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立松：兩個反對的朋友——胡先驌胡適論戰始末考論
本文原載《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8年第3期，限於篇幅，注釋刪除，如需引用，請參考原刊。作者付立松為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現當代文學在讀博士生。
（本文作者付立松）
[內容提要]
胡先驌與胡適的文學論爭是學衡派與新文化運動者論爭中的焦點事件。胡先驌對胡適等人的批判早於學衡派的正式出現。1919年胡先驌寫《中國文學改良論》，批判文學革命，這不僅緣於胡適在《文學改良芻議》中嘲諷其詩作，更是為老師林紓助陣。1920年下半年寫作長文《評》，前四節集中批評胡適詩作及其詩學觀點，後四節以人文主義思想匡正新文化運動的浪漫主義傾向。該文直到1922年《學衡》雜誌出版，分兩期連載。但是胡適、周作人等新文學作家讀到第一期即做出回應。《評》的詩學主張及人文主義理念在此次論爭中並未得到有效呈現。胡先驌第三篇論戰文章是《評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該文就胡適白話文運動理論中文言與拉丁文、白話與歐洲各國國語的比附關係進行辨析，由此可以呈現二人理解歐洲文藝復興的不同方式。胡先驌理解的歐洲文藝復興，延續清末以來「國學復興」的傳統，以「向後」的方式在古代典籍中重尋構建現代文明的有益資源；胡適則以「向前」的方式推動啟蒙運動，建設現代民族國家。
關鍵詞：胡先驌；胡適；學衡派；嘗試集；文藝復興
胡先驌、梅光迪等學衡派成員對新文化運動的反攻是1920年代初期中國文學思潮乃至文化思潮的熱點事件。最早對此事件進行歷史性評述的大約是舊派文人錢基博。他在《現代中國文學史》（1932年）中講到胡先驌、梅光迪與胡適皆留學美國，相交甚歡，文學觀點則有分歧：「適倡革命，而光迪、先驌主存古，與適相持。先驌尤褒彈不遺餘力。」並以相當篇幅羅列胡先驌對胡適文學革命理論的批判。評述之間，褒揚胡先驌，貶抑胡適。1935年《中國新文學大系》出版。胡適在《建設理論集·逼上梁山——文學革命的開始》中詳述他與梅光迪、任鴻雋等人在美國綺色佳的文學論爭，這既是發生文學革命的「歷史的引子」，也是出現學衡派的遠因。鄭振鐸在《文學論爭集·導言》中講「胡梅輩」的反攻，「引致了好些西洋的文藝理論來做護身符」，聲勢之大自然與林琴南、張厚載不同。阿英《史料索引》的作家小傳對胡先驌的簡介是：「《學衡》雜誌編輯人。反新文學運動最烈」，「如林琴南為反新文學之第一代代表人，那麼，胡先驌是代表了第二代。」錢基博與《中國新文學大系》編纂者雖然持有不同的文化立場，但是講到胡先驌，都強調他作為學衡派主將的派系身份、新文學運動反對者以及與林琴南輩的代際關係。長期以來學界對胡先驌與胡適的論戰解讀，基本延續這一認識模式，雖然獲得顯著的研究成果，但是胡先驌投入論戰所帶有的文化信息卻被派系特徵所遮掩，對其文學思想及文化理念的解讀也帶有過於濃厚的新人文主義色彩。本文將以胡先驌與胡適的三次論戰為線索，鉤沉史料，力圖在還原每次論戰的前後語境時，通過歷史細節，呈現二者更立體的文學主張與文化理念。
一、為老師林殊助陣
（胡先驌）
