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甘露之變告訴後人，才能與品德成反比的人，要慎重使用

文／鼎湖聽泉

「甘露之變」是晚唐「分水嶺」級別的政治事件，是由帝國最高統治者發動的一場自上而下誅滅宦官的流血政變。用現代經濟術語表述就是，管理層各核心派別圍繞股權重組，換句話說也就是為奪取公司控股權進行的一次惡性「併購行為」。最終以皇帝徹底失去帝國控股權成為一文不值的名譽老闆告終，這表明了老闆昏庸乃管理亂源之首。

壞老闆，必然是事必躬親鬍子眉毛一把抓

今有被就業，古有被皇帝。唐文宗就是大權旁落的偽管理者，晚唐的九個皇帝有七個是宦官擁立的，唐文宗就是其中之一。

關於唐朝弱帝唐文宗，據說史學家曾給了如下評價：有帝王之道，而無帝王之才。文宗不喜歡音樂、歌舞和遊樂，不近女色，自己在聽朝理政的閑暇之時，十分注意讀書，倡導節儉，革除奢靡之風。也就是說，唐文宗是一個空有治國抱負卻無治國能力的「廢人」，兢兢業業廢寢忘食卻不得其法（一如後來的明朝崇禎帝），事必躬親鬍子眉毛一把抓的結果，最後只能是越幫越忙。

按照常理，皇帝才是政治牌局的最大發牌者，而晚唐時期卻被挾軍權獨大的宦官破壞了這種政治生態平衡。為了扭轉這種皇權的失衡，唐文宗有意利用朝臣來對付宦官，大耍既拉且打的政治平衡術。為了對付宦官，唐文宗組建了「倒閹班底」，親自選用宋申錫為宰相，並由老宋負責誅滅宦官的「浩大工程」。

說來還真是搞笑，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偽老闆唐文宗本來是想利用宋申錫誅滅宦官，結果反過來替宦官除去「眼中釘」宋申錫。因為宦官王守澄派人誣告宋申錫謀立皇弟漳王李湊，唐文宗信以為真立即把老宋給辦了，足見此老闆的低能。對於唐文宗的施政昏庸和「政改」弊端，司馬光曰：「文宗苟患群臣之朋黨，何不察其所毀譽者為實，乃怨群臣之難治，是猶不種不芸而怨田之蕪也。朝中之黨且不能去，況河北賊乎！」（《資治通鑒》卷245）

才能與品德成反比的人，確實要慎重

因為皇帝急著要剿滅宦官，所以後來竟然飢不擇食地網羅「倒閹」人才，最後連破壞過他的剿滅宦官大計的鄭注也成了他的急先鋒。鄭注是大宦官王守澄的奴才，任用一個有奶便是娘，只知破壞不知建設，甚至為了利益連主子都出賣的人做先鋒，副作用實在太大。

李訓、鄭注一上來就對不滿自己的「李黨」黨魁、宰相李德裕下手，唆使唐文宗貶李德裕出京城，再召還牛黨李宗閔為宰相，最後是牛李兩黨一同驅逐。總之進行大面積清洗，每天都有人被貶逐出朝，搞得滿城風雨。盤踞朝中多時的牛李兩黨也幾乎被全部排擠出去，腥風血雨啊。一時朝中盡默。據歷史牛書《資治通鑒》超越時空的報道：「班列殆空，廷中洶洶，上亦知之。」反正就是朝中官員被趕走太多，後來上朝時，百官的班列為之一空，朝廷上下都人心惶惶不可終日。這樣下去也不是個事，人都沒了革命工作還有誰來干？這不是胡鬧是什麼？

正所謂那句古代名言「一屋不掃，何以掃天下？」由唐文宗的言行中我們也不難判斷他是怎樣的一個皇帝啦，不亂套才怪。 皇帝當然也知道這種荒唐事，因為他已經把要剿滅宦官的重擔壓到了這兩人身上，而且他倆也同意了，答應為皇帝效犬馬之勞，成剿滅宦官「三駕馬車」，最佳治宦「歷史三人組」是也，成敗就在此一舉了，皇帝當然也默許了鄭注李訓的胡作非為，更加不可能嚴肅處理他們的「倒行逆施」，只要他們能幫助剿滅宦官，怎麼干都行。鄭注、李訓原先商定在王守澄下葬時由文宗下令宦官中尉以下的全集中於滻水送葬，到時由鄭注率兵將這些宦官全部砍殺，趕盡殺絕一個不留。這幾乎是一個萬無一失的完美計劃，皇帝自己是同意的。後來又糊裡糊塗地同意了李訓越過鄭注而改弦更張自定的誅殺宦官計劃，這種首鼠兩端的作派就是他的昏庸無能沒有決斷的表現，彰顯他對帝國管理能力的欠缺。

這正如范文瀾老先生所說的「這說明他只求殺死宦官，至於如何殺和殺了以後如何，似乎都是不值得思慮的小事。」後來剷除宦官計劃全盤失敗，李訓、鄭注和全家老幼被誅，與事變有關無關的朝廷官員也有上千人被殺。這次事變後，宦官更加盛氣凌人，對待皇帝也常常出言不遜，文宗羞懼難當，從此也不再作聲。據說，只是在獨居無人的時候，文宗才會自言自語：「須殺此輩，令我君臣間隔。」國家在他的「治理」下日益衰弱，最終大唐公司被折騰得大氣不出奄奄一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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