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縱華盛頓的隱秘富豪

撰文：簡·邁耶

翻譯：黎愛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編者按：由科赫兄弟為首的科氏工業集團是全球最大的非上市公司，美國第二大私人企業。與比爾·蓋茨、巴菲特相比，同樣躋身福布斯、胡潤富豪榜前十的科赫兄弟更加隱秘，他們利用以科氏工業為中心的「科赫章魚」網路控制著美國的智庫、媒體、學術機構等，進而將美國政治收入囊中。在此之前的1979年，試圖躋身政壇的大衛·科赫還為競選副總統花費了200多萬美元，結果鎩羽而歸，只贏得了1%的選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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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產品一樣製造變革」：自由至上主義的生產線

在法庭和國會接連受辱後，科赫兄弟開始從商業和政治上調整自己的方法。他們開始更有戰略地行動，投入資金以全新的方式追求權力。科赫兄弟政治轉變背後的最重要人物是理查德·芬克，同領域的批評者們給他取了「海盜」的綽號，因為他的美好生活建立在他們的工資上。

芬克的著名事迹是，19世紀70年代末，這名二十七歲的研究生打著艷麗的藍色領帶，身著格子襯衣和嶄新的白邊黑滌綸西裝，飛到威奇托向查爾斯要錢。「我看起來真是個傻瓜。」他後來承認。芬克在新澤西州梅普爾伍德（Maplewood）長大，他開玩笑稱《黑道家族》（The Sopranos）就像是他們家的故事。之後他成為奧地利自由市場理論的信徒。他希望查爾斯能資助新澤西羅格斯（Rutgers）大學的一個項目，他在紐約大學攻讀研究生學位的同時在那裡兼職教書。當時在大多數院校里，奧地利經濟學課程和維也納圓舞曲一樣非常少見。而在芬克遊說後不久，查爾斯允諾給項目15萬美元。後來芬克問查爾斯，為什麼他會投那麼多錢給一個長頭髮、大鬍子、身著閃亮迪斯科套裝的研究生，據說查爾斯打趣道：「我喜歡聚酯，它是從石油製造出來的。」

到80年代末，芬克已經取代加圖的埃德·克蘭，成為查爾斯·科赫的主要政治助理。克蘭感興趣於自由至上主義思想，但認為它「令人毛骨悚然，當你必須應付政治家的時候」，芬克則不同，他著迷於權力的具體細節。用六個月時間研究科赫兄弟的政治難題後，芬克規划了一個實踐藍圖，表面上受哈耶克的行動模式啟發，但它超越了查爾斯1976年就這一主題所作論文的遺漏之處，給查爾斯留下了深刻印象。它題為《社會變革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Social Change），文中指出，製造政治變革的方法就像製造其他產品一樣。後來芬克在談話中描述，它分三階段佔領美國政治。第一階段需要「投資」知識分子，他們的思想將作為「初級產品」。第二階段需要投資智庫，將理念轉變成銷得出的政策。而第三階段需要補貼「公民」團體，它們將和「特殊利益」一道，施壓民選官員去落實政策。本質上它是一條自由至上主義的生產線，只待購買、裝配和開啟。

芬克的計劃為查爾斯·科赫量身定做，後者深深服膺哈耶克，並且以工程師的系統思維處理商業和政治。雖然有些人覺得視民主過程為一個工廠令人不安，但查爾斯很快採用了這一方法。他告訴自由至上主義作家布萊恩·多爾蒂，「實現社會變革需要縱橫一體的策略」。他說，它必須從「思想創造」轉變「到政策發展，到教育，到基層組織，到遊說，到政治行動」。不久之後，打趣的自由至上主義者將科赫兄弟不願曝光的多臂裝配線戲稱為「科赫章魚」（Kochtopus），這一名稱一直沿用下來。

弗里德里希·奧古斯特·馮·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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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政治，資助共和黨

