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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廁所和腫瘤都沒打倒她

采寫:新京報記者 張赫

人物攝影:新京報記者 郭延冰

新媒體編輯:吳冬妮

大家對下圖的她應該都不會陌生吧?陪伴我們走過好多年春晚的朱迅。

圖源視覺中國

最近,主持人朱迅出新書了,這本名為《阿迅》的書封上是她的一張個人寫真。她說,在寫這本書時,每天就對著這張照片不停地發問。

隨著年齡不斷地疊加,記憶時區更迭的速度越快,她很珍惜自己還能有機會「扎到肉里,滲到骨頭裡」和自己對話。

在主持圈子裡,朱迅一直被當做勵志典範。年少時留學日本,在異國主流媒體打拚,主持了不少大型節目。回國後從坐冷板凳到主持《正大綜藝》《星光大道》,並參與了6次央視春晚的錄製。而在網頁搜索朱迅的詞條,「朱迅癌症複發」「朱迅帶病主持」等「勵志」熱搜也居高不下。

人物攝影/新京報記者 郭延冰

回顧前半生,與其說勵志,朱迅坦言,不如說自己是在被時代推著走的時候,更早地領悟到「只有奮鬥才能獲得幸福」的真理。

她說,她是典型的北京大妞,遇到事兒就特別容易認慫,但再慫也要敢於掄起板磚,告訴自己絕不能屈服。「我的理念是,這次輸了就輸了,愛誰誰,再繼續努力唄。我寫這本書也是想告訴大家,這種東西,其實每個人骨子裡都有。」

「觸電」叛逆女孩

乖乖女式的學生路

再也回不去了

朱迅出生於北京,爸爸是新華社駐外記者,媽媽曾經是教師,她從小所受的教育就是禁惡習、服從安排,是個標準的乖乖女。缺少父母的陪伴,家裡又只有姥姥和兩個姐姐,朱迅理所當然成了集寵愛於一身的老小。

15歲那年,她被選為中央電視台《我們這一代》節目的主持人。這是她第一次「觸電」,家人卻沒有時間來為她加油。前一秒,還偷偷委屈大哭,後一秒聽到開場鈴聲響起,她立馬抹掉鼻涕眼淚,滿臉笑容地登台主持。

15歲時,朱迅在《搖滾青年》中飾演叛逆少女。圖片來自《阿迅》

正是這股子倔強勁兒,讓電影《搖滾青年》的導演田壯壯認定由她來出演片中叛逆的待業少女「小小」。電影中小小不但和男主角好上了,還一起過了夜。這在朱迅眼裡簡直是「大逆不道」。她開始擔心別人說她在劇組變成了「壞孩子」。但田壯壯一句「我關照過,這個孩子誰也不許動。」讓朱迅放下心防。

於是爆炸式麥穗頭,配上濃濃的煙熏妝,完全「反朱迅」的形象成了她銀幕中最初的驚鴻一瞥。也讓她體驗到了少年成名的優越感。

上千封影迷來信堆滿了學校傳達室,在收到了2650元「巨額」片酬後,她帶著姥姥和姐姐去快餐店「照死了吃」。她說,拍戲讓她的心裡突然闖進了很多莫名的東西,名利場的誘惑?成名後的浮躁?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乖乖女式的學生路,再也回不去了。

留學日本

現在讓我去掃廁所

也是掃得最乾淨的那個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正值改革開放後首個出國潮。曾自認是時代「弄潮兒」的朱迅,17歲便放棄了十拿九穩的北京電影學院,前往日本讀大學。「與其說是個人的選擇,不如說是時代的選擇。」

但日本的「櫻花夢」並非像朱迅想像中那樣美好。當時她和兩個姐姐擠在不足10平方米的日式房間里,連轉身的地方都沒有。家裡一應俱全的家電,全是姐姐從垃圾站撿來的。但即便如此,朱家姐妹還要隨時擔心被房東趕出去。因為當時日本的房子很少租給外國人。

朱迅獲得日本亞細亞大學研究生學位。圖片來自《阿迅》

拍戲後的朱迅沒有再向家裡要過一分錢,「無老可啃」的她開始在日本四處尋工。

她曾穿著當年劇組送的藍色染布衣褲去面試第一份兼職,接到的卻是領導扔來的一塊臟抹布,並告知,她的工作是打掃1到18樓的所有女廁所。

為了學費,她不得不每天硬著頭皮,用手去掏紙簍里的髒東西,再用抹布把便池旁的污垢擦凈,刺鼻的味道讓她忍不住作嘔。「痛苦的時候,我就告訴自己這不是現實,而是在戲裡。」