胡先驌（1894—1968），江西人，出身於名望世家。幼年得曾祖門人沈曾植提攜，擅長詩詞，是清末民初江西詩壇的後俊。1908年入京師大學堂預科學習，深受林紓、郭立山、柯劭忞幾位名師影響。1912年11月赴美求學，在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學習植物學。他在1919年發表《中國文學改良論》，既是為老師林紓出頭，也不乏與胡適的意氣之爭。
胡先驌與胡適在美國留學時相識，二人有幾位共同朋友。1914年6月，楊杏佛、任鴻雋等留美同學在綺色佳成立科學社，胡先驌是社員之一。經楊杏佛介紹，胡先驌與梅光迪、任鴻雋在1915年4月加入南社。胡先驌與胡適正式通函，也是由楊杏佛等人引介。但是二人一個在美國西部的加州大學讀書，一個在美國東北部的康奈爾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求學，見面機會有限。二人交往主要是圍繞《留美學生季報》的詩文往來。1916年胡適任該報編輯，胡先驌任幹事，二人是該報的主要撰稿人。一個有趣的插曲足見胡先驌與胡適等留美同學的友誼。1915年夏天在綺色佳，楊杏佛用他照相機與胡適、梅光迪、任鴻雋三人合影留念。楊杏佛、任鴻雋都為合影題詩並「兼呈諸子」，不在照片之內的胡先驌也有和詩，詩作一同登在《留美學生季報》第3卷第2號。同期還有胡先驌的四首詞，其中一首《齊天樂》是他初夏時聽鄰室彈曼陀林，一時感懷所作：
玉樓飛度天風遠，悠揚乍低還住；鳳撥頻揮，鸞絲碎響，無限幽情低訴。
愁魂黯佇，聽急管哀箏，和成凄楚。一曲涼州，天涯遊子淚如雨。
熒熒夜燈如豆，映幢幢孤影，凌亂無據。翡翠衾寒，鴛鴦瓦冷，禁得秋宵幾度？
么絃漫語，早丁字簾前，繁霜飛舞。裊裊於音，片時猶繞柱。
該期雜誌在1916年6月出版，正是胡適在綺色佳與楊、梅、任等人論爭文學革命，被逐步「逼上梁山」之時。8月，胡適翻閱《青年雜誌》，見陳獨秀對南社詩人謝無量長律吹捧過度，便去信指摘：「細檢謝君此詩，至少凡用古典套語一百事」，「凡人用典或用陳套語者，大抵皆因自己無才力，不能自鑄新詞」。並指出當下文學之腐敗現狀，批判南社諸人「誇而無實，濫而不精，浮誇淫瑣，幾無足稱者」。即使佼佼者如樊樊山、陳伯嚴、鄭蘇庵之流，也是模仿古人，「極其所至，亦不過為文學界添幾件贗鼎耳」。就此提出改良文學的八項主張。胡適自1910年8月赴美，一直遠離國內，之所以對南社詩人有此印象，一是閱讀《南社叢刻》，一是與楊、任、梅、胡等南社詩人的切磋交流。得到陳獨秀的答覆後，胡適作《文學改良芻議》，細陳改良文學之「八事」。其中第五事「務去濫調套語」，胡適針砭到：「今之學者，胸中記得幾個文學的套語，便稱詩人。其所為詩文處處是陳言濫調。」隨後列舉的「蹉跎」「身世」「飄零」「愁魂」等十七個套語，多是《留美學生季報》「文苑」欄的高頻辭彙。並以胡先驌《齊天樂》下闕為例，稱「此詞驟觀之，覺字字句句皆詞也，其實僅一大堆陳套言語耳。……此詞在美國所作，其夜燈決不『熒熒如豆』，其居室尤無『柱』可繞也。」胡適對胡先驌詞作的批評與對謝無量長律的批評如出一轍，並在文中隱去胡先驌名字。1921年12月《胡適文存》出版。胡適對《寄陳獨秀》和《文學改良芻議》兩篇文章做了微妙改動。前篇隱去謝無量名字，稱「某君」；後篇將「今試舉一例以證之」改為「今試舉吾友胡先驌先生一詞以證之」。改動雖微，卻耐人尋味。許多研究者以「文存」版立論，稱胡適在《文學改良芻議》中點名批評胡先驌，並不妥切。胡適所談「濫調套語」，雖以胡先驌詞作為例，但是並非針對胡先驌一人，而是借之說明當下詩壇的創作風氣。文章作成，胡適一共複寫了三份，一份在自己主持的《留美學生季報》上發表，一份寄給陳獨秀在《新青年》上發表。緊隨其後，陳獨秀髮表《文學革命論》。文學革命在《新青年》上正式打響。
