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三四學員吳永強‖靈與肉在大地上廝殺
文學是一種慢，慢慢你就知道了
我有一個老鄉，叫劉一夢，比我大八十歲，現正躺在老家以孟良崮命名的烈士陵園裡。上世紀二十年代末，二十歲出頭的他混跡於上海，出版過一本短篇小說集《失業以後》，涉及當時的年輕人與那個時代，塑造了許多年輕的工人形象。那時候左翼文學開始興起，魯迅對這本小說給予了很高的評價。
拋開政治因素，所謂「生的苦悶」和「性的苦悶」構成了那個時代青年人文學表達的一個重要主題。我讀郁達夫的小說，從未感覺他寫的是將近一百年前的往事，那個失業在家寫稿的青年，那個躲在異國出租屋裡手淫和窺淫的青年，完全就是我們這個時代青年的一張張面孔。
一代人死了，新的一代人必須從頭開始梳理自己存在的價值。一個畫家曾告訴我，畢加索並不能將達芬奇趕出美術館，而電燈一出世就給煤油燈判了死刑。我看到了郁達夫的苦悶，看到本身並不能解決我的苦悶，我必須參與其中，去經歷那種現代的苦悶，享受「沉淪」的過程。
自媒體扶搖直上，傳統新聞業風雨飄搖。有一段時間，我任職的媒體休刊整頓，我開始了無所事事的日子。每天告別兩歲的兒子，走出家門，去公交車上和圖書館裡「上班」，漫無目的遊盪於這座城市，在所有的街巷閑逛。許多年前的十九歲，我懷揣一份大學錄取通知書來到這裡，此後很多年，直把異鄉作故鄉，這裡成了我安身立命的居所。無所事事，就在腦子裡放電影——我從未像此時一樣感覺自己愧對這座城市。
「失業」以後，我還寫了幾篇小說，鼓足勇氣，立志要抒發一種憤懣。如你所見，《鏡子之城》中主人公的工作際遇，就是我這段時間的寫照。所幸的是，我所任職的傳統媒體痛定思痛，經過一段時間轉型，終於復活，繼續在一條道路上掙扎前行。
去年6月的某一天，我有了寫這個小說的衝動。三個關鍵詞蹦進了我的視野：戀愛十年，小姐，失業。三十歲男女的故事。我曾在一次酒局上向一群作家闡述大體的情節，一些辭彙從口中飄出，自己反而害羞起來。到了8月，小說剛剛開始，我寫了一首和小說同名的長詩。詩歌一氣呵成，小說卻拖拖拉拉；不過還好，已經形成文字的詩歌，恰恰成了小說的寫作大綱。名字一直在改，最後定為《鏡子之城》。
這自然成了我最用力也最吃力的一個小說，首先是篇幅，目前為止最長的一個中篇小說，其次是充斥小說中的情緒，如此頹喪，每當我坐在電腦前，接著前一天的文字繼續敲打，就陷入進去了。後來現實中我早已走出了那種情緒，卻又不得不面對小說中更加頹喪的人和事。終於，在放置了一次又一次之後，我寫完了這個小說。本來以為寫完後會心情失落，卻也沒有。原因有二，一是拖的時間太長了，從有寫的想法到寫完，有半年時間，好像在寫到一半的時候心情不好，結束時已無所謂；二是結尾早就預定好了，最終的寫作並未突破那個預定。當然，寫的過程中一直在修訂，推翻了很多過於簡單或者不可能實現的想法。
「鏡子之城」，我喜歡這四個字，並為之寫了一首短詩和一首長詩。短詩出現在小說中。對於小說中出現「詩人」這一形象，那是我再熟悉不過的了，好像順手拈來，而且自信比很多人寫到的詩人更切合這個形象在目前所存在的狀態。
生活實在庸常，這座置身的城市，我早已以主人的身份自居，卻並非真正的主人，那些生活年代更久遠的人，經常向我指點所謂的生存之道。無數次喝醉酒回家，打車穿越大半個城市，彷彿在漂移。僅有一次，我在另一個城市喝醉了酒，打車回酒店。計程車穿越長江和嘉陵江，凌晨下起了小雨，那種感覺真奇妙——些許興奮的異鄉感，久違的感覺。後來我把這種感覺帶回濟南，竟也有了一些不同的想法。
有些小說雖摻雜諸多個人情緒，向外擴展至社會的很多角落，卻不足以滿足自我審問的需求。這個意義上，《今日小雪》則是另一種小說，不同於《鏡子之城》在篇幅上和情感上的摧枯拉朽，它更像小冷盤，在交談中呈現普遍的狀態。它沒有大起大落，只不過是幾個同學之間的一次酒局，暗藏的對撞在交談中完成。類似的酒局我經歷了不少，而且還在經歷——在遠離親人的異鄉，同學成為生活中相互依存度最高的人。我在這座城市有那麼多同學，他們會在不經意間進入我的酒局和小說。