日本留學時,朱迅(右)曾在餐廳打工。圖片來自《阿迅》

三個月後,朱迅換了一份餐廳的兼職。但她依舊經常工作到午夜,每天睡眠時間不超過4小時;晚餐只能靠麵包果腹,連瓶汽水都捨不得喝。甚至當她身患纖維瘤時,也只能選最便宜的私人小醫院,手術後第二天便帶著未癒合的傷口繼續回到餐廳端盤子。

那段時間是她日語進步最快的時候。

朱迅說,在日本她哭過、懷疑過自己,在廁所被日本人「憐憫」了一個飯糰時,她曾含著淚將飯糰扔進便池。但最終她還是學會了帶著自尊為別人服務,「這並非心氣兒減弱,只是我變得更皮實了。好像經歷過這些事,已經沒有任何委屈可以踩倒我。就算現在讓我去打掃廁所,我也是掃得最乾淨的那個。」

因母重病回國

沒有退路

只能硬著頭皮走出舒適區

但在日本,朱迅經歷過最煎熬的時期並非低人一等的刷廁所,而是無法擺脫日本人對中國人的歧視。學園祭時,很多日本學生會藉機和留學生交流經驗,但當朱迅用中文和她們打招呼時,大多數人會禮貌地說「你好,我們只想找美國留學生聊天。」

不過,幸運總是留給有準備的人。1993年,《搖滾青年》在NHK熱播,朱迅被選為《中國語講座》的主持人。緊接著她成為日本SKY經紀公司簽約的第一個中國大陸女藝人。「紅白歌會」的製片人在籌備直播節目《Asia Live》時,一眼就相中了她做主持人。

主持《中國話講座》。圖片來自《阿迅》

正當朱迅的工作風生水起時,母親的青光眼手術失敗,雙眼或失明的消息,將她的心完全帶回了中國。趕到醫院她第一句話就是「我要回國!」她說,放棄日本的一切並不容易,但北京孩子都有種狹路相逢勇者勝的精神。

沒有退路,只能硬著頭皮走出舒適區。

當時正值《正大綜藝》招聘,多年的主持經驗讓她成為最受關注的新人。但在回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朱迅卻處於無所適從的狀態。在NHK她不需要背稿,只靠題詞即興發揮,但在國內她經常因記不住一長串人名和頭銜,躲在被窩裡大哭。直到有一次,她終於等到《正大綜藝》特別節目替班的機會,然而在錄製前,一篇稱她為「空洞花瓶」的報道,觸及了朱迅的軟肋。回國後長期不被認同的委屈和失落感瞬間爆發。

錄製中,她大腦一片空白,不知說錯了多少詞,甚至緊張到失聲。欄目組組長扔下一句,「從明天起,朱迅暫停出鏡」。

《正大綜藝》歷屆主持人。左起:李秀媛,林海,楊瀾,張政,朱迅,吉雪萍,程前,王雪純,趙忠祥,謝佳勛。

罹患腫瘤

最壞的情況

也就是不能說話了

被停工的那一年,朱迅每天的工作變成接電話、泡機房、給主持人寫台本。在為各工種打盒飯時,她「偷藝」學習了後期編輯、錄音燈光、導播輔切等工作。

這一年,朱迅懂得了所有工種的門道所在。而為了隨時返回播音崗位,她每天會拿著《人民日報》《古文觀止》,像小學生一樣字正腔圓地從第一個字開始背誦。

朱迅說,天天坐冷板凳的那一年,是她參加工作二十多年裡,收穫最多的一年,「現在我也是自己寫所有稿件,沒有哪個部分能欺騙我的眼睛。接下來的這18年好像都沒什麼能難倒我了。」

朱迅曾獲外號「朱大膽兒」。在《正大綜藝》中,跳傘、深潛、上冰川,下大洋,都是她搶著來做,節目組最常說的話是「這事兒危險,讓朱迅先試一試。」

2007年,朱迅被查出乳頭狀瘤。圖片來自《阿迅》

但再膽大的人,內心也有懼怕。2007年,本應迎來事業高峰期的朱迅,卻在例行體檢時,被診斷出乳頭狀瘤。腫瘤緊緊貼著聲帶蔓延,醫生說,一旦擴散,就要拿掉她的聲帶。

這樣的風險對主持人來說無疑是致命的。但朱迅只對醫生說了一句,「等我把舞蹈大賽的直播做完再手術,我想給自己一個交代。」

就這樣,她又硬生生將癌症挺了一個月,才住進了醫院。

手術結束後,醒來的朱迅第一反應是想拔掉氧氣管,張嘴說話。她用羸弱的聲音擠出幾個字,「聲帶還在?」心裡石頭一下落了地。

「我說不怕,你信嗎?但我又屬於敢認慫,但絕不認輸的那種人。最壞的情況,也就是不能說話了。」朱迅坦言。

但從此之後,朱迅卻無奈地被冠上「勵志姐」標籤,甚至近幾年,頻繁有消息捕風捉影「朱迅癌症複發」,連她偶爾在節目上說一句「我身體不好」,都會被搭檔急忙圓場「可別這麼說!要澄清啊!」朱迅笑言,自己澄清了無數次卻仍抵不住流言,「那我只能說,我活不到90歲,都對不起造謠的人。」