（胡適）
《文學改良芻議》見刊時（1917年1月），胡先驌已在江西省實業廳任職。此時頗不得志。或以作詩填詞為消遣，偶爾遊覽廬山，研究植被。他推崇宋詩。3月11日，胡先驌給一直反對江西詩派的柳亞子去信，讚譽同光體，結果被柳作詩譏諷。4月23日柳亞子給楊杏佛回信，對胡先驌來信和胡適的文學革命表示不滿。胡適對南社詩人大加否定，卻稱讚陳伯嚴（陳三立）、鄭蘇庵（鄭孝胥）等同光體詩人，這更讓柳亞子反感。該信以《與楊杏佛論文學書》為題發表於《民國日報》（1917年4月27日）。自此引發南社內部「宗唐」與「宗宋」之爭，柳亞子退出南社。客觀上，胡適與胡先驌一個在外部一個在內部，合力促成南社的分裂。1918年秋，胡先驌受聘於國立南京高等師範學校，任農林專修科植物學教授。是年《新青年》上演「雙簧信」，一再諷刺林紓，終於惹起林紓的反攻。胡先驌見胡適等人欺負老師林紓不懂西文，「未能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終不能居上風」，何況他也反對胡適等人的文學革命，於是作《中國文學改良論》。該文先在《南京高等師範日刊》發表，後被《東方雜誌》轉載（1919年3月），幾乎與林紓《致蔡鶴卿書》同時出現（1919年3月18日《公言報》）。
胡先驌的《中國文學改良論》是為林紓等老先生助陣，卻也夾雜一點私怨。文章開篇稱陳獨秀胡適發起文學革命，盲從者為「彼等外國畢業及哲學博士等頭銜所震懾，遂以為所言者，在在合理」。這一句無疑是針對胡適。胡適《文學革命論》《歷史的文學觀念論》《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主張以白話代文言，是為創造新文學，卻也指向建設以言文一致、統一國語為特徵的現代民族國家的內在訴求。針對胡適以白話代文言的觀點立論，胡先驌指出：「文學自文學，文字自文字。」「文學與文字，迥然有別。」就此剝離文學革命和語言革命的必然聯繫。改良文學無須廢棄文言。他也認為「言文合一」為「謬說」：「歐西言文，何嘗合一？其他無論矣，即以戲曲論。夫戲曲本取於通俗也，何莎士比亞之戲曲，所用之字至萬餘？豈英人日用口語，須用如此之多之字乎？」言文合一是言說與書寫趨於一致的理想狀態，實際情況必然存在一定距離。但是莎翁劇用詞雖多，演出時仍用口語講出，可以為社會各階層民眾同時欣賞。胡先驌以莎翁劇為例，恰好證明胡適提倡白話文學的合理性。對於胡適推崇的接近言文一致的元代文學，胡先驌唱起反調：「語言若與文字合而為一，則語言變而文字亦隨之而變。」英國喬叟、斯賓塞的作品距今不過四五百年，如今難以閱讀，而秦漢文章距今超過兩千年，仍可以被現在的讀者接受。這正是言文分離的優勢所在。至於如何改良中國文學，胡先驌的建議是：「欲創造新文學，必浸淫於古籍，盡得其精華，而遺其糟粕。乃能應時勢之所趨，而創造一時之新文學。……故居今日而言創造新文學，必以古文學為根基，而發揚光大，則前途當未可限量，否則徒自苦耳。」胡先驌的文學主張定然合林紓心意。
