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文物有靈」，是因為它們反映著整個國家民族的歷史和命運

最新 05-09

2014 年初，「譯文紀實系列」推出的《兩個故宮的離合》引起了巨大反響。讀者們見到用中文接受採訪的作者，無不驚嘆於這位日本人對兩岸故宮的興趣和了解。用作者野島剛本人的話來說，讓中國台灣與大陸兩地讀者感到新奇的，或許正是他所獨具的「第三隻眼」的角度：

「在寫故宮問題的時候，我已儘力排除意識形態，不管對於哪個故宮，都儘可能站在客觀公正的立場下筆。當然因為我是擔任《朝日新聞》台北特派員時所採訪，因此以在台灣所見所聞採訪內容為主，與台灣相關的內容佔了三分之二，但是在政治上，我誓未袒護任何一方。《兩個故宮的離合》一書在台灣和大陸的銷售量都超乎我的預期，也得到不錯的評價，我認為這即是因為我以第三者的立場，帶給讀者新鮮的感受。」

圖左為《兩個故宮的離合》，圖右為 2015 年野島剛到譯文社拜訪，手持《兩個故宮》一書獲得 2014 年年度書業好書獎的獎盃和獎狀

不久後，野島剛發行了第二本書寫故宮的作品《故宮物語》。作為對故宮博物院成立 90 周年的獻禮，這本書的繁體中文版題為《故宮 90 話：文化的政治力，從理解故宮開始》。雖然書中收錄了不少台北故宮珍寶彩圖，但作者的關注點並不在於藝術：

「有關故宮的書已經有很多，但多數都是歷史或藝術的專家所寫。我自己沒有學過史學或是藝術史，並沒有想要寫一本純粹歷史的書或藝術的書，這些交給專家更好。我是通過故宮這個過濾器，描寫與中國大陸、中國台灣和日本有關的亞洲近代史及現代政治。讀過這本書的人就會知道，基本上政治和外交的內容應該佔了大半。因為故宮就是政治問題和外交問題，我相信這個觀點和過去所出版的故宮書籍完全不同。」

為此，野島剛精選了 36 件台北故宮的「文化明星」，以此為稜鏡，折射出他所理解的故宮世界。

翠玉白菜：台北故宮的「人氣國寶」

「我不知道看過《翠玉白菜》多少次了，但每次到訪台北故宮，還是會去看一眼。為什麼呢？在故宮所有的展區中，沒有其他任何展覽品會有這麼多人圍在四周仔細觀賞。」

白瓷嬰兒枕：定窯白瓷引人入眠

「《白瓷嬰兒枕》造型的巧妙之處，在於小嬰兒也是睡姿，他兩手向前抱著枕頭，頭向上略微抬起，斜斜地看向上方，雙腳交錯。這個姿勢使得背部形成自然彎曲的樣子，正好放置頭部。連這麼微妙的樂趣也認真追究，這是中國人可怕的地方，果然民族的年齡已有四五千年。」

陶馬：幫助故宮的日本人

「坂本先生拿出了他認為最好的三件收藏品，台北故宮方面中意的是瑞典人安特生（J. G. Anderson）發現的才出土的彩紋土器《安特生大壺》，以及唐三彩佳作《陶馬》。幾經考慮，最後帶回台北的是《安特生大壺》（台北故宮稱為《半山式彩陶罐》），這件幾年之前曾因坂本先生高價競標而在倫敦的拍賣會上形成話題。又過了一年後，坂本先生收到台北故宮寄來的公文，故宮表示之前沒有選中的《陶馬》，希望坂本先生仍願捐贈。看得出來台北故宮是厚著臉皮說的。」

宋徽宗書詩：風流天子徽宗的威力

「宋徽宗的書法和繪畫都是一流，這就不必再贅言。他愛畫花鳥，充滿生命的張力，執著於寫實描繪，刻畫入微，如此用心於繪畫的皇帝，說他無能，有點難以相信。」

元太祖半身像：橫綱膜拜的成吉思汗像

「台北故宮員工告訴過我這個故事：『台北故宮有成吉思汗的畫像，日本的相撲橫綱曾經來看過，他們看到畫像突然趴在地上開始膜拜，我們在現場的人都嚇了一跳。』後來調閱資料才知道，二〇〇六年八月時，蒙古出身的相撲選手朝青龍曾在他成為『橫綱』的最盛時期到訪台北故宮。「

富春山居圖：兩岸泣別的名畫

「二〇一一年六月，《剩山圖》運到台灣，兩張泣別的畫在長期分離之後再度相見，戲劇性的一刻終於在台北故宮發生。文物終究是文化，但是文化的事件議題由政治來串聯，如果政治成為障礙，就用政治來解決難題。黃公望厭惡政治而遠離隱居，畫下《富春山居圖》，但是這幅畫經過漫長歲月，卻因為政治才得以重逢，黃公望如果在世的話，不知道會作何感想。」

嘉量：想當始皇帝的夢想

「開始接觸台北故宮文物之後，發現過去在教科書或是歷史書上讀到的知識，竟然以具體的形貌出現在眼前時，每每讓我感動不已，這是以前從沒想到的事情。」

剔紅花卉長頸瓶：漆器之美

「雕漆器在日本的鎌倉時代傳到日本，也是所謂『唐物』大量進口，成為寺廟、貴族階層府邸內的器物，是重要的寶物。雕漆在日本數量日增，鑒賞品質的眼光也隨之提高。……永樂皇帝送給日本的禮品就有很多雕漆，甚至改變了日本的審美觀，從喜歡黑色變成紅色。」