與他們過去在自由意志黨的日子裡理想化但外行的方法相比，在芬克的幫助下科赫兄弟的方法明顯更加務實。因為生意麵臨嚴重威脅，他們開始玩華盛頓政治遊戲，積極程度與其他公司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例如，在經歷竊取印第安石油的參議院聽證會上的公關慘敗後，科氏工業打破意識形態，聘請了民主黨全國委員會前主席、當時的華盛頓首席說客，羅伯特·施特勞斯（Robert Strauss），公司很快在首都開設了辦公室，並發展成強大的內部遊說行動。芬克解釋說，公司在華盛頓的存在很有必要，因為它感到「被這個過程如此殘酷對待」而且缺乏「企業防禦」能力。

科赫兄弟過去不屑於傳統政治，如今他們卻成了共和黨的主要捐助者。參議院調查委員會前法律顧問肯尼思·巴倫注意到，「正是那次調查把他們帶向了共和黨」。他指出：「查爾斯一直是極右派。他們認為里根是個叛徒。但他們擔心自己的生意。事情關乎權力。」多爾蒂以差不多同樣的方式看待科赫兄弟擁抱共和黨。他相信，科赫兄弟是迄今自由至上主義思想的最大資助者，但他注意到並坦言，他們也成了「共和黨政客的直接資助者，出於和其他企業完全相同的理由。自由至上主義世界的許多人感到困惑，認為他們是叛徒」。

兄弟倆的投資很快改變了他們的政治地位。1996年，他們已經成為共和黨的主要玩家。80年代，大衛·科赫並不理會鮑勃·多爾（Bob Dole），一名來自科氏工業老家堪薩斯的參議員，認為他是另一個「毫無道德原則」的「當權派」政客，而到了1996年，他成為多爾對陣比爾·柯林頓的總統競選活動的副主席。科赫家族不再是局外人，他們成為多爾的第三大經濟靠山。實際上，大衛·科赫為多爾舉辦了生日聚會，候選人在那裡籌集了15萬美元。

據說多爾也幫助了科赫兄弟。批評者說，他支持一項保障他們這類公司的立法，指控必須支付巨額聯邦法律罰款有違法規。但是因為漢堡包中沙門氏菌的突然爆發，嚇得國會不敢減弱這類處罰，提議的法令就此夭折。假如這項法令通過，向科氏工業徵收的數千萬美元罰款將被取消。據《華盛頓郵報》稱，科氏工業在另一問題上確實成功得到多爾的幫助，從新房地產折舊計劃中免除稅款，這一政策為公司節省了數百萬美元。幾十年後退出政治生涯的多爾承認：「我一直相信，當人們給出大筆錢時，他們——可能是默默地——期望獲得一定回報。」

科赫兄弟在政治和在企業中一樣的強硬喜好，很快激起爭議。1997年，他們成為另一起參議院調查的焦點。這一年，柯林頓家族因競選資金的醜聞登上頭條，包括將林肯卧室（Lincoln Bedroom）租給大捐助者，從可疑的民主黨快錢金主鍾育瀚（Johnny Chung）那裡獲得資助。鍾還曾妄言，「我看白宮就像地鐵。你得投幣，它才會開門」。作為反擊，少數派的參議院民主黨人自己開展了不太受關注的探查，很快引向了威奇托的兩位鮮為人知的兄弟。

民主黨製作了一份嚴厲報告，揭露他們所謂的「大膽」方案，即在1996年競選的最終時刻讓秘密的大捐助人非法收買選票。行動由一家名為「三合管理服務」（Triad Management Services）的可疑空殼公司進行，他們花費超過300萬美元，在29場角逐中使用廣告異常嚴厲地攻擊民主黨候選人。超過一半的廣告資金來自一家默默無名的非營利組織經濟教育信託基金（Economic Education Trust），其資金來源的真實性成謎。參議院委員會的調查員相信，「『信託』實際上完全或者部分由威奇托的查爾斯和大衛·科赫兄弟資助」。根據參議院的報告，這家信託基金是前線組織（front group），目的是在違反競選財務法時用來掩蓋真正捐助者的身份。

科赫兄弟過去長期反對限制他們的政治開支，他們被懷疑秘密為攻擊廣告埋單，這些廣告大部分在科氏工業做生意的州播放。在三合管理公司特別活躍的堪薩斯州，這些資金被懷疑影響了四場不相上下的競選的結果。保守派共和黨山姆·布朗巴克（Sam Brownback）競逐參議員時得到了特別的幫助，包括密集的電話攻勢，告訴選民他的對手吉爾·多金（Jill Docking）是猶太人。儘管柯林頓總統成功連任，但堪薩斯州的可疑勝利造成了全國性影響，幫助共和黨保留了眾議院的控制權。