阿英稱林紓與胡先驌分別是反對新文學第一代、第二代的代表人，如今師生兩代人同時撰文反對新文學運動，確實醒目。師生二人的文章在當時有很大影響。胡先驌文章被《東方雜誌》轉載後，有讀者給胡適去信，說「這篇文章在反對論中算是最有力量的了。務請先生辯正一番！」胡適答言：「胡先驌的駁議，是『似是而非』的。已有羅家倫君在《新潮》第一卷第五號里駁過他了。我也沒有什麼可加的意見。」胡適的答言似乎沒有說什麼，卻刻意用「似是而非」四個字，並且加了雙引號。《文學改良芻議》中，胡適批判濫調套語之弊端，「令國中生出許多似是而非，貌似而實非之詩文」，隨後列舉胡先驌的詞。此時又稱胡先驌文章「似是而非」，實際將他的文章也視為濫調套語了。羅家倫的文章《駁胡先驌君的中國文學改良論》將胡文逐段列出，徹底批駁。胡先驌是為老師林紓助陣，羅家倫的駁論是代老師胡適答言，似乎對等，卻難說符合禮節。不過，新青年批判、挖苦長者乃是新文化運動的一大特色。
二、「戲台里喝彩」引來的批判
1916年7月，胡適因一首遊戲性質的白話詩引起風波，與梅光迪、任鴻雋展開筆戰，被逼上「做白話詩的路上去」。在給任鴻雋的信中，胡適「戲台里喝彩」，親自講解這首白話詩的諸種好處。之後不無感慨地講：
「『戲台里喝彩』，乃是人生最可憐的事，然亦未嘗無大用。蓋人生作文做事，未必即有人賞識。其無人賞識之時，所堪自慰者，全靠作者胸中自信可以對得起自己，全靠此戲台里之喝彩耳。」
1920年3月《嘗試集》出版。最早對詩集進行整體性批判的不是梅光迪、胡先驌等留美同仁，而是南社詩人胡懷琛。胡懷琛以擁護新詩的姿態對《嘗試集》大加臧否，稱讚第一編中的某些詩，如《中秋》、《江上》、《寒江》等等是詩，第二編中的一些詩不是詩，「胡適之上了錢玄同的當，全國少年又上了胡適之的當！」並自告奮勇地為胡適改詩。胡適對此極其反感。他在給《時事新報·學燈》編輯的信件中表明拒絕意見後，卻引來更多人討論。8月4日，胡適為《嘗試集》再版作序，對此次論爭做出總體回應。他稱這本帶有歷史興趣的詩集之所以值得再版：一是繼續嘗試之路，就而否定胡懷琛的評價；二是詩集對新詩音節的探索值得供新詩人參考。並再一次「戲台里喝彩」，為讀者指定哪些是白話新詩，哪些不是真正的白話新詩。之前對任鴻雋、梅光迪等人「戲台里喝彩」，喝出的是一種沒有知音賞的孤獨；這一次「戲台里喝彩」，不僅有了同路人，還有自己的成績，這時喝出的是一種欣慰自得之情，同時也獲得了解說《嘗試集》的權威性。此時胡適在南京高等師範暑期學校講授「白話文法」和「中國古代哲學史」，大受歡迎。梅光迪也在南高暑校授課，主講「文學概論」、「近世歐美文學趨勢」。胡先驌在浙江採集植物標本。胡適在梅光迪、胡先驌所在院校寫下這篇「自序」，此番「戲台里喝彩」至少在胡適這裡，是為綺色佳時的文學論爭划上句號了。
（胡適《嘗試集》）
胡先驌在11月初回到南高，此時《嘗試集》再版已經發行。胡先驌針對「再版自序」和詩作，寫成長文《評》。胡先驌之所以寫《評》固然是與胡適持有不同的詩學主張，但是某些實際影響也值得考慮。首先胡先驌與梅光迪已成同事，南高暑校開課時，梅光迪與胡適多有交往。胡先驌此時關注《嘗試集》，應該來自梅光迪的影響。其二，胡適「再版自序」特意註明作於「南京高等師範學校的梅盦」。梅庵是南高師生遊憩之所，是胡先驌尤其鍾愛的地方[iii]。胡適在此地寫序，無疑挑戰了胡先驌的文化空間。其三，胡適此番「戲台里喝彩」的姿態具有一種挑戰性。作品問世後，作者對作品的解讀往往具有一種絕對權威性。胡適為讀者指定《嘗試集》哪些詩是白話詩，哪些不是真的白話詩，哪些詩的音節好，哪些詩的音節壞，是以權威者身份為讀者確立白話詩的樣本，同時也拒斥了其他人的批評意見。胡先驌寫作《評》，正是挑戰胡適「戲台里喝彩」所確立的權威性。
