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與社會文明
社會文明泛指人類社會在初步脫離野蠻、愚昧狀態之後，逐漸進步的程度和開化的狀態。長期以來，理論界都是把社會文明劃分為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兩大部分。有著深厚歷史沉澱的佛教在這其中又有著怎樣的發展和推演呢？本文試就這樣的思路，希望藉助時空的隧道，回顧和探討佛教在其當中的定位。
一、「眾生平等」的價值回歸
眾所周知，佛法雖然發源於印度，但並非是印度當時固有的宗教。佛陀出世時，印度的本土宗教是婆羅門教，這是一個由某種特定祭司——婆羅門為主的宗教。基於血統主義的強烈維護者立場，形成了一套極端嚴格且具排他性的種姓制度，依於人的出生而作階級的劃分。身份的生而有之，保障了某些特定階層的既得利益，但帶給所謂下等種姓人群的，卻是無盡的夢魘。與出生高貴的婆羅門、剎帝力相比，這些出生就是「不凈」和「染污」的賤民，生活在社會的最底層，不但沒有現世的尊嚴和地位，就連未來再生的希望也被否定，因為他們被劃定為「一生族」──僅此一生再無來世。
佛陀在這樣的時代思潮中應世，他雖然隸屬高貴的剎帝力種姓，享受著王子的尊貴，但對於這種依種姓制度決定生命價值的宗教產生疑惑，所以他要去探尋生命面對生、老、病、死的究極答案。佛陀後來不但自己覺悟，而且以自覺之法——「四聖諦」教導眾生解脫生命的困頓。佛陀所證悟的「緣起法」從根源上否決了婆羅門教的種姓制度，他倡導四姓平等，認為：「不以所生故，名為婆羅門。業故領群特，業故婆羅門。」強調人的命運由自己的行為負責，並且在僧團中率先實踐，無論任何種姓出身的人都可以加入僧團。在僧團倫理中，用出家的年資來代替在家的出身，這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無疑具有顛覆性的意義。讓那些賤民出身的人從所謂的「神授」意志中解脫，在追求生命凈化的歷程中，有了新的出路和典範。
透過思想的洗禮去改良社會的陋習，這樣的非暴力抗爭，無疑是佛陀的悲心使然。爾後，佛教在印度廣為傳播，種姓制度一度萎縮，直到十三世紀印度教復興，才又重新籠罩整個印度。隨順當代的多元文化思考，也許有人會認為：「應該尊重當時的文化傳統」，這樣的言論聽來似乎不錯，但我們是否可以推己及人地換位思考，假設我今天是那些賤民階層中的一員，從出生伊始，無論怎樣的努力，卻註定要從事最骯髒的工作；無論多麼的虔誠信仰，也沒有解脫的可能，淪為社會的邊緣族群。試想：這樣的傳統是需要的嗎？況且佛陀出世的時代，當時印度的文化傳統就是認同「種姓制」的。
佛陀雖然也認可世間存在的良善習俗，而說：「我不與世間諍」，但他也同時教導弟子：「對於那些導致傷害和痛苦的……，你就應當放棄它們。」可見，佛陀對世間價值認同、取捨的標準就是「護生」。那些令生命產生痛苦和傷害的，無論貫以文化、傳統、歷史的光環，佛陀都絕不與之苟同。當今世界，「動物權」、「環境權」、「女權」的問題，越來越引發關注，重溫佛陀2500年前「眾生平等」的聖教，是否更值得我等佛子去努力行踐之？
二、佛教的社會效應
佛教從印度傳來中國，積極吸納中國的本土文化，印度的僧侶來華傳播佛法，中國的僧人西行取經。來來往往之間，不僅是宗教的使者，也是文化的傳遞者，在這樣的背景下，佛寺林立、典籍浩瀚，這樣的物質和非物質文化遺產，直到今天，已經成為中華文明不可分割的組成。
佛教的傳播是非暴力主義的，這點與其他宗教的傳播歷史相較，應該是佛教的特質。憐惜生命的脆弱，洞觀眾生掙扎在貪、嗔、痴中的無奈，佛陀傳播佛法的目的是「不忍眾生苦」，更以大智慧的透徹，了達緣起的深意。所以，他不會因為慈愛眾生，而強迫他們加入、認同自己的宗教，更不會有「順者昌，逆者亡」的言論和行動。正如佛陀當年在印度的堅持，對於種姓制度的不認同，不是通過政治流血的顛覆，而是採取宗教改良來實現。這種溫和堅持的性格，延續傳來中國，與中國固有的儒家文化融匯，成就了中國佛教的中庸性。