當被記者問及他們是否給過錢時，科赫兄弟拒絕回答。查爾斯·科赫也沒能回應參議院調查員的質詢。而在1998年，《華爾街日報》終於確認了一個聯繫，注意到一名領科赫兄弟的工資的顧問參與了計劃。共和黨人稱，他們只是想和工會開支平分秋色，但1998年企業與工會的支出比是21：1。最後，聯邦選舉委員會裁定三合的計劃違法，董事長兼創辦人卡洛琳·馬萊尼克（Carolyn Malenick）被處罰款。而其他參與者從未被確認。

查爾斯·路易斯領導美利堅大學調查報告工作坊，並且創辦了無黨派檢查團體公共誠信中心，據他形容，1996年的三合醜聞是美國政治的「歷史性」時刻。在此之前當然也有更大的競選醜聞。但三合是一種新模式。一家大型公司利用一家免稅的非營利機構作為前線組織，或者按他的說法，是「一個保險中介，以威脅的方式秘密影響選舉」，這是有史以來第一次。他說，科赫兄弟展示了「通過利用保險中介，你可以把一百萬美元傾倒在某些人的腦袋上」。用多年時間報道華盛頓的政治腐敗後，路易斯得出結論：「科氏工業是橫行無忌的公司中的典型代表。」

科赫家族在美國政治中日益增加的財源作用如此不同尋常，其原因不僅在於它自身蔑視規則的意願，也由於要配合芬克的計劃，將所有形式的政治支出——競選，遊說，和慈善——融合為一項未來為捐資者帶來巨大紅利的投資。路易斯的調查報告工作坊用2013年一年的時間，篩查科赫的財務記錄並得出結論，他們的行動具備「前所未有的規模、範圍和資金」，而且是以「直接經濟利益和政治利益共同強化」的方式。

1992年，大衛·科赫把兄弟倆多管齊下的政治策略比作風險資本家的多樣化投資組合。他告訴《國家雜誌》，「我的總體觀念是最小化政府作用，最大化私有經濟的作用及個人自由」。「通過支持所有這些各式『非營利』組織，我試圖用不同方法來達成那些目標。這差不多就像是投資者投資各種各樣的公司。他獲得了多樣性和平衡力，而且規避了風險。」

這一方法造成的結果是一張複雜的流程圖，它使得科赫兄弟能夠利用財富，從大量不同的方面同時影響公共政策。在頂端，所有資金有同一來源——科赫兄弟。而最後，所有捐資全都服務於相似的傾商業、限政府的目標。而他們通過三種不同的渠道同時輸送金錢。他們給政黨委員會和候選人，例如多爾提供政治獻金。他們通過政治行動委員會捐錢，並且用遊說施加影響。另外，他們成立了大量非營利團體，大筆資金來自他們私人基金會的稅減捐款。其他富有的活動家給政治捐款，而其他公司做遊說。但科赫兄弟的策略和大部分秘密的慈善支出，成為他們強大力量的助推器。

到1990年，進取的保守主義和自由至上主義積極分子踏破了威奇托的門檻，他們在這裡和先行者芬克一樣，向查爾斯·科赫兜售提議以期獲得他的贊助。典型的是1991年兩名前里根政府律師的經歷，克拉倫斯·托馬斯的前助手克林特·博利克（Clint Bolick），以及威廉·「奇普」·梅勒三世（William 「Chip」 Mellor III），兩人需要種子基金投資一種新的進取型右翼公益法律公司，該公司將為了「經濟自由」而向政府法規提起訴訟。梅勒回想：「還有誰會當真給我們足夠的錢？」據梅勒說，最初低階助手拒絕了提議，之後查爾斯·科赫本人當場承諾150萬美元，但有控制他的附加條件。梅勒回憶：「他說，『接下來是我要做的事。三年里，我會每年給你50萬美元，但你每年必須回來證明你達到了要完成的里程目標，我會在每年的基礎上評估，而且沒有擔保』。」這個法律團體，即司法研究所（Institute for Justice），持續得到反對政府法規的眾多成功案例，包括反對競選財務法，還有幾起案件上至最高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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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智庫與慈善輻射政治決策