《評》共八節，兩萬餘字。前四節集中對胡適的詩作和詩論發難，不乏刻薄之語。後四節是在歐美近世文學潮流的總體視域下斷定胡適等白話詩人反對專制主義、古典主義的絕對自由主義傾向是西方浪漫主義、盧梭主義在中國的分流。通過比較浪漫主義和古典主義的優勢與弊端，提出統合二者的人文主義思想。這與一般保守派對《嘗試集》的批判不可同日而語。該文首次將Babbitt譯為白璧德、humanistic譯為人文主義。「白璧德」與「人文主義」後來成為標準譯法。反觀本年8月，胡先驌在《解放與改造》發表的《歐美新文學最近之趨勢》，細緻梳理寫實主義、浪漫主義等文學思潮的歷史演變與發展趨勢，評論也持正、公允。僅隔數月，態度發生明顯轉變，並提出人文主義思想。胡先驌接受白璧德學說，顯然來自梅光迪的影響，同時也與自己的文化理念有關。在給胡適的第一封信中，胡先驌表明志向：「當以正人心風俗為己任。苟綿力所及，則亦當一以宏恢聖道，通貫中西名言哲論為指歸也。」這也是梅光迪、吳宓等學衡派成員的人文理想。文章作成後，「歷投南北各日報及各文學雜誌，無一願為刊登，或無一敢為刊登」，如此拖延一年之久。直到1921年11月學衡社成立，《評》才在《學衡》雜誌上分兩期連載。但是文本意蘊能否充分釋放，往往受制於媒介的傳播形式。《學衡》雜誌第一期登出《評》前四節，正是批判胡適白話詩及詩論最激的部分。胡適、周作人、茅盾等人就此做出回應，雖說及時，卻腰斬《評》的整體結構。胡先驌的詩學主張及人文主義理念在胡適等人的回擊中沒能得到有效彰顯。如果說這場論爭是西方古典主義詩學傳統與浪漫主義傳統在中國的第一場正式交鋒，浪漫主義代表者們採取的是戰略性反攻，而非學理式較量。
1922年1月，當《學衡》雜誌第一期出版時，胡適在哪裡？作何反應？本月胡適沒寫日記。按耿雲志《胡適年譜》記載：「1月12日，在上海，為高元的《國音學》寫序。21日，寫《章實齋年譜自序》。」按胡適日記2月4日記載：「我在南京時，曾戲作一首打油詩題《學衡》。」可見1月份胡適不僅在上海，也到了南京。當天胡適收到任鴻雋、陳衡哲夫婦來信，信後附有陳衡哲的詩。附註：「適之回京後三日，作此送給他。」落款時間1月31日。可見，胡適1月中旬在上海，之後到南京看望任鴻雋夫婦，談論《學衡》雜誌，並寫打油詩題《學衡》，大約在27日離開南京，返回北京。打油詩《題》大致可以還原胡適與任鴻雋交談時的場景。《學衡》出版後，胡適一直留意社會各媒體的反應。上海《中華新報》、《時事新報》的文章或褒或貶，他認為多無價值。2月4日《晨報副刊》發表式芬（周作人）的《評匡謬》，胡適認為頗為中肯，並全文抄錄到日記里。周作人的文章以雜文筆法，針對《評》前四節的所謂「背謬」之處進行匡正。筆調尖酸凌厲，並且沒有必要地指出胡先驌即是胡適在《文學改良芻議》中批評的「好詞的著者」。胡適抄錄周作人雜文至少部分地宣洩了《評》給他造成的心理壓力。
（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