文化的融和同時造就了佛教藝術的高度發達。石窟的開鑿、佛像的塑造、佛塔的屹立……這種帶有虔信心的經營，在中國的山河大地，處處都留下了歷史的痕迹，成為人類不朽的智慧財產。常言道：「天下名山僧佔多」，其實，應該是」僧建多」。歷代的祖師大德，在深山中開荒建寺，吹法螺、立法幢，成就一方凈土。這些肩負教化責任的佛教寺院，如同枝繁葉茂的菩提樹，給周遭的眾生帶來了清涼、喜悅；在物慾橫流的社會，尚且保留一泓清泉，洗滌塵世的喧囂。試想，名山大川如果失卻了這樣的人文景觀，那麼不真成了「見山是山，見水是水了」。所以，佛教的到來，豐富了中國文化的內涵，造就的無數佛教勝跡，成為收藏中國歷史的最佳博物館。
三、佛教的社會責任
佛教的教化意義，更有啟迪世間人心的積極作用。隨著科技的進步，社會經濟也得到突飛猛進的發展，古人「小國寡民」的理想社會，離我們已經漸行漸遠。物質的優厚與精神的匱乏困繞著世人，所引發的危機是人與人的衝突、國與國的紛爭。有人說，這是人類過度物化，缺乏信仰的結果。但縱觀當今世界，恰恰因為人類強烈的自我愛，導致信仰也成為衝突的理由。那麼，在這樣一個紛雜的時代，我們要選擇怎樣的方式自利、利他呢？佛法的智慧無疑是行動的活水源頭。
以「緣起」解構世間和自我的定位，無疑是佛教的特質，在這樣的坐標中，個人只是因緣和合的一種呈現，所以佛法是「無我」的。當然，這不僅僅是理智上的了知，而是透過戒、定、慧的修習得到的究極結果。所以一個有佛法智慧的人，對自我的認識是理智而客觀的，對他人的慈悲也是無條件的。不因為任何的理由，造成對其他生命的傷害，這種不傷害原則就是佛教的戒律，也是修行轉凡成聖的基礎。
當然，這只是消極的不傷害原則，佛教菩薩道淑世的熱忱還體現在積極的利他精神。具體做法是——「四攝法」，也就是以布施、愛語、利行、同事四種方式利益眾生，近則解除他們現實身心的苦迫，遠則種下菩提的種子，未來成就佛道。所以，慈憫眾生，不等同要擁有眾生；幫助眾生，也不需要黨同伐異。時時以佛教的「無我」智慧自利、利他，世間的和諧也就不求自得了。
與社會的自他共處，佛教還倡導「上報四重恩」，即父母、國土、眾生、三寶的恩德。因為緣起的世間是相依、相存的，學習感恩既是善待他人，也同樣的在善待自己。佛教重視福慧雙修，認為福報的累積在於心念的端正和方法的正當，布施無疑是實踐的根本。因為慳貪導致貧困和匱乏，而布施帶來富足，是」如是因，如是果」的。幫助眾生解脫物質的匱乏，遠離顛倒、恐懼，奉獻自己的財力、身力，即是行布施。如果以般若為導，這樣的布施即可超越為成佛的資糧。
所以，佛教既重視物資獲取的合法性，又鼓勵將自己的所得與他人分享──既要善取、更要善用。這樣一方面斷除了自己的慳吝心，另一方面又滿足了對方的需求，激發回饋社會的責任感，有利於社會以和平的方式處理物質的再分配。因此，佛教引領眾生向上、向善，慈悲、平等的精神，有其普世的價值，對於凈化人心、促進社會發展，推動社會文明進步，有其不可或缺的意義。
四、結語
以上三點闡述，僅僅是簡略地說明，在社會文明進程中，佛教所發揮的積極作用。21世紀科技、經濟高速增長的繁榮，掩飾不住人類心靈的空乏，社會問題、社會矛盾日漸突出。如何更好地實踐佛陀慈悲濟世的弘願，凈化身心，造福有情，是當代佛弟子肩負的社會責任，也是當仁不讓的歷史使命。了解這樣的時代背景，對於平息紛爭，維護世界和平，促進社會發展都有極其深遠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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