到了歷史的前台，與他們自身的成長經歷、時代背景大有關聯。當然，還有一個因素不容忽視，就是知識分子的歷史擔當，所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新青年群」的努力，後來被學界稱之為「知識分子的反叛」，其啟蒙價值不言而喻。在他們的「凱歌高奏」聲中，偶像被打倒，傳統被撕裂，經典被重讀，權威被衝擊，這無疑為後來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奠下了堅實的思想基石。
其實，「五四」知識人所倡導的思想觀念、政治主張，未必都是正確的，有的確實有些極端甚至是錯謬的，所以當時以及後來經常會發生各種各樣的論戰，如科學與玄學的論戰、東西方文化問題的論戰，等等。大家吵得不亦樂乎，各不相讓，似乎也沒有什麼標準答案。但思想啟蒙這東西正應如此：在紛繁複雜的論爭、多種聲音的交匯中，相互碰撞，求同存異，尊重個體的力量，堅持批判的精神，不斷向前，直至找到新的方向。我覺得，思想多元、允許爭論是「五四」留給後人的寶貴財富之一。
遺憾的是，由於國家民族命運的斗轉星移，「救亡又一次壓倒啟蒙」（李澤厚語），從此元氣大傷，一蹶難振。「五四」所要走的道路並未走完，特別是思想啟蒙之路。這可能正是人們至今依然深切懷念「五四」的根本原因。
TAG:急就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