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是近代史？

最近，導師講了一場研究近代史三十餘年的心得體會，雖然只有導師三十分之一不到的時間，千分之一不到的功底，但這個熱度我還是要蹭一下的。

學歷史有啥用？文科有啥用？買菜的時候用得上嗎？這樣的發問當然是愚蠢傲慢而不自知，十有八九會被駁斥得體無完膚。可把這個蠢問題拋給一個弱小、孤獨又無助的文史哲研究僧時，挑釁可能就成功了。

不管用怎樣嚴絲合縫的邏輯進行行為合理化，在現實焦慮面前，防線都是一觸即潰的。當同齡人為生計奔波時，你還沉浸在無用之用的學術奧秘里，當要學一技傍身，考慮飯碗問題的時候，你卻泡在圖書館裡猛操這些跟你未來半毛錢關係沒有的知識。高投入，長周期，低產出，問題還在於越努力，投入的沉沒成本也越大，就越跟書本外的現實二律背反。吃得苦中苦，方為窮書生，簡直細思極恐，恐到你懷疑人生。所以，算完這筆賬後，還能跑來這裡搞歷史，只能用冥冥之中的玄學解釋了。當面對難以自恰的問題時，最後的辦法就是迴避它。

迴避掉大前提以後，為什麼偏偏選擇近代史呢？這又是一道送命題。距離產生美，也能產生神秘感，一般人對歷史的觀感大概也無非這樣，歷史距離越久遠，經時間長河篩選下的史料越少，格調就起得越高，秦磚漢瓦，唐風宋雨，古代歷史往往透著恍如隔世的仙氣。加上輝煌燦爛的東方古文明，更引人折腰。而近代部分呢，按照傳統說法，泱泱中華開啟了一段向下沉淪的民族屈辱史。讀起來只有大煞風景、索然無味。

歷史越是靠近當下，信息呈指數增長，資料就越詳盡。眾說紛紜、視角萬千，彼此能互相印證自然是好事，但也往往爭訟不休，製造出太多的羅生門，讓人如墜入五里霧中。（所以我一直很好奇後人將如何書寫今天——這個信息大爆炸時代的歷史）。

最要命的是，近代史領域還承擔了太多它不該承擔的非理性偏見，意識形態的裹挾、現實政治的對壘，又或者是對官方敘事的逆反，還是逆反之逆反，都在左右之間震蕩、喧嘩。與學術圈子內相對規範的論辯相比，公共領域則瀕於失范，近代史教科書的權威被徹底消解，撕X戰隊，唾沫橫飛，就連一些已經達成共識的事實判斷也沒人在乎了，人們只相信自己願意相信的部分，結果這個領域就成為了謠言重災區。稍舉一例，五四剛過，諸如「震驚！五四運動領袖最後做了漢奸，北洋軍閥個個精忠報國」之類的地攤謠言又粉墨登場，賺得大批網友在底下高呼顛覆認知：以前被教科書騙了，歷史真相原來是這樣。

大眾傳播自有它的邏輯，除此之外，誰該為以上的歷史虛無負責？任何一門學科都有面子和里子，學術研究是里子，通俗普及是面子，面子是要靠里子才能撐得起來的。但我所了解的近代史學大多是表裡不一、各玩各的，史學研究和社會幾乎分道揚鑣。里子——學院派過於清高而棄公共史學於不顧，遠在大眾距離千里之外的雲端，精於研究而荒於表述。我記得一位老師談過學術界對《百家講壇》的態度，總少不了一點冷嘲熱諷。可有多少青少年就是看著《百家講壇》，看著《明朝那些事》，從而對歷史產生興趣，選擇歷史專業的啊。

社會公眾對高質量歷史內容的需求不曾消減，學界整體的反應卻頗為冷淡。歷史從未被邊緣化，被邊緣化的，或者說自我邊緣化的僅僅是史學而已。這一點，歐美史學強過我們太多。所以是高築學術壁壘，任地攤網文、謠言、厚黑成功學充塞整個公共史域，還是主動承擔起向大眾傳播歷史人文素養的責任，產出高水平的普及著作呢？答案很明顯。

話扯遠了，總之，近代史的面目，包括歷史本身和價值判斷都是混亂的（當然混亂失序也未嘗不是一件好事）。但在混亂之中，又有一股蓬勃的張力。百年恥辱，百年生聚，這段歷史見證了千年未有之變局，在亡國滅種之際的觸底反彈；在溢出傳統軌道之後，現代中國的脫胎換骨、涅槃而生。彷徨與探索，改良與革命、救亡與啟蒙，每一對的彼此拉扯都改變著潮水的方向，也影響了中國將往何處去這一宏大的元命題，其波瀾之餘浪，及今仍未平息。

這種古今中外，共冶於一爐的開放和混亂，站在轉型路口上的不確定性，某種程度上，對我來說是一把鑰匙。用這把鑰匙正好可以巧妙地切入整個人文社科體系。歷史本身就包含著政治、經濟、文化的疊加，而近代史因其特殊性，可往外、可向內，可前探、可後顧，四面交叉，也許能成為打破各個學科壁壘、對話全局的鑰匙和捷徑。譬如近代思想史的書單中一定有西方哲學和思想，史學理論大概離不開馬克思和韋伯的解釋系統。最佳的近當代底層歷史書寫往往是一批社會學著作等等。

所以，接下來，我將嘗試回答上面的那些問題，為什麼選擇歷史，為什麼又是近代史？其實研究近代史本身不是目的，從近代史入手，構建自我的知識體系才是最大訴求。簡單說，就是求其貫通——建成坐標軸，才能在其上標定新知的位置，從而習得知識的消化、整合、管理能力，最後學以致用，為筆端輸出提供不竭的資源。

這樣一來，近代史，或者是歷史，就被降格成知識序列中的一環。但畢竟我還是個史學研究生，歷史還是我們的基本應用領域，所以它還是整個框架的主脈，其它知識需要收束在這個主脈周圍，基本做到近代史「精」、古代史、世界史「專」，社科理論只需「通」或者入門即可，而無關的內容則不需要再浪費時間，否則難免囫圇吞棗，貪多嚼不爛。當然這個野心其實就已經足夠大了，不過從方法論上講，還是有相當操作性的，至少避免了低效的知識收集。

以上也能解釋我另一個傾向——比較疏遠那些新文化史的碎片化研究，比方：民國哪個縣哪一年的玉米收成、晚清哪個村的衛生狀況，東部一個城市的肥皂工廠，上海婦女穿什麼鞋子，或者像某位老師舉的例子——曹雪芹有幾根白頭髮，這些研究好像非常符合現在的史學潮流。但不好意思，個案如果只能做到就事論事，在我這裡純屬浪費時間，沒有任何價值，我也不會去寫（坐等畢業論文打臉），因為這些碎片沒有辦法嵌進我的知識建構。我們從來都不是被動地搜集、考訂和闡釋史料，史學不完全就是史料學，研究歷史更像是一個認知-解構-建構的過程，總需要一種超越的整體眼光和形而上的追求，一些核心的問題總是更為迷人。不過沒有細化碎片支撐的宏大，也是空中樓閣，所以目前穩妥折中的辦法似乎是以小見大，從宏觀處立論，從精微處著力。

胡適說：怕什麼真理無窮,進一寸有一寸的歡喜，這句話可以稍稍緩解一下「吾生有涯而知無涯」的焦慮。不過要想達成上面的目的，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終究難逃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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