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伯婭：康乾二帝與西方科學
原標題：吳伯婭：康乾二帝與西方科學
康熙和乾隆是清代兩個著名的皇帝。他們所處的時代，既是清朝的鼎盛時期，又是世界格局發生巨變，中國面臨新的挑戰和機遇的關鍵時期。面對「西學東漸」的浪潮，康乾二帝是如何回應的？他們之間有何區別？對中國歷史的發展產生了什麼樣的影響？這些問題值得我們認真探討。
康熙是清初統治集團中的傑出代表，自幼聰慧，愛好讀書，博學多才。即位之後，湯若望、楊光先的曆法之爭，使他受到極大的刺激。他事後回憶道：「朕幼時，欽天監漢官與西洋人不睦，互相參劾，幾至大辟。楊光先、湯若望於午門外九卿前，當面賭測日影，奈九卿中無一人知其法者。朕思，己不知，焉能斷人之是非？因自憤而學焉。」[1] 他認識到西方科學的先進之處，以九五之尊，在日理萬機之暇，親自向傳教士學習，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一段佳話。
他一生以極大的熱情研習過西方科學。入華耶穌會士對此有詳細記載。新發現的滿文檔案資料，也展現了他活到老，學到老的感人情景。他持之以恆，勤學多思，涉獵的範圍十分廣泛，有天文學、數學、化學、物理學、醫學、地理學、測量學、邏輯學、音樂等等，並已接觸到當時歐洲一些著名學者的最新研究成果。
他的研習是有成效的，在宮內外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德國著名思想家萊布尼茨就對他作過高度評價。1697年，在《中國近況》一書中，萊布尼茨寫道：「正是康熙帝的這一雄才大略才使得歐洲的技藝和科學更好地輸入中國。僅此而言，我認為，康熙帝一個人比他所有的臣僚都更具遠見卓識。我之所以視他為英明的偉人，因為他把歐洲的東西與中國的東西結合起來了。他自幼就受到中國各門學問的熏陶，知識水平超出常人。」「他從科隆耶穌會士湯若望的學生，比利時耶穌會士南懷仁那裡接觸到了歐洲的科學。」「這樣，他以其廣博的知識和先見之明遠遠地超過所有漢人和滿人，彷彿在埃及金字塔上又添加了一層歐洲的塔樓。」[2]
康熙不僅自己刻苦研習西方科學，還組織傳教士和中國學者採用西法，在全國範圍內進行大地測量，繪製了《皇輿全覽圖》。與此同時，康熙還開設蒙養齋，培養了一批學貫中西的科學人才，組織編纂了包含有大量西方科學知識的《律歷淵源》，為引進和推廣西學作出了一定貢獻。
梁啟超讚揚康熙道：「他是一位極聰明而精力強滿的人，熱心向慕文化，有多方面的興味。他極信學科學，對於天文歷算有很深的研究，能批評梅定九的算書。他把許多耶穌會的西洋人 ― 南懷仁、安多、白進、徐日升、張誠等，放在南書房，叫他們輪日進講 ― 講測量、數學、全體學、物理學等等。他得他們的幫助，制定康熙永年曆，並著有《數理精蘊》、《曆象考成》等書，又造成極有名的觀象台。他費三十年實測工夫，專用西洋人繪成一部《皇輿全覽圖》。這些都是在我們文化史上值得特筆大書的事實。」[3]
康熙大膽起用傳教士，親自研習西學，這是明末帝王所不具備的難能可貴的吸收外來文化的開明態度。中西文化交流也因此而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然而，康熙在位期間，中西文化交流主要局限在宮廷，引進的西學也很有限。可以說是井水微瀾，未能在促進中國社會發展中發揮更加廣泛的作用。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康熙也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首先，康熙研習西學，從主觀上講，主要不是為了改造中國，促進社會的發展，而是為了增強作為最高統治者「斷人之是非」的能力，也就是說，是為了當科學問題的「最高法官」，進一步強化封建皇權。在這樣的動機之下，康熙採取的行動，雖然客觀上促進了中國科學技術的發展，有利於社會的進步，但是，這一切只是出於皇帝個人的愛好，既不是天朝的國策，也沒有形成社會風氣。皇帝的態度一變，這股微弱清風轉瞬即逝。既要當科學問題的「最高法官」，就要顯示出淵博的學問。為此，康熙經常在臣僚面前炫耀自己，並以捉弄漢臣為樂。這實質上反映了一個落後的少數民族統治者的獨特心理，唯恐漢人因學問而輕視滿洲貴族。