「近年來，」1992年一則有預見性的新聞故事指出，「來自威奇托的錢幾乎湧入每一家華盛頓智庫，以及尊崇自由市場經濟與輕視政府監管的自由至上主義信條的公共利益團體。」文章指出，僅在1990年，查爾斯和大衛·科赫控制的三家主要的私人基金會，就向那些表面無黨派但受政治動機驅動的團體支付了400萬美元。

「科赫章魚」的多臂裝配線幾乎伸到美國各機構各層面，圖為科赫章魚的漫畫

在極右派自由放任經濟學的世界之外，幾乎無人察覺科赫兄弟的多維政治支出繼續增長。例如1998年至2008年，查爾斯·科赫的私人基金會，即查爾斯·科赫慈善基金會，花費超過4800萬美元的享有減稅的基金，主要交給了宣揚他的政治觀點的團體。克勞德·拉姆慈善基金會由查爾斯和他的妻子麗茲控制，此外還有兩名公司員工和一名會計，它同樣花費超過2800萬美元的減稅基金。大衛的慈善基金會，其超過1.2億美元的減稅基金，大量用於文化和科學項目，而非政治項目。與此同時，科氏工業在這些年裡花費超過5000萬美元進行遊說。科赫政治行動委員會（KochPAC）向政治活動捐款800萬美元，其中超過80%給了共和黨。此外，科赫兄弟和其他家族成員花費數百萬用於個人競選。

這樣龐大的政治事業究竟花了多少錢，只有科赫兄弟知道，因為公開記錄仍不完整。通過將大部分資金分散給錯綜複雜的非營利組織，科赫兄弟使公眾探查他們政治「投資」完整範圍的行動，即便不是不可能，至少也是很難完成。僅在2008年，公共稅收記錄標明，三個主要的科赫家族基金會捐款給三十四家不同的政治和政策組織，其中三家由他們創立，還有幾家由他們指導。

這裡存在一些法律界限。根據法律，免稅慈善機構，即國稅局標定的501(c)(3)，必須避免介入遊說和選舉政治，並且要為公眾，而不是為捐助者的利益服務。但這樣的法律很少執行，而且容易被靈活解釋。

批評者開始抱怨，科赫兄弟的慈善方式破壞了慈善捐款豁免稅收的目的。監督團體響應慈善全國委員會（National Committee for Responsive Philanthropy）2004年的報告發現，科赫兄弟的慈善事業為自己服務。報告還控訴，「得到基金會資金的非營利組織，所做的研究和宣傳都是基於影響科氏工業利潤的議題」。

但科赫兄弟辯稱，他們是出於公共精神，才向那些反對環境法規、支持降低工業和富人課稅的團體捐助了數百萬美元。幾名長期夥伴質疑這個說法。舊友格斯·迪澤雷加表示，科赫兄弟對自由至上主義的青春熱忱，很大程度上演變成維護企業自身利益的理論根據。他談及查爾斯，「也許他混淆了賺錢和自由」。另外一名保守派人士與科赫兄弟工作密切，但為了不破壞關係拒絕透露姓名，而他竟然稱他們的免稅捐贈是「一場騙局」。他聲稱，他們只是認為做慈善事業比納稅更好。「人們說，『哇，他們太慷慨了！』」他對此感到驚奇，「對於他們而言，這只是最佳選擇。如果他們不把錢投到自己的事業，那就必須交給政府。用這樣的方式，他們至少能夠控制錢如何花費。」他指出，通過將公司和慈善工作混合，「他們牽連出一些漂亮的細線。這實際上是另一種形式的遊說」。但他承認，「他們已經建立起相當驚人的組織機器」。

科赫兄弟從一開始就嚴加控制他們的慈善事業。大衛·科赫承認，「如果我們要給出一大筆錢，我們會確保他們花錢的方式符合我們的意圖」。「如果他們走錯方向，並且開始做我們不同意的事情，」他告訴多爾蒂，「我們就撤回資金。」