我經常發現自己一事無成。真的，比如寫作。有一天我推翻了許多之前的文字，立志寫小說。那是在三年前。如果說詩歌是遼闊的天空，那麼小說則是廣袤的大地，我願意站在大地上仰望星空。我三十多歲了，作為詩人已經老了。我逐漸厭倦詩人身份的自己，而作為寫小說的人——我幾乎沒有什麼可以拿得出手的小說，因為太懶了，有想法無行動，如同大量空想主義者，空洞地存在於這個世界。
想起和同齡小說家的交談，他們中的很多人會提到一個名字：王小波。而我沒有。在我最需要王小波的少年時期，進入閱讀視野的是路遙。當然，也不只有路遙，還有柳青、曲波甚至奧斯特洛夫斯基，那時雖然已是90年代甚至新世紀，但是沒辦法，從縣城延續到鄉村，我能找到的書只有他們。一個時代結束了，其在思想和文化上的影響依舊蔓延在廣闊的縣城以及鄉村世界，時代的惰性深刻影響著這片土地上的我們。
無所謂遺憾或者慶幸，一切發生的都已經結束，但那種徹骨的影響伴隨了我很多年，我不得不一次次反省，我到底需要什麼？後來我也讀了王小波，但已非極具可塑性的少年時期，此時我已進入正規的文學閱讀，難以形成靈魂的對撞。但我還是去努力形成一種對撞，哪怕它是薄弱的，有總比沒有好。所幸，後來又有很多名字衝撞著我的世界，他們中靠前的幾位是：卡佛、卡爾維諾、馬爾克斯、曼德爾施塔姆、魯爾福、佩索阿……
現在，我坐在大明湖畔的辦公室里，窗外是逐漸暗下來的天空和深邃的湖水，車聲此起彼伏。單位門口的街道命名為貢院牆根街，所謂貢院，就是明清時考舉人的地方。我曾在另一條名為壽佛樓后街的小街租房住過兩年，兩條街互相平行著通向大明湖，相距幾百米，中間夾著貢院，也就是現在的省府。幾百年前，也曾有一個人在大明湖畔彷徨，租房居住，隨著人流走在貢院牆根街上，走進貢院，去接受命運的施捨。作為一名考生，他耗盡了一生的努力，卻始終未能進入體制。後來他幹了兩件事：做一名民辦教師，用來糊口；寫小說，用來撫慰心靈。
他是淄博人蒲松齡。
我每天走在蒲松齡曾走過的路上，上班，寫稿。在我看來，他和郁達夫一樣，文字依舊散發著魔力。同樣是在大明湖，清初詩壇領袖王漁洋在二十三歲時寫出一組秋柳詩，名震天下，至今湖邊還有一座秋柳園；十幾年後，王漁洋的老鄉、二十多歲的蒲松齡第一次來到這個北方的小湖，希冀再現前輩的輝煌。然而，這座湖見證了一個文學青年萬丈光芒的同時，也見證了另一個文學青年的潦倒史——不僅在仕途上差王漁洋遠甚，究其一生也沒能抵達王漁洋最初的文學高度。然而，時至今日，蒲松齡的文學存在遠遠超越了王漁洋，他影響了一代又一代人。我還發現，即使是詩，蒲松齡那些富含生活血肉的分行文字，也比當時富麗浮華的無病呻吟更有生命力。
「生命力」，多麼好的一個詞，它支撐了一個偉大小說家一生的追索。那些散發著人性關懷的鬼魅至今猶在湖邊駐守。夜深人靜時，當我遊盪於湖邊的亭台樓榭，偶爾會邂逅它們，比如一隻野貓凄厲的嚎叫，比如一棵海棠樹滄桑的背影。
「我這一代人」最終成為偽命題，並不存在這一代、那一代，就文學意義而言，我並未發現我和郁達夫以及蒲松齡在代際上有根本差異。我逐漸對剛才寫下的這些文字產生質疑，「我」不再具有廣泛的代表性，我只是我自己而已。另一個淄博人魏思孝跟我說：「我不寫我不熟悉的。」我深以為然。那些別人的天空和大地，同樣被我銘記，轉化為我自己的方式在眼前和腦際不斷發酵。
肉體和靈魂在大地上行走，這就構成了一個問題的兩面。靈與肉，我永遠在與這兩個東西廝殺。
一首詩的意義和無意義
「我」的出現，對於漢語，意味著什麼？
「此刻」，對於龐大的時代而言，意味著什麼？
「此刻的我」，對於所有的時代和語言而言，意味著什麼？
我寫的這首詩，和之前的一首有什麼分別？它的意義是什麼？之前那一首的意義又是什麼？
如果沒有意義，我為什麼要寫？
如果有意義，我的終點在哪裡？
