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女的故事》第二季回歸，新的主題和新的反抗

最怕的是習以為常。

「我知道我們做的事十分重要。」演員薩米拉·威利（Samira Wiley）所說的這句話也是去年春天，在《使女的故事》首播時劇組主創和演職人員感受的真實寫照。「我們明白自己所做的事情富有正義性，但絕對沒有意識到會這麼及時，並與我們所處的現實息息相關。」

九個月後，這部以瑪格麗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反烏托邦小說為原型，改編的美劇橫掃了所有電視獎項，這對一部主題陰暗殘忍的新劇來說實為罕見，更讓人沒想到的是，《使女的故事》迅速成為了一種社會現象，一個新抵抗運動的象徵。

抗議聲來到美國法院前、充斥街頭，甚至席捲好萊塢，抗議者們的著裝都借鑒了使女們的猩紅色制服。

「當我們來到金球獎頒獎現場時，看到場外站著一群『使女』。」威利回憶道。她是劇中主人公奧芙弗雷德的朋友，性格叛逆的莫伊拉（Moira）的扮演者。這群人稱自己為「好萊塢使女」，正在進行一場無聲的抗議，要求性騷擾和兩性不平等在影視行業終結。

「這實在是太瘋狂了，」威利感慨道，她搖搖頭，不敢相信自己所見的一切。阿特伍德早在1984年便寫就了這個故事，但如今這個劇集能引起如此空前的狂熱，確實超乎人的想像。另外，這本書在早些年有過改編嘗試，被搬上了大屏幕。

1990年，劇作家哈羅德·品特（Harold Pinter）就攜手演員娜塔莎·理查德森（Natasha Richardson）獻上了電影《世紀滴血》，歌劇和芭蕾也都有對這個故事的呈現。但過去的作品中，沒有一個能夠像《使女的故事》一樣以星火燎原之勢散播著文化彌母，大家不僅把書中的台詞印在了T恤上，還把經典的禱文紋在了皮膚上。

電影《世紀滴血》

《使女的故事》成為了一部現象級的劇集，這多虧了故事劇情的預見性：故事背景設定在一個原教旨主義神權政體的基列國中，女性和少數群體被剝奪了一切權利，少數群體連讀書寫字都不被允許。除了位於統治階級1%的人以外，所有女性都被迫成為奴隸，根據各自的生育能力劃分成三六九等。

《使女的故事》第一季首度面世時，特朗普剛剛開始他的總統任期。如果說第一季誕生於一個令人困惑焦慮的亂局中，那麼第二季面對的就是一個激進社會運動頻發的時代，#MeToo運動、好萊塢的Time"s Up都在疾聲高呼，終止當前貶抑女性的文化，叫停性騷擾和性侵犯。

這天加拿大多倫多的氣溫低於零度，我來到了《使女的故事》片場。這部劇的製作保密工作天衣無縫，乃至於在我和劇組的全部交流過程中，提到劇集的名字都用「火箭女性」（Rocket Woman）來代替，以免粉絲過度激動，同時也是防止一些原教旨主義團體對主題發出反對的聲音。

第一季的結尾一幕，懷著孕的女主角奧芙弗雷德匆匆擠進麵包車，到這裡為止都還是阿特伍德的故事，但我得知，第二季的劇情將會出現變化，往更深的層次推進。阿特伍德在劇組中的職責主要是提供諮詢，對劇本把關。然而，「這並不意味著我擁有否決權」，阿特伍德近日告訴《新聞周刊》。

「沒有人會給原作者否決權的，如果真這麼做那確實是太愚蠢了。」第一季播出後，續集已經背負著觀眾巨大的期望，要在此基礎上再度創作，編劇組成員同時享受著自由，也背負著壓力。

「創作第一季時，我們沒想太多，而且第二季的製作也將會延續這種態度。」 創作人布魯斯·米勒（Bruce Miller）領著我參觀片場時總結說。「我們盡量不去揣測，觀眾會如何分析這部劇，而是關注要怎樣讓這部劇更棒。」

伊麗莎白·莫斯，《使女的故事》

伊麗莎白·莫斯（Elisabeth Moss）既是這部劇的製作人，同時也是主演，她認為，第一季並不是對原著原封不動的復刻：劇集的時間線和書中的一些細節有所改動，另外，對書中對白的補充改動，也讓故事更加完整連貫。「我們與原著的主旨和基調是保持一致的，」伊麗莎白解釋說，「但我們也會讓書中消失的人物活躍在熒幕上。電視劇中還出現了一些書中沒有提到的情節，而我們對改編並不會畏手畏腳。」

同樣地，要挑戰底線，把劇集的主題渲染得比第一季更加陰鬱、更加血腥，赤裸裸地暴露出野蠻本質，劇組也無所畏懼。這絕不是一部令人輕鬆愉悅的電視劇。在2018年這個時間點，劇集展開挖掘的一個主題就是團結。

「於我而言，第一季最遺憾的就是指揮官的妻子瑟琳娜——『生育工具』奧芙弗雷德的服務對象——沒能和女主角團結起來，當然也沒能和其他任何使女建立關係，」莫斯透露道，「在第二季的劇集中，我們開始展開想像，如果這些女性能夠聚集起來，團結一致，那麼她們是具有顛覆基列國的力量的。這是一個具有殺傷力的想法。」

米勒承認，儘管編劇們不想刻意將譬如#MeToo這樣的時事新聞穿插到劇集中，故事情節也難免受到美國政治歷史背景的浸染，畢竟這就是《使女的故事》生長和消費的土壤。

「我盡量試著讓觀眾劃清電視劇和真實世界的界限，讓他們明白如何解讀虛擬的故事，並且把它放進我們當下的政治語境中。但今年特殊的一點在於，隨著世界範圍內兩極化趨勢日漸明顯，美國更是重災區，越來越多人開始發聲了，而他們所爭取或抗議的內容，或許是你沒想到還有人會這樣想的內容。」