查爾斯·科赫「秀肌肉」的先例發生在1981年的加圖研究所，他解僱了智庫五位原始股東的其中一個。諷刺的是，儘管查爾斯曾批評羅伯特·韋爾奇通過炫耀組織股份的所有權，將約翰伯奇會變成崇拜他個人的團體，但查爾斯也以同樣的方式建立加圖，這家非營利組織由股東挑選董事會。在非營利組織的世界裡，罕有這種安排。但正如查爾斯在約翰伯奇會觀察到的，它確保了董事們擁有不同尋常的持續控制手段。

被查爾斯解僱的加圖董事，是自由至上主義圈子裡的重要人物默里·羅斯巴德（Murray Rothbard）。他是上西區激進的猶太知識分子，在更愉快的日子裡他的工作曾獲得查爾斯資助。羅斯巴德稱這場政變「不公正」「專橫」且「非法」。他接著聲稱，查爾斯「沒收了股份，我天真地將它留給替我『保管』的科赫在威奇托的辦公室，這種行為明顯侵犯我們的協議，也違背了自由至上主義原則的每一條宗旨」。

有些人懷疑，一名奧地利經濟學派的純粹主義者因批評科赫而被解僱，此人指責他們為獲取1980年的候選人資格而淡化了不受歡迎的自由至上主義立場。比如，該平台停止宣揚完全廢除所有所得稅，還呼籲縮減而非廢除軍隊。這場爭議向溫室中的自由至上主義社群拉響警報，站在羅斯巴德一方的人認為查爾斯冷酷而貪婪，對權力而非原則更感興趣。

後來在科赫四兄弟的多輪遺產爭奪戰中，其中一次羅斯巴德所作的聲明，就是以查爾斯對控制的追求為焦點。一份備忘錄做了總結，概括了羅斯巴德頗具預見性的證詞，其中引述他的說法說，查爾斯「不能容忍分歧」並且會「不計後果地取得並保持與他相關的非營利組織的控制權」。羅斯巴德指責查爾斯從辦公室裝修到加圖辦公用品的設計，一切由他支配。他更進一步說，查爾斯希望得到與他有關的非營利組織的「絕對控制權」，而他還一心想「能夠花別人的錢」。這種批評後來在科赫研討會的問題中重現，一些人認為這是查爾斯拿別人的錢建立受他控制的政治賄賂基金的手段。羅斯巴德還指責查爾斯，利用非營利組織「接近政府中有影響力的人物，並得到他們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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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學術灘頭堡

在80年代中期，正如芬克在計劃第一階段中呼籲的，科赫兄弟也開始建立自己的學術灘頭堡。他們將重點特別放在喬治梅森大學，這是一所弗吉尼亞州聲名遠播的高等教育系統，位於華盛頓郊區。1977年《華盛頓郵報》形容這所學校在「昏暗的曠野」艱難跋涉。到1981年，芬克已經將他的奧地利經濟學項目從羅格斯大學搬到了這裡，最終命名為莫卡特斯中心（Mercatus Center）。這所智庫的資助完全是外部捐款，主要來自科赫兄弟，而它位於公立大學校園之中，所以它帶有一定誤導性地自我吹噓是「市場導向思想方面的世界一流大學來源——彌合了學術思想與現實問題之間的鴻溝」。

喬治梅森大學莫卡特斯中心

財務記錄顯示，科赫家族的多所基金會向學校捐贈了3000萬美元，其中大部分給了莫卡特斯中心。《華盛頓郵報》稱莫卡特斯中心是「堅決反監管的中心，主要由科氏工業公司資助」。而這引發了質疑，莫卡特斯中心是否真的是一家獨立的知識中心，或者只是科赫兄弟遊說行動的延伸。克萊頓·柯平在喬治梅森大學教歷史，而且為比爾·科赫編寫過查爾斯政治活動的秘密研究，他毫不客氣地在報告里將莫卡特斯中心描述成「一家偽裝成公正學術項目的遊說團體」。他指出，這種安排對於科赫兄弟而言有財務優勢，因為「資助一個團體可以享有減稅，團體的所有實際作用都是為他的企業利益而遊說」。

