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學哲學思維的多級化發展
易學哲學思維的多極化發展
春秋戰國這五百年歷史，是中國社會由奴隸制到封建制大轉折大變化的時期，是中華民族各種學術思想文化大辯論、大發展的時期，真正出現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活躍局面。
在這期間，與易學哲學思維中的陰陽學說得到長足發展的同時，五行學說也在幾千年前已經萌芽的基礎上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出現了鄒衍等人為代表的五行學家、五行學派。將陰陽學說與五行學說相結合，用以闡發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體自身
臟象、經絡，如何防病、治病的中醫經典著作《黃帝內經》，學術界一般都認為其成書於戰國時代。從《黃帝內經》一書中，看其作者用陰陽五行學說解說天體運行、地球上氣候變化以及人類社會、人體疾病發生、發展、治療、保健等等一切問題的透徹、熟練程度，可以推想，陰陽五行學說幾乎已經成為當時所有人的哲學思維方式。由此推理，我認為，以易學陰陽八卦為基礎，結合河圖洛書、天干地支、五行學說，後來被歸人易學數術類的大部分東西，如太乙術、六王術、奇門術、占星術、相人術、相地術（後來叫風水或堪輿）等等，均在春秋戰國時期已經萌芽成形成。可以佐證這一點的還有，本來是成書於戰國時期的《黃帝內經》，卻託名黃帝與歧伯對話，把中醫研究的這些成果一律上溯到黃帝時代，把功勞歸於黃帝或其大臣，真正的作者卻隱姓埋名。這種著書的特點，在太乙術、六壬術、奇門術、占星術、相人術、相地術等等著作中，幾乎一模一樣，無一不託名黃帝，都說這些數術產生於黃帝時代，是黃帝或其大臣完成的。
到漢代，雖然出現了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學術局面，孔子及其弟子所寫的「易傳」成為《易經》的一部分，但董仲舒更把陰陽五行學說發展到極致，用五行相生相剋來論證歷史的發展、朝代的更替，在人與自然的關係上進一步走向極端，提出「天人感應」學說，把天體運行、自然界中一切異常現象都與人事社會的得失興衰聯繫起來。使易學進入了封建迷信的泥潭。在漢代，象數易學得到了窄前的發展，甚至走過了頭，一直到晉代出現了王弼掃象，以糾其偏。但將五行學說納人易學研究之中，卻是當時的普遍現象。其中易學家京房，根據爻變學說，將（易經》六十四卦的次序重新進行了排列，分成八宮，安上世、應，將天干地支納入六十四卦，又配上五行六親，以此構成的所謂納甲簽法，比起(易經》以卦爻辭為主來占斷的古簽法有了更多的邏輯推理的依據，避免了古簽法的隨意性和主要依靠靈感思維的弊端，使易佔有了更多的規範性、穩定性、可操作性。再加上以五銖錢代替蓍草，簡化了起卦的方法程序，故而歷經唐、宋、元、明、清，一直到今天，仍然是易占的一種主要方法。
與此同時，產生於春秋戰國時期的其他數術，如太乙術、六壬術、奇門術、占星術、相人術、相地術等等，都進一步得到了長足的發展。這不僅在《漢書·藝文志》中有明確記載，解放後在安徽阜陽縣雙古堆出土的「太乙九宮占盤」等出土文物，也證明了這一點。這些數術的共同特點，都是以易經八卦為基礎，將河圖、絡書、天干地支、陰陽五行等符號納入自己構築的象、數、理、占模型之中，綜合運用邏輯思維、形象思維和靈感思維這三種思維方式，以達到「斷天下之疑」、趨吉避凶、指導人們行為的實用目的。其中以人的出生時間的天干地支來推導人的命運的所謂·八字算命術」，相對來說，與（易經》的距離較遠，它的思維模之中，沒有八卦的概念，也沒有河圖、洛書。但其陰陽概念來著於易學，也是確定不移的。孔子在《繫辭傳》中講的「一陰一陽之謂道」和「樂天知命故不憂」等等思想，恐怕已經是「算術」的濫觴了。雲夢睡虎地出土的秦簡《日書》，說明戰國時代也同樣是八字算命術的萌芽時期。但「算命術」比起其他易學數術來，成熟要相對晚得多。到唐代李虛中以人出生的年月日的干支為依據，以陰陽五行生剋理論來推斷一個人一生的命運，才使算命術初步形成一套完整的系統，但還只有「六個字」。直到唐末五代人徐子平又加上人出生時辰的干支，才使「八字算命術」趨於完整和成熟。後經宋、元、明、清的不斷發展和完善，成為流傳至今的所謂「四柱命理學」。
總之，以易經的陰爻、陽爻、八卦符號為基礎，以太極圖、河圖、洛書等圖象數理為依託，以記年、記月、記日、記時的天干地支六十花甲子符號為經線，以金、木、水、火、土五行關係學說為緯線，幾千年來的易學研究，構成了龐大的易學文化體系，包括義理和象數兩大流派，「學」和「術」兩個方面，並滲透到幾千年中國社會的政治、經濟、軍事、科技、文化、教育等各個領域，不可避免地也滲透到中華民族一代又一代人的思維體系之中。如果說，易學的哲學思維體系乃是中華民族幾千年來哲學思想的主體，乃是中華民族獨特的思維科學，恐怕並不為過。
在今天，在世界變成「地球村」，東西方文化日趨交會融合的情況下，我們理所當然的，應從整體上研究中華民族傳統的思維科學——易學哲學體系，並且應該不局限於「學」的方面，應該連「術」的方面一起來進行研究，取其精華，棄其槽粕。就連現在的西方國家也在研究我們先賢流傳下來的易經，中國的易經被西方稱為《東方的天數》，由此可見我們中國流傳下來易學的深奧性與研究性很是不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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