這一年上海《申報》創刊五十周年。2月6日，胡適開始寫《五十年的中國文學》，3月7日完成，共四萬餘字。篇末講到白話文運動的反對派，他認為此時雖有反對聲浪，但是沒有一種「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反對論。學衡派「也只能謾罵一場，說不出什麼理由來。」胡適就此宣稱：「文學革命已過了議論的時期，反對黨已破產了。從此以後，完全是新文學的創造時期。」同在3月7日，胡適為北京《白話晚報》寫祝詞，稱：「沒有理由的主張，不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主張，或是不敢公開討論的主張，都禁不起人家的一駁。」《評》前四節果真沒有講出什麼理由來？顯然不是。該文對胡適的刺激仍在繼續。3月10日，胡適為《嘗試集》四版作序，延續之前的論調說，「現在新詩的討論時期，漸漸的過去了。」但是「現在還有人引了阿狄生，強生，格雷，辜勒律己的話來攻擊新詩的運動，但這種『詩云子曰』的邏輯，便是反對論破產的鐵證」。阿狄生（Addison）、強生（Ben Johnson）、格雷（Gray）、辜勒律己（Coleridge）的言論均出自《評》前四節。這種「旁徵博引」在胡先驌是一件值得自豪的事，卻被胡適視之為「詩云子曰」的邏輯，是「反對論破產的鐵證」。至於為何「子曰詩云」的邏輯便是「反對論破產的鐵證」，胡適不經論證便強行宣判了結果。但是在文章末尾，胡適十分誠懇地講到：「我在再版自序里說的那種『戲台里喝彩』的壞脾氣，我近來也很想矯正他。」於是不無情緒地引用胡先驌批判《嘗試集》為「死文學」的話作為總結，承認《嘗試集》的價值在於見證新詩實驗的歷史過程，而非藝術性。《嘗試集》再版刊行後，胡適陸續邀請任鴻雋、陳衡哲、周作人、魯迅、俞平伯替他刪詩、改詩，直到1922年3月刪改完畢，結成《嘗試集》四版，從此成為訂版。這即是對兩年前胡懷琛批評《嘗試集》的回應，也是胡先驌《評》直接刺激下的成果。
胡適改掉「戲台里喝彩」的態度，部分接納了胡懷琛、胡先驌等人的批評意見。可惜胡適讀的僅是《評》的前四節，對於後四節的人文主義思想傾向沒有了解。尤其最後一節，胡先驌對新詩創作抱有一定期待。胡適等早期白話詩人的創作，在胡先驌看來模仿的是西方頹廢派，故有諸種不足，待後來出現新月派的新古典主義詩學主張，應該可以符合他的詩學主張。他甚至樂觀地講，《嘗試集》的嘗試結果，即便宣告「此路不通」，但是「終有他路可通之一日。是胡君者，真正新詩人之先鋒，亦猶創亂者為陳勝吳廣而享其成者為漢高。此或嘗試集真正價值之所在歟？」胡適如果讀到這一段，可以與胡先驌握手了。
三、「文藝復興」的兩個方向
胡先驌與胡適的另一論爭焦點是文學之死活問題。論爭對象雖然是文言白話，力圖解決的是文學問題，卻能折射出二人理解歐洲文藝復興的不同方式，由此也可以理解二人何以選擇不同的文化路徑。胡先驌準確提煉出胡適白話文運動理論的基本模式：
「以過去之文字為死文字，現在白話中所用之文字為活文字；用活文字所作之文學為活文學，用死文字所作之文學為死文學。而以希臘拉丁文以比中國古文，以英德法文以比中國白話。以自創白話文以比喬塞（Chaucer）之創英國文學，但丁（Dante）之創意國文學，路德（Luther）之創德國文學。」
胡先驌認為這是「以不相類之事，相提並論。」因此指出拉丁文與文言、歐洲各國國語與白話這種錯誤的比附關係，胡適的文學革命理論自然瓦解，死文學與活文學之說也就不成立了。