其次，康熙涉獵的西方科學範圍雖然廣泛，但用力最多、效果較好的還是天文、數學、地理。這三門學科都與國家事務有密切關係。因此，康熙對西學的研習和推廣，從根本上說，是在東西方相遇的新的歷史條件下，以新的形式表現出來的傳統的政治行為。正因為如此，康熙對西方的採礦、冶金、機械等技術是很少涉獵的。三藩之亂中，他雖然令傳教士製造火炮，但戰爭結束後，武器的研製便開始滑坡。
其三、為了「斷人之是非」，康熙認真研習西學，但是，他並不支持傳教士向中國的廣大學者介紹西方科學，也不積極鼓勵中國學人參與中西文化交流，從未派人出國考察。他的親躬西學與「壟斷西學」、壓抑民智不無關聯。朱方旦之死就是表現清朝統治者愚昧無知、頑固落後，以致臣民因持一些科學和進步觀點而遭到殺害的典型事例。
其四、「西學中源」說的倡導及其影響。「西學中源」說是清代流行的一種學說，認為西方的天文歷算源自中國。這種學說雖非康熙首創，但康熙的倡導起了極大的推動作用，在中國歷史上產生了持久而深遠的影響。誠然，康熙倡導「西學中源」說有他的良苦用心，既可以在某種程度上減輕人們對西學的隔閡，推進西學的傳播；又可以在某種程度上增強中國學者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以重振中國傳統科學的雄風。但是，「西學中源」說在方法上是牽強的，在理論上是站不住腳的，其荒謬性顯而易見。它包含有明顯的崇中抑西的思想傾向，助長了清人的自大心理和對傳統科學的盲目推崇，使清人不能清醒地看到中國科學的現狀和歐洲科學的進步，為引進和學習西方科學技術造成了思想障礙。
乾隆帝文武兼備，有多方面的愛好和才能，但對自然科學毫無興趣。他處處摹仿祖父康熙，在這方面卻與康熙相距甚遠。他曾寫詩自嘲道：「皇祖精明勾股弦，惜吾未習值髫年。而今老固難為學，自畫追思每愧旃。」[4] 由於皇帝個人的興趣和其它多方面的原因，乾隆時期西學東漸日趨衰落，中西文化交流跌入低谷。值得一提的只有圓明園內的西洋建築和《乾隆內府地圖》。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傳教士蔣友仁製作了一幅《增補坤輿全圖》。在這幅圖的解說中，蔣友仁明確宣布哥白尼的日心地動說是唯一正確的，並介紹了開普勒三定律以及歐洲天文學的一些最新發展，如地球為橢圓形等。這對於我國天文學的發展具有相當大的意義。
然而令人遺憾的是，《增補坤輿全圖》是作為壽禮獻給乾隆的，乾隆雖然高興地誇獎了蔣友仁，賞賜他幾匹綢緞，但並不懂得這幅圖的價值。結果，這幅圖被鎖進了皇宮內院，無人能識。30多年之後，錢大昕雖然把他的潤色稿定名為《地球圖說》刻印了，但是阮元卻在序言中勸讀者對於哥白尼學說「不必喜其新而宗之」，[5] 因為它「上下易位，動靜倒置，離經叛道，不可為訓。」[6] 因此，長期以來，蔣友仁的介紹沒有起到應有的作用。從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開始，清廷用10餘年的時間，集中大批人力物力，編纂了一部《四庫全書》。其間，又對《四庫全書》收錄和存目的書籍編寫內容提要和簡評，名為《四庫全書總目》或《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在《四庫全書總目》的卷首，刊載了乾隆帝從三十七年至五十五年有關編纂《四庫全書》的一系列上諭，對編書宗旨、書名的確定、提要的撰寫、書籍的刪毀標準、敏感問題的處理辦法等等，都作了明確的指示。乾隆曾經說過：「方今搜羅遺籍，匯為《四庫全書》。每輯錄奏進，朕親披閱釐正。」[7] 因此，我們可以認為，《四庫全書總目》代表了清朝官方及乾隆帝的思想。
《四庫全書總目》一共評論了30多部明末清初西方傳教士及其中國協作者的著作。這是乾隆年間中國學者對明末以來中西文化交流成果的一種回應，反映了當時清朝官方和知識界對西學的態度。