與莫卡特斯中心在同一棟樓里的，是受科赫大量資助的人道研究所，查爾斯·科赫擔任主席。人道研究所由「鮑爾迪」·哈珀（F. A. 「Baldy」 Harper）創立，此人是自由市場的基本教義派，曾擔任自由學校的理事，他在自由學校時曾為《自由人》（Freeman）撰寫文章，稱收稅是「盜竊」，福利是「背德」，工會是「奴役」，並且反對法院責令的種族隔離的補救辦法。查爾斯·科赫曾熱情頌揚哈珀，「所有自由的老師中，無人如鮑爾迪一樣深受愛戴，因為他是老師們的老師，而且在教學中，教給他們謙遜和溫柔」。

人道研究所的目標旨在培養、拉攏下一代自由至上主義學者的小聯盟。因為思想戰爭的進展太慢讓查爾斯一度感到憂心，據報道他要求以更精良的標準來監控學生的政治觀點。令一些教員失望的是，申請者的論文必須經過電腦，以計算他們提及自由市場的偶像艾茵·蘭德（Ayn Rand）和米爾頓·弗里德曼的次數。每周開始和結束時，學生須測驗意識形態上的進步。研究所還提供有報酬的查爾斯·科赫暑期實習項目，將與科赫兄弟志趣相投的學生安置在觀念相近的非營利組織，在那裡他們可以進入自由至上主義者的關係網。

艾茵·蘭德（Ayn Rand）

與此同時，喬治梅森大學的經濟系成為爭議性理論的溫床，這些理論開始改變美國人的稅收法案，孵化出里根政府提出的格外有利富人的供給面減稅。喬治梅森大學的兼職教授保羅·克雷格·羅伯茨（Paul Craig Roberts）起草了里根時代首部供應側減稅法案的前身，由他的前任老闆國會議員傑克·康普（Jack Kemp）引薦。不僅這些減稅措施使政府資金匱乏，喬治梅森大學還從哲學上貶低它的作用。教員中的明星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是「公共選擇」（「public choice」）理論的創始人，他經常將他的方法形容為「沒有浪漫的政治學」，因為他將民選官員和公僕歸為另一類自我擴張、貪婪的私利團體，這一觀點在反政府的自由至上主義者中流行。1986年，布坎南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自由派經濟學家們驚駭不已。例如羅伯特·萊卡赫曼（Robert Lekachman）斥責布坎南貶低「為簡單的利己所有人類行為」。儘管如此，這個獎是無可否認的成就，它幫助學校和自由至上主義名揚各地。

加圖研究所研究員朱利安·桑切茲（Julian Sanchez）不久讚揚喬治梅森大學是「自由至上主義者的麥加」，他說，「這可能是全國受高等教育的自由主義者任職人數最多的機構」。而自由派用懷疑的目光看待科赫兄弟對學校突出的影響力。「這是華盛頓放鬆管制政策的起點」，研究右翼如何用錢的民主黨政治戰略家羅伯·斯坦說。注意到科赫兄弟異常大的作用，他說，「喬治梅森是一所公立大學，接受公共資金。弗吉利亞在主辦一個由科赫兄弟實際控制的機構」。

藉由加圖和人道研究所，科赫兄弟核對芬克社會變革清單的第一項——孵化符合他們觀念的學術思想的機構。莫卡特斯中心清點第二項，即一個旨在推動這些思想訴諸行動的更實際可行的組織。它所處的位置有附帶好處，穿過波托馬克河就是國會大廈，這使得研究員們能夠在國會聽證會上作為獨立專家定期檢驗。2004年，《華爾街日報》戲稱它是「你未曾聽聞的最重要智庫」，還指出被小布希總統放入「黑名單」的二十三條規定，有十四條是莫卡特斯的學者建議的。其中八項涉及環境保護。芬克告訴日報，科赫兄弟有「打（他們）戰役的其他手段」，另外莫卡特斯中心並不積極推進公司的私益。但是，得克薩斯大學專研環境問題的法學教授托馬斯·麥加里蒂（Thomas McGarity）認為，「科赫不斷陷入與環保局的麻煩，而莫卡特斯不斷攻擊該機構」。一名與莫卡特斯中心多次衝突的環保律師將它斥為裝扮成非營利組織的遊說公司，稱它是「改換經濟目的頭臉的一種手段」。這名律師講解了這一策略：「你把公司的錢，拿給一家聽起來中立的智庫」，這家智庫「雇有家世和學術背景的人，發表表面可信的研究。但他們全都和資助者的經濟利益完全一致」。