春晚零失誤

只要有一口氣

我是必須要衝上去的

2009年央視春晚主持人陣容(圖源視覺中國)

最難的生死關挺了過去,朱迅也迎來了事業的第二個高峰期。

2009年,她接到郎昆總導演的通知,讓她做好上央視春晚的準備。雖然朱迅看似只是平靜地回復「您放心,保證完成任務。」但她卻興奮得心臟要跳出嗓子眼。

於朱迅,春晚是一種情結。她從小住在距離春晚現場不到500米的地方;在日本留學期間,每年都會在春節期間租借春晚的卡帶,和電視里的主持人一起說「過年好」,邊看邊向西邊跪拜,「因為我知道中國在日本的西邊。」

2018年朱迅再次擔任春晚主持。左起:尼格買提、李思思、任魯豫、朱迅、康輝。圖/視覺中國

而從春晚幕後走到台前的20米,朱迅在央視走了近10年。

當她真正站上春晚舞台,大幕拉開的瞬間,她經歷了從業以來的第二次大腦空白。渾身冒冷汗,所有的詞都哽在喉嚨,顫抖的手將原本應在頜下的話筒拿到了腰間。她嘶吼地說出了那句熟悉的「過年好!」朱迅說,這麼多年,她第一次體會到情感噴涌而出是什麼感覺。

隨後,朱迅每一年都處在春晚的漩渦中心。

每逢大年三十前,她總能收到無數詢問,「你今年還上春晚嗎?」而從主舞台主持,到做幕後的訪談工作,她再也沒有離開過春晚的舞台,沒有出現過一次失誤。

即便在2017年,體質不佳的朱迅曾飽受霧霾困擾,每次綵排都需要忍住咳嗽聲,但為了保證那一聲清脆的「過年好」,她服用了大量感冒藥,打了激素和消炎藥,禁聲了近30個小時,也要順利挺過4個小時的直播。

「春晚於我是一種巨大的榮譽感,而並非名利場。除非真的胳膊折了,腿斷了,只要有一口氣,我是必須要衝上去的。」

【新鮮問答】

新京報:為什麼要寫《阿迅》這本書?

朱迅:其實我06年曾經出過一本書《說出來就過時》,這十年間,有很多人跟我說過要再版,我都覺得不是很合適。去年我回母校參加校慶,一個從義大利回國的女孩採訪我,說自己非常迷茫,不知道路在哪裡。我就覺得,其實很多人都會有這樣的困惑。現在是「回國潮」,很多孩子從海外名校畢業,他們有太多困惑和我當年一樣。所以我希望寫一本書給這些孩子們看,告訴他們,雖然我們時代不同,但骨子裡不服輸的東西不能變。

人物攝影:新京報記者 郭延冰

新京報:書中的往事都是通過日記形式記錄的嗎?

朱迅:是的。我媽培養了我兩個好習慣,一個是讀書,一個是寫字。年輕時會覺得記憶力好,但如果你不寫下來,到了40歲,會忘記你幹了什麼。我回顧過去只是覺得,那就是曾經的我啊。

新京報:回顧往事,有沒有覺得自己年少輕狂?

朱迅:看事情的態度多少會有一點點變化。比如當時我做清掃工作的時候,有個人給我飯糰,讓我覺得很屈辱。在那個狀態里,我可能年輕氣盛,自尊心很強,接受不了。但現在回頭想,甚至有些感激,那可能真的是一份善良。

新京報:你在書里寫到,一旦有壓力就會狂吃薯片?

朱迅:我特別愛吃薯片,超愛。但我其實最愛吃紅薯片。因為在北京,小時候一到冬天家裡就買烤紅薯,那個味兒就像家的味道。吃薯片也算是我解壓的一種方式。

新京報:近兩年,很多央視主持人紛紛離職,在央視工作了近20年,你是否想過去其他地方闖闖?

朱迅:我覺得台里還是能讓我做願意做的事情,所以我不走。而且中央台於我並不是一個事業的台階,更多是家的歸屬感,我出生在那兒,在我回國最難的時候,也是它收留了我。如果我能在這裡繼續實現我的夢想,為什麼要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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