新文學運動初期，胡適一再提及的死文學與活文學，是由思考死文字與活文字的問題發展而來。1915年8月，胡適為東美學生年會提交論文《如何可使吾國文言易於教授》，講到漢文是一種半死的文字。半死文字是尚有部分文字被言說，部分文字已死。尚被言說的文字，即日常用語，是活文字；反之，是死文字。教死文字如同教外語，須用翻譯之法，譯死語為活語。1916年，胡適與梅光迪、任鴻雋等人討論文學革命，將死活文字之說納入文學革命構想之內，從而有死文學與活文學的說法。活文學是用白話創作的文學作品；死文學是用不被言說的文字創作的文學作品。當時中國文壇崇尚摹古，胡適的死文學之說有現實針對性。4月5日夜，胡適在日記中梳理《吾國歷史上的文學革命》，認為文學革命至元代而登峰造極，當時真有一種活文學問世。可惜這股潮流在明代受阻，否則我國文學早已變成言文一致的白話文學。但丁、喬叟、路德的偉業可以在中國出現了。至此文言白話與死活文字的對應關係基本確立。1917年6月，胡適在歸國途中讀薛謝兒（Edith Sichel）的《文藝復興》。書中關於歐洲各國國語興起的歷史給胡適很大啟發。其中有一段薛謝兒轉述阿爾貝蒂的話，被胡適翻譯為：「拉丁者，已死之文字，不足以供新國之用。」此前胡適稱文言是半死的文字，此後改變觀點，認定文言是一種死文字。拉丁文與文言、歐洲各國國語與白話的比附關係就此確立，胡適的文學革命理論基本定型，這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中有充分體現。他堅稱「用死了的文言決不能做出有生命有價值的文學來。這一千多年的文學，凡是有真正文學價值的，沒有一種不帶有白話的性質，沒有一種不靠這個『白話性質』的幫助。」胡適將歷史上優秀文學作品的價值屬性、生命屬性與文言徹底剝離，賦予白話，從而為白話文運動提供歷史合理性的依據。這時胡適提倡的白話已非一般方言或俚語，而是以某種官話為依託的可以為全體國民共有的標準國語。這也是《建設的文學革命論》的根本宗旨：「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
（胡適《白話文學史》）
胡適參考歐洲文藝復興時期各國國語興起的歷史經驗，將文言比附於拉丁文，將白話比附於歐洲各國國語，從而將白話文運動比附於歐洲各民族國家興起時的文學運動，將中國新文化運動比附於歐洲的文藝復興。這既是為中國白話文運動在理論與實踐上奠定基礎，從而充分吸納歐洲文化資源，為中國新文學建設開拓出多種發展趨勢的可能性，也是對新文化運動「儘可能做出最高程度的禮讚」。
但是胡適的比附方式是否合理？胡先驌在《評》中指出：「希臘拉丁文之於英德法，外國文也。……恰如漢文與日本文之關係。」「今日人提倡以日本文作文學，其誰能指其非？胡君可謂廢棄古文而用白話文，等於日人之廢棄漢文而用日本文乎。」胡先驌的反駁沒有指到實處。歐洲各國國語興起的歷史，正是歐洲民族國家成立的歷史。現代民族國家作為「想像的共同體」，中國與歐洲各國有很大差異。中國地域廣博，某些方言差異之大足以構成不同的語言單位，何況還有少數民族語言存在。某些方言區或少數民族學習文言/漢語，如同學習一門外語。如此來看，胡適的比附方式未必沒有道理。針對胡先驌的這段議論，周作人在《評匡謬》中批評到：「我真料不到胡君會發這樣通達之論。他明明是贊成胡適之的提倡廢棄古文而用白話文了。因為日人提倡以日本文作文學，不但是廢棄漢文，乃是廢棄日本的古文而用日本的白話！」中國新文學的發生、發展一直有追求「言文一致」的內在目的，這與日本現代文學的興起具有相似性。周作人的「匡謬」十分中肯。胡適對此也很欣賞。數日後做《五十年的中國文學》，篇末談到胡先驌的這段議論。胡適的態度簡單而乾脆：「正是如此」。