這些被評論的著作，有的收入了《四庫全書》，有的僅為存目。收入四庫的是科學著作，大多受到好評。存目的主要與宗教有關，受到嚴厲批駁。這說明乾隆年間，清朝官方對西教與西學有著明確的區分，總的看法是：「西學所長在測算，其短則在於崇奉天主以炫惑人心。」[8] 「國朝節取其技能，而禁傳其學術，具存深意。」[9]
收入四庫的西方科學著作，大致可以分為：天文歷算類、機械類、農業水利類、地理類。總的來說，除了地理類的「廣異聞」的書外，《四庫全書總目》對西方科學書籍評價較高。認為：「歐羅巴人天文推算之密，工匠製作之巧，實逾前古。」[10] 「西洋之學，以測量步算為第一，而奇器次之。奇器之中，水法尤切於民用。」[11]
與此同時，《四庫全書總目》的作者們深切地感受到，傳教士來華的目的是傳播天主教，介紹西學不過是傳教的手段。因此，在讚揚西學的同時，他們一針見血地指出：「蓋欲借推測之有驗，以證天主堂之不誣，用意極為詭譎。」[12]
他們反覆論證「西學中源」說。認為：「西法出於《周髀》，此皆顯證，特後來測驗增修，愈推愈密耳。《明史 . 歷志》謂堯時宅西居昧谷，疇人子弟散入遐方，因而傳為西學者，固有由矣。」[13]
他們還對介紹世界地理和歐洲各國社會概況的著作，橫加指斥，百般懷疑。認為，「所述多奇異不可究詰，似不免多所誇飾。」「疑其東來之後，得見中國古書，因依仿而變幻其說，不必皆有實跡。」[14]
這些評論反映了當時清朝統治者的天朝心態。以自我為中心，對中國以外的世界缺乏興趣，沒有主動認識其他國家的熱情。夜郎自大，固步自封。
歷史是無情的。正當清代君臣深信「西學中源」說，陶醉在「天朝上國」的迷夢之中時，西方的科學技術突飛猛進，最終以堅船利炮打開了中國的大門。19世紀中國的落後挨打，與18世紀清廷的對外政策是有一定關係的。
[1] 《聖祖仁皇帝庭訓格言》，第86頁。
[2] （德）夏瑞春編，陳愛政等譯：《德國思想家論中國》，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頁。
[3]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學術史》，東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0頁。
[4] 《乾隆御制詩集》4集，卷93，癸卯1，《題宋版周髀算經》。
[5] 蔣友仁：《地球圖說》，阮元：《地球圖說序》。
[6] 阮元：《疇人傳》卷46，《蔣友仁》。
[7] 《四庫全書總目》卷首，《聖諭》。
[8] 《四庫全書總目》，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1136頁。
[9] 《四庫全書總目》，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1081頁。
[10]《四庫全書總目》，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1081頁。
[11] 《四庫全書總目》，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854頁。
[12] 《四庫全書總目》，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895頁。
[13] 《四庫全書總目》，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892頁。
[14] 《四庫全書總目》，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63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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