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禮立：中國可借鑒日韓經驗實現晶元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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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興事件後，中國要自主攻堅晶元技術這一點，基本上已經成為了共識。但同時，由於晶元的制造工藝非常複雜，涉及50多個行業、2000-5000道工序。有些輿論擔心開始憂心忡忡，覺得只有一腔熱情是不夠的，中國恐怕難以憑一己之力完成晶元突破。對此，盤古智庫學術委員、智慧城市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書長張禮立認為，中國可通過借鑒其他國家經驗，靈活利用自身優勢，憑藉中國現有的經濟發展水平，在晶元技術上取得長足發展。

本文根據《環球時報》記者布英娜對張禮立的採訪整理，與各位讀者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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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興事件後，中國要自主攻堅晶元技術這一點，基本上已經成為了共識。但同時，由於晶元的製造工藝非常複雜，涉及50多個行業、2000-5000道工序。有些輿論擔心開始憂心忡忡，覺得只有一腔熱情是不夠的，中國恐怕難以憑一己之力完成晶元突破。

對此，我是樂觀派。歷史上，日本韓國等國家都經受過極大的技術困境,也有發奮趕超並最終實現蛻變的經歷。通過借鑒這些先行者的經驗，靈活利用自身優勢，憑藉中國現有的經濟發展水平，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中國也可以在晶元技術上取得長足發展。

比如，韓國在晶元發展經歷中體現出的博納眾長和企業家精神是值得我們學習的。韓國晶元的崛起是以三星的成功為代表的。三星晶元研發從上世紀80年代初開始的，用了差不多15年時間，到90年代中後期達到世界先進水平。日本當年講韓國用15年也無法超越日本，結果是韓國只用了不到10年時間便超越了日本。

當時，韓國通過博採其他先進國家技術之長啟發了自己。韓國通過兩個途徑，分別去日本和美國學習、引進技術，然後基於對日本和美國技術的整合，獨自研發出自己的技術。對核心技術的自主掌握成為韓國晶元日後有機會稱霸世界的關鍵。

另外，以三星創始人李秉哲為代表的韓國那一代的企業家精神也值得我國的企業家學習。當時韓國的企業家們下了一定要超過日本的決心，放棄對短期利益的追求，不計成本地投入，並積極和政府合作研發新技術，勸說政府進一步加大扶持，努力為行業爭取發展機會。這也是韓國晶元能頂住重壓發展起來的重要原因。

對中國而言，現在我們可以向更多的國家，如向美日韓以色列等國家學習先進技術，還可以和對晶元技術感興趣的新進國家共同交流，博採眾家之長，打造有中國特色的晶元產品。中國企業家也可以學習韓國企業家的精神，勇於承擔時代的責任，加強和政府的主動合作，助力國家早日實現晶元自主的目標。

再比如，日本「官產學」一體化的發展路徑對我們也有極大的借鑒意義。上世紀70年代初，日本半導體產業整體落後美國十年以上。70年代中期，日本本土半導體產業受到被迫向美國開放計算機和半導體市場以及IBM新技術出現的雙重暴擊。在這種被動條件下，日本開始實施了超大規模集成電路的共同組合技術創新行動項目（VLSI）。

該項目是日本「官產學」一體化的重要實踐，它由日本通產省牽頭，將日立、三菱、富士通、東芝、日本電氣五家平時互相競爭的計算機公司以及國家研究機構的研究人才組織到一塊進行研究工作。得益於VLSI對研究資源的整合，項目實施的四年內共取得了約1000多項專利，日本在微電子領域上的技術水平達到了與美國並駕齊驅。

中國完全也可以集結BAT等大型科技公司和中科院，各大高校計算機學院和各種集成電路研究所的合作，將平時互相競爭的計算機公司和只專註科學研究的科研機構的力量集中起來，互相通氣，產研結合，集中力量進行攻堅。

當然，相較於日韓，中國向美國學習技術的難度是大得多的。因為高科技本身是美國的核心競爭力，中國的基礎很好，近幾年的發展態勢又很猛，處於一種對於自身優勢的擔憂，美國傾向對中國採取一些更猛烈的強制措施。因此，我們對硬技術要有打持久戰的心理準備。

不管是晶元還是半導體行業，其發展都有周期性。上世紀90年代初期半導體處於低谷期，日本國內不看好其未來發展於是減少投資，而韓國在行業低谷期堅持猛烈投資，最終在產業回彈期取得收穫。

所以，我們在埋頭研究技術的同時，也應該冷靜、科學、客觀的觀察晶元產業在整個世界內的發展周期，去找到符合世界經濟發展的應對策略，也找到最有利於我們彎道超車，發揮特長的良方。

本文根據《環球時報》記者布英娜對張禮立的採訪整理

責任編輯：宋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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