舉例來說，1997年環保局採取行動以減少地面臭氧——一種部分由煉油廠排放的廢氣造成的空氣污染。成為莫卡特斯中心高級官員的經濟學家蘇珊·達德利（Susan Dudley）對提議法規提出了新奇的批評。她說，環保局沒有考慮到阻擋陽光的煙霧減少了皮膚癌的病例。她聲稱，如果污染得到控制，每年將額外增加1.1萬個皮膚癌病例。

1999年，哥倫比亞特區巡迴法庭接受了達德利支持煙霧的觀點。法庭評估了環保局的規定，判環保局「明確無視了」「臭氧可能具有的健康益處」。就判定的另一部分，法院還裁定環保局逾越了職權。

後來，監督團體憲法責任中心（Constitutional Accountability Center）揭露，多數法官此前曾參加過一次主要由科赫基金會資助、開銷全免的法律研討班。那一次發生在蒙大拿州牧場，由科赫兄弟資助的經濟與環境研究基金會（Foundation for Research on Economics and the Environment）運營。法官聲稱，他們的決定不受公款遊玩的影響。然而他們對莫卡特斯中心的奇異論點的支持，很快證明是令人尷尬的。最高法院一致駁回他們的立場，指出《清潔空氣法》的標準是絕對的，也不受成本—效益分析的約束。雖然他們一方最終失敗，但案件表明，科赫兄弟的意識形態管道在嗡嗡作響地忙碌著。

莫卡特斯中心招募的最重要人物可能就是溫迪·格拉姆（Wendy Gramm）了。她是經濟學家兼得克薩斯大型能源公司安然的董事，也是有權勢的得州共和党參議員菲爾·格拉姆（Phil Gramm）的妻子。90年代中期，她成為莫卡特斯中心監管研究項目的主管。在這裡，她推動國會支持後來廣為人知的「安然漏洞」（Enron Loophole），豁免對能源衍生品的監管，藉助監管疏忽從中獲利。科氏工業也是衍生品的主要交易者，它和安然都為漏洞拚命作遊說。科赫以公司出於對聲譽的關心會進行自我監督為由，主張無須政府監管。

本文選自《金錢暗流：美國激進右翼崛起背後的隱秘富豪》（新星出版社 2018年4月版）第五章。該書詳盡曝光了1979年科赫競選副總統慘敗前後，以科赫兄弟為代表的激進右翼家族，為繼續把控美國政壇，如何通過暗錢，影響美國人決策和投票的不為人知的歷史；這種影響，甚至潛移默化地滲透到了美國的意識形態和思想當中。作者簡·邁耶在調查期間，還曾受到科氏集團的誣陷。

一些專家預見了危險。1998年，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Commodity Futures Trading Commission）主席布魯克斯利·波恩（Brooksley Born）警告，利潤多但風險高的衍生品市場需要更多的政府監管。但主持參議院銀行委員會的議員格拉姆不顧這些警告，制定了為安然和科赫量身定製的放鬆管制的法案，即《商品期貨現代化法》（Commodity Futures Modernization Act）。儘管波恩發出警告，但柯林頓政府在華爾街壓力之下，還是同意了豁免監管。

2001年，在成堆的虛假財務報表和造假的會計行為中，安然轟然倒塌。但是溫迪·格拉姆在爭取漏洞的一年後，已經從安然賺滿了180萬美元。而且事實顯示，安然在破產前，給過格拉姆參議員大筆競選捐款，而董事長肯尼思·萊（Kenneth Lay）曾捐錢給莫卡特斯中心。

2002年底，格拉姆夫婦已經進入半退休狀態，但在莫卡特斯中心，豁免包括能源衍生品在內的有極大市場風險的熱情依然不減。直到2008年經濟崩潰，其後果才完全顯現出來。到那時候，喬治梅森大學既是科赫資助高等教育的最大單個接受者，也是弗吉尼亞最大的研究型大學。