看了上面的各種國寶文物美圖，不要以為野島剛這本新書《故宮物語》只是在那裡簡單介紹文物哦。這本新書其實分三個部分：《話文物》《談故宮》和《訪昔人》。以下就是《談故宮》中的一段重要往事。

故宮文物海外漂流記

一九二五年誕生的故宮，首次赴外國展覽的國家是英國。原因是英國的中國藝術愛好者提出邀請，希望在倫敦舉行大規模的展會，其中包括大衛爵士（Sir Percival David），他是東方藝術的收藏家，聞名於世，南京的國民政府對這個邀請積極回應。當時中國國內輿論認為，萬一發生意外，珍貴文物將無法恢復，對於赴海外展覽相當消極，清華大學教授對此聯名提出激烈批評：「自九一八事變以來，國民一睹而不可得，今英人一紙，遽允所請，厚人而薄己，所謂國寶者，亦不過政治家之一份壽禮而已，何國之有？」總之，知識分子評價都不高。此外，知名畫家徐悲鴻針對政府主張「宣傳中華文化的意義」也提出異議，他認為中華文化是世界公認的事實，因此根本不需要宣傳，徐悲鴻指出：「文物從北京運到南京，已在避難當中，沒有必要出國。」

但是，當時的南京國民政府認為，自從九一八事變以來，如要牽制日本侵略華北的行動，可以通過宣傳中華優良文化的「文化外交」，有助於建立良好的「中英關係」及「中歐關係」，因此決定參加。這個決定的背後，與當時不久前義大利與法國相繼在倫敦成功舉辦藝術展覽密切相關。這兩次展覽對於英意和英法關係都發揮了正面影響。事實上，故宮的英國展也的確產生了蔣介石等國民政府高層原來意想不到的成果。

「倫敦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從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到次年三月，以英國政府和南京國民政府共同主辦的形式，在英國皇家藝術研究院（R.A.）的百靈頓堂展出，展示品以當時歐洲高人氣的陶瓷器為主，故宮的展品佔一半。除了故宮的文物之外，還有古物陳列所、中央研究院、北平圖書館、河南博物館、安徽圖書館等館所的文物。中國方面共出借一千兩百二十二件。但是，展會的展品不只是從中國運來的東西，總展出件數達三千三百件，文物流出海外情況令人印象深刻。英國海軍遠東艦隊巡洋艦「薩福克號」（H.M.S. Suffolk）滿載文物，在一九三五年從上海出發，經過四十八天的航行，終於在七月二十五日抵達朴次茅斯港。

展會非常成功，為期十四周，參觀者達四十二萬人次。

故宮文物到英國展覽大豐收，第二次赴國外展覽的地點令人有些意外，是在蘇聯首都莫斯科；但是如果從當時國際情勢研判，那就不能說是意外了。

蘇聯展在一九四〇年舉辦，中國正捲入抗日戰爭之中，此時的中蘇關係相當密切，對抗日本的步伐一致。當時的蘇聯不只幫助中國共產黨，也支持國民黨，蔣介石也想討好斯大林。

舉行展覽時，蘇聯和中國關係急速密切，恢復邦交，成立中蘇文化協會，並由這個文化協會主辦展會。一九三九年中蘇締結《新中蘇通商條約》，國民政府需要強化武器裝備，蘇聯也注意到這樣的情況。

有關蘇聯展覽的資料非常少，故宮本身也沒有積極公開什麼蘇聯展的消息，連現在所謂的故宮正史這樣的公開資訊也沒有記載。其中的理由容後再談，在故宮所有的赴海外展覽中，蘇聯展的謎團最多。

以下的說明，主要依據北京故宮出版的月刊《紫禁城》二〇一三年三月號刊載宋兆霖所撰之《再探抗戰時期中國文物赴蘇聯展覽之千迴百折》所寫成。

蘇聯展覽的特殊之處在於故宮文物借給蘇聯達三年以上，英國展和之後其他展覽的借展時間都沒有超過一年。當時的國民政府已暫遷到重慶，故宮文物也從南京到西部去，分別保管在四川、雲南、貴州等地。此次展覽要花功夫從各地搜集文物，包括保管在貴州安順的十件商周青銅器、四十件玉器以及四十八件唐、宋、元、明、清的書畫。不只是故宮文物，尚有古物陳列所、中央研究院的文物，還加上個人收藏品。

運送文物時，原本也提出比照英國展方式派出蘇聯軍艦，但後來是用火車走陸路運輸。一九三九年七月從重慶出發，行經新疆，在九月時抵達莫斯科，這是一趟長達兩個月的旅程。

展覽於一九四〇年一月在莫斯科國立東方文化博物館開展，原本是展到次年三月，但因為各方好評不斷，所以延長了一年以上，文物也就地留在莫斯科。「蘇聯對外文化協會」更進一步向國民政府提出要求，希望從一九四一年三月開始在列寧格勒舉辦「中國藝術展覽會」，蔣介石猶豫之後，還是同意，可見對於蘇聯還是有「特別考量」。

本來列寧格勒的展覽是到一九四一年七月結束，但是六月的時候蘇聯和德國爆發戰爭，故宮文物果真與戰亂緣分很深，展覽因而中止，國民政府擔心文物安全，急催蘇聯還迴文物，但是蘇聯以搬運安全為由延後歸還。

焦急的國民政府下達最後通牒，表示要派軍機載迴文物。最後文物在一九四二年九月走陸路回到中國，文物送到蘭州，蘇聯在這裡交接給國民政府。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