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與施羅德曾長談5小時，提到一座城市，令西方媒體大為感動

文 ｜ 李響

除中國之外，世界上與周恩來最有緣分的土地恐怕就是歐洲。在樹立三觀的青年時期，他不僅赴法旅居兩年，還周遊英國和德國。耶魯大學教授羅達·威登堡以精神分析學方法研究了周恩來早期思想的形成過程，發現「與周恩來同期赴歐勤工儉學的中國學生有很多，但他們都沒有像周恩來那樣在歐洲奠定了一生的基礎」。正是在歐洲，周恩來為團結各黨派留學生初展統戰才能，熟悉了西方社會的思維邏輯、社會習俗。在歐洲，他不僅成長為革命家，更成長為外交家。也許，與西歐國家發展外交關係，是周恩來最得心應手的業務之一。

周恩來在德國柏林萬賽湖留影

但是在西歐國家中，與新中國關係最疏遠的西德恐怕最難搞定，雙方「來往不多，誤解不少」，法國與美國對中國態度的轉變，促使務實的德國人後來居上，進軍東方。原德國外交部部長施羅德首先放出試探氣球，周恩來建議以外交學會名義邀請施羅德訪華。1972年7月，施羅德對中國進行為期兩周的訪問。在會客廳門口一見面，周恩來用德語對施羅德說「歡迎你」，那天北京經歷了漫長的伏旱突然下了場大雨，周恩來意味深長地說：「我也感謝你帶來的一場好雨。」這句雙關語引起在場人員的歡笑，也成為第二天幾乎所有西德媒體的新聞標題。

施羅德與周恩來進行了長達5小時的談話。除巴黎外，周恩來最熟悉的歐洲城市應該是柏林。1922年3月至1923年初，周恩來在柏林生活了將近一年時間，因為柏林生活費更低，更便於開展革命工作，他在那裡結識了朱德。周恩來很擅長運用生活經歷拉近賓主距離，他談起自己50年前居住在柏林康寧大街，是一個位於第五層樓的單間屋子，沒有電梯，附近有湖。他還提起了「柯尼斯堡」，說「我從未用過加里寧格勒這個名字，將來也不會用」。柯尼斯堡曾是德國人至為驕傲的文化古城，原普魯士公國首府，哲學家康德的出生地。二戰後這座城市被蘇聯佔領，改名為加里寧格勒，「柯尼斯堡」成為德國人心頭之痛。這個禁忌之名從中國總理的口中說出來，令西德媒體大為感動。施羅德說：「我是和一個非常熟悉德國的人談論德國，這就是這次交談真正吸引人的地方。」

施羅德評價周恩來是「有彈性的優質鋼」。他對外交部原副部長王殊回憶說：「周總理對國際局勢觀察的深入，判斷的敏捷，在國際上是人所共知的，而我對他的富有人情味，使客人無拘無束地展開充分的討論，更難以忘記。我做外交工作多年，接觸過不少蘇聯領導人，他們的呆板、生硬，令人生厭。在西方政治家中，難以打交道的人也有不少。」

1972年10月11日，中國與西德簽署建交聯合公報，兩德統一後也以這一天作為建交日。在此前後，中國與義大利、奧地利、荷蘭、比利時、冰島等歐洲國家建交，並與英國結束半外交關係正式互派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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