時間在流逝，之前所有的岔路，以及當時的選擇棄我而去；我三十一歲了，前三十一年的選擇都已被我隨手用盡；今天過去了，我的選擇又少了一天。在通往死亡的途中，之前所有的岔道都已不再，前方的岔道還在誘惑著我、阻撓著我。
我試圖寫出那些選擇的可能性，無所不在的可能性，過去的和未來的可能性。一首詩就是一種可能性，它封閉了過去的可能性，同時也為過去創造了新的可能性（過去並未在詩中終止），其指向，是更加久遠的未來的可能性。而我自己，只是一首詩的載體，說白了，我和手中的筆（或鍵盤）是一樣的，都是生成這首詩的工具。
我寫出了一首詩，但我並非其主人，只是記錄者。需要有一個人來記錄一種狀態，並以此來揣度這個時代，最終形成一本微縮版的《史記》，或者《聖經》。在這裡，可以向前走，也可以向後走，儘管隨心所欲。而最終，這些文字的命運會在哪裡？
在藝術領域，先進和落後不是一成不變的。煤油燈並不比電燈差，若以燈芯的生命力和歡快度而言，煤油燈充滿了人間的溫情。畢加索橫空出世，蒙娜麗莎的魅力不會在現代性面前遜色；李白再偉大，也阻擋不了我把身體融進《詩經》中河洲的腳步；我偏愛曼德爾施塔姆，但也會分一部分愛給普希金。
不否認，現代性是一種藝術的正確。但不以狹義現代性為目的的廣義現代性似乎更有其存在的價值，文學要通往人的心靈，現實的「通往」和現代的「通往」之間，並非不可調和。在靈魂面前，流派沒有意義；在分行的文字面前，用什麼筆來書寫沒有意義。
當然，詩並非新聞稿，也非報告文學，不是饑寒時扔過來的一塊饅頭、一件大衣，而是饅頭之外的酒，是大衣裡面的羊絨。詩是柔軟的針，綿密的雨，是一邊親吻一邊開槍，是斗室里的煙雨江湖。
再次說到地域性。許多年前，我以「故鄉」進入詩歌寫作，近一兩年我一直在思考「故鄉」存在的意義。這個世界哪裡還有什麼故鄉？我的故鄉就是你的異鄉，帶著感情色彩的描摹總有一點兒不準確。現實的故鄉並非我所擁有，心靈的故鄉一直被我懷抱。故鄉問題，在很多別的詩人那裡並不是問題，而是可以一下子繞過去的普通的點。在自我和本我之間設置一個外在的故鄉，好像有點兒多餘。我要關注的只能是「我」和這個時代，中間一切多餘的因素都可以切除。如果有，那也是派生出來的，而非一開始就存在的，如此，新的故鄉會以更冰冷而又更透徹的方式出現。這裡的「新」不具備排他性，非城鄉二元對立，非故鄉與異鄉對立。現實社會形成的對立，在藝術中顯然應該有另一種表現形式。
關照自我，或者靈魂，唯有如此，才是寫作的歸途。我是誰，誰是我？載體只是一種莫須有的命題，甚至只是自我想像。在這個基礎上，一切都是載體，我是載體，書寫的筆是載體，詩中寫到的意象也是載體。那些意象，在這裡或在那裡，在故鄉或在異鄉，都無所謂。如果說小說是對一個問題的窮追猛打，詩就是冷眼旁觀；我是現實中一個運動的個體，詩是飄在空中時刻關注我的一雙眼睛。
最終，一切飄忽不定的想法都落腳在文字上。尋找一首詩的眼睛和尋找一首詩同等重要。往往，這個「眼睛」是一兩個句子，主要是結尾。有時，也不是句子，而是一種狀態，句子存在的狀態。我偶爾會生出一種惶恐感，比如約稿，比如投稿，比如被任何人讀到的時候。我對於我的努力是否得到認可滿懷期待，很多時候，我的期待來了，卻不是那個期待，它會換了模樣。自我認知和別人的認識往往差距很大，有時候我認為高的，在別人眼裡卻很低；有時候我不屑一顧的，他們會拍案叫絕。
錯愕感，有時候也是一個寫詩的過程。
（吳永強的2004年，山東師範大學本科留念）
吳永強，筆名老四，1985年4月出生，山東臨沂人，居濟南。寫詩的媒體人，寫小說的詩人。魯迅文學院第三十四屆中青年高研班（青年作家班）學員。在多家刊物發表詩歌、小說若干，出版長篇小說一部。曾參加人民文學雜誌社舉辦的第二屆「新浪潮」詩會，獲2014「紫金·人民文學之星」詩歌佳作獎。
本期值班、排版編輯：董喜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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