喬治梅森大學是科赫兄弟最大的自由至上主義學術工程，但並非獨此一家。根據一份內部名單，到2015年，查爾斯科赫基金會在美國高校中資助了307個不同機構的傾商業、反監管、反收稅項目，並且計劃再擴張進18多所。從缺錢的西弗吉尼亞大學到布朗大學，這些學校皆包括其中，科赫兄弟依循奧林基金會的傳統，建立常春藤聯盟「灘頭堡」。

在布朗大學，這也是通常被認為最自由派的常春藤學校，2009年查爾斯·科赫的基金會捐贈了147154美元給政治理論項目（Political Theory Project），這個閱讀自由市場名著的新生研討班，由自由意志論者約翰·托馬西（John Tomasi）教授講授。「讀了一整個學期的哈耶克後，他們在接下來的四年里很難擺脫這種觀念。」根據一家保守派刊物，托馬西這樣「狡猾地」吐露。查爾斯·科赫的基金還向布朗大學提供額外資金，支持研究「為什麼銀行放鬆監管有利窮人」之類題目的教師或博士後。

在西弗吉尼亞大學，查爾斯·科赫基金會捐款96.5萬美元創建自由企業中心（Center for Free Enterprise），連帶有一些附加條件。基金會違反傳統的學術獨立標準，要求對資助的教授擁有話語權。科赫兄弟的投資在這個由煤炭（科赫兄弟在煤炭方面也有經濟利益）支配的貧窮小州，擁有極大的影響力。贊成資助的西弗吉尼亞大學教授拉塞爾·索貝爾（Russell Sobel），2007年編寫了一部《釋放資本主義：為何繁榮止步於西弗吉尼亞州的邊界，以及如何解決它》（Unleashing Capitalism: Why Prosperity Stops at the West Virginia Border and How to Fix It）。書中認為，煤礦安全和清潔水的管理只傷害了工人。它問道：「工人們更安全真的比收入減少要好嗎？」不久，索貝爾向西弗吉尼亞州長和內閣介紹基本情況，也去了參議院和眾議院財政委員會的聯席會議。該州共和黨主席宣布，索貝爾的反監管著作是他們黨施政綱領的藍圖。

2014年，一家監管不嚴的西弗吉尼亞公司自由工業（Freedom Industries），向該州最大城市查爾斯頓（Charleston）的飲用水中，泄漏了一萬加侖散發惡臭的不明化學物質，當局下令遠離水龍頭，在30萬居民中引發恐慌。在折磨西弗吉尼亞的悲劇性工業災難似乎永無止境的歷史裡，這只不過是另一起罷了。而到那時，索貝爾早已遠去。他被列為南卡羅來納州要塞軍校的訪問學者，以及喬治梅森大學莫卡特斯中心的專家。

科赫兄弟日益增長的學術影響的辯護者，例如查爾斯·科赫基金會大學關係的負責人約翰·哈丁（John Hardin），認為他們的基金在給校園帶去意識形態的多樣性和討論思考。「我們支持那些在大學校園裡增添多樣思想的教授。而且在任何情況下，學校在人員和教學決策上要保持控制權。」他在《華爾街日報》寫道。

但在批評者眼中，科赫兄弟在腐蝕學術界，而不是改善它，他們贊助那些無法滿足合法獎學金標準的課程。西弗吉尼亞大學理工學院經濟學教授約翰·大衛（John David）見證了學校的變化，他在一篇嚴厲的報紙專欄文章中寫道，顯然「大學的全部學術領域都可以被收買，就像政治家一樣。不同之處是，大學應該允許開放對話和思想交流，而不是成為用外部特殊利益指定的政治宣傳，教化天真學生的地方」。

芬克計劃的前兩個步驟現在已經完成。然而科赫兄弟斷定，這些步驟仍然不足以引起變革。自由市場的絕對主義仍然是美國政治中的次要插曲。他們需要芬克計劃中的第三和最後階段——一個將他們自己的想法帶到街頭，並且動員公眾支持他們的機制。「如果困在象牙塔里，再偉大的思想也一無是處。」查爾斯在1999年的演講中指出。大衛換了種說法：「我們需要的是一支銷售隊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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