新一季的《使女的故事》將會著重刻畫阿特伍德筆下的「殖民地」——「下等女性」（Unwomen，無法生育的使女，女權主義者，女同性戀）的命運便是被流放到這塊填滿了有毒廢棄物的土地。加拿大的小美國（Little America），這個基列國難民的聚居地也得到了更多筆墨。

「第二季中還有一幕描繪了基列國新聞業的生存狀態，」莫斯介紹說，「這一幕緊張非常，但我們必須拍出來。因為——記者接下來會面臨什麼呢？」莫斯斟酌自己的措辭，小心翼翼地問。

鼓點繼續響起，使女繼續前行。

在基列國，環境惡化導致生育率急劇下降幾乎為零，為數不多有生育能力的女性被迫為不能生育的指揮官妻子們服務，充當生育工具。瑟琳娜·喬伊（伊馮娜·斯特拉霍夫斯基 飾）和丈夫弗雷德·沃特福德指揮官（約瑟夫·費因斯 飾）在劇中的年齡都比原著年輕得多，這個細節也是電視劇與小說的一個主要不同點。

「奧芙弗雷德和我年紀相仿，往這個人物的性情里注入了幾分嫉妒和破壞欲。」 斯特拉霍夫斯基說，「這個女人和我一樣大，而且能做我想做而做不到的事——生孩子。」

費因斯飾演的指揮官為了讓奧芙弗雷德懷孕，每個月都要違背她的意願與她發生性關係。儘管這種行為是統治階層所應許的，要扮演一個強姦者的角色也給費因斯帶來沉重的負擔，讓他如坐針氈。「我對此是抗拒的，」費因斯輕描淡寫，「有些事我們不得不做，但令我感到困擾。尤其是這一季以來，我覺得要完成某些拍攝真是太難了。」

第一集里許多令人髮指的殘忍行徑都出自莉迪亞嬤嬤之手。安·唐德（Ann Dowd）飾演的莉迪亞是馴化使女的執行者。「我覺得她原本想著，『這些懲罰和規則不會太強硬的，我要做的只是讓女孩們懂規矩。』」唐德繼續說，「我認為在第二季中，莉迪亞主要的改變是，她所受到的挑戰遠超乎她所料。我並不是說她是顛覆分子——她依然全身心依附著這個政權——但她也逐漸意識到，這種馴服不是硬狠的直線球，而手下的女孩們也各不相同。」

為了在原著的骨架上構建一個真實的世界，米勒和他的創作團隊也和阿特伍德一樣，植根於歷史一絲不苟地勾畫出基列國的神話。這也是為什麼一副虔誠面孔示人的大主教們都身在馬薩諸塞州，位於波士頓北部的劍橋市，而不是美國首都華盛頓。

「從傳統意義上講，劍橋市不是權力的沃土，但在美國這是智力的搖籃。而且波士頓在美國清教歷史上一直具有重要意義。」米勒解釋說，在劇情創作時，他能夠直接諮詢阿特伍德，向她請教創作時的靈感，這是一個得天獨厚的優勢。

「通常來說，我們改編的名著小說作者都已經與世長辭了。但這次不同，瑪格麗特·阿特伍德不僅就在我們身邊，而且還對當時寫作時的想法記憶猶新。」

「消失不見」 發配殖民地的艾米莉（阿麗克西斯·布萊德爾 飾）。

觀眾對第一季的批評之一，就是種族問題的呈現。儘管米勒在第一季中精心搭建了一個多種族的社會（與原著中少數族裔都被放逐的世界有所出入），劇集並沒有討論，甚至沒有提及種族問題。《紐約》雜誌稱這是這部劇「最大的失誤」。這些批評意見有沒有納入考慮，我們可以拭目以待，而一些演職人員也承認，種族問題確實影響著他們的表演。

「我看過許多關於奴隸題材的電影，來研究這些角色的動作特點。」混血演員阿曼達·布魯蓋爾（Amanda Brugel）是劇中基列國低級使女麗塔的扮演者，在這一季里她的角色會有更多戲份。

「我尤其關注那些曾經為奴的女性和像我們劇中的瑟琳娜·喬伊這樣的自由人的對比。我也很看重自己過去的經驗，有時覺得自己真的是處在另一個階級，或者說自己真是一個奴隸，而原因僅僅是我的膚色。」

在參觀完片場後的幾周，我又和莫斯聊了聊，日子恰好在帕克蘭校園槍擊案倖存學生組織的「為生命遊行」（March for Our Lives）反槍支大遊行當天。當時特朗普提出為了防止類似的慘劇再度發生，應該武裝學校老師。「聽到這個消息的時候，我毛骨悚然，」莫斯說，「在劇中也有這樣的一幕，一位年輕男子裝模作樣地舉起衝鋒槍，而那個時候的他根本不該拿起這把槍。」

當下美國的迅速軍事化和基列國的做派異曲同工。

「在書中，瑪格麗特把它稱之為新常態，」莫斯繼續說，「正如莉迪亞嬤嬤說的，『遲早有一天你們會習慣的』，這太嚇人了。」然而，莫斯並不寬容那些給這部劇貼上恐怖標籤的人。「我討厭聽到有人說，這部劇太嚇人了，他們看不下去。這不是因為我有多在意人們看不看我的電視劇。我內心的想法是，『真的嗎？你連看電視劇的膽量都沒有？這些就發生在你的生活當中啊！醒醒吧朋友，醒醒。』」翻譯：馬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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