「中國人用古文作文學，與四百年前歐洲人用拉丁文著書作文，與日本人做漢文，同是一樣的錯誤，同是活人用死文字作文學。至於外國文與非外國文之說，並不成問題。瑞士人，比利時人，美國人，都可以說是用外國文字作本國的文學；但是他們用的是活文字，故與拉丁文不同，與日本人用漢文也不同。」
胡適這篇長文在1922年3月初完成，次年2月登在《申報》五十周年紀念刊《最近之五十年》，題目改為《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3月出版單行本。針對此文，胡先驌撰文《評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發表在《學衡》雜誌第18期（1923年6月）。
對於胡適就文學之死活與拉丁文、歐洲各國國語的比附方式，胡先驌這一次分析得最為深刻，駁斥得更為充分。關於文學之死活，胡先驌強調：「文學之死活不繫於文字之體裁，亦不繫於應用之範圍。」古希臘荷馬、柏拉圖的作品，「寧以其文字之滅亡，遂變為死文學耶？」可見胡先驌判斷文學作品之死活，以其能否超越時空限制被不同時代不同地域的人所閱讀接受。這與胡適對文學之死活的理解有所不同。按胡適的定義，非日用口語的文字為死文字，用死文字書寫的文學作品是死文學。死文字與死文學的傳播接受須用翻譯之法，譯死語為活語。荷馬、柏拉圖的作品若是不從古希臘文譯成現代民族語言，仍是一種死文學。基本概念的定義不明確，由此造成理解上的差異，爭論越多，分歧越大。
對於胡適在論述歐洲各國國語興起時，動輒以但丁為例闡明語言革命的合理性，胡先驌對此進行匡正。首先，「歐洲各國文字認聲，中國文字認形。認聲之文字，必因語言之推遷而嬗變。認形之文字，則雖語言逐漸變易，而字體可以不變。」中國文字在不同時代不同區域可以有不同讀音，但是不妨礙傳達字意。將中國文言比附於拉丁文並不合適。至於拉丁語言也分雅俗兩種。「較雅之拉丁，則文人學士、達官貴人言之。較俗之拉丁，則屠沽駔儈，販夫走卒言之。」胡適所謂歐洲各國國語是由「俗拉丁而變為新拉丁（Neo-Latin）」，並不存在一種根本對立於拉丁文的歐洲各國國語。因此將文言、白話與拉丁文、歐洲各國國語相比附，並造成一種對立，絕對錯誤。即便提倡白話文，但丁提倡的俗語與胡適提倡的白話也有區別。胡先驌從歐洲語言變遷、歐洲中世紀教權專制、當時義大利文人創作情況三個方面加以辨析。最終指出，但丁認可的俗語，並非佛羅倫薩的普通方言，而是一種「高潔之俗語」。何況，但丁沒有廢棄拉丁文，「胡君不能引但丁為其黨徒明矣。」在胡先驌與學衡派同仁這裡，但丁是一位人文主義者，因此不能認同胡適塑造的語言革命先鋒形象。
（但丁）
胡先驌認為胡適的比附方式有誤，從而否定胡適理解的歐洲文藝復興。在胡先驌這裡，借鑒歐洲文藝復興經驗，必然要回歸傳統。他為解決文言白話問題，從而為創造中國新文學提出一個學習對象——近代之希臘文學：
「在十九世紀初年，希臘國中忽生一文藝復興運動，終乃引起促成希臘之獨立。其時大語言學家高雷士（Adamantios Coraes）抱極大之愛國熱誠，在其各古作者著作之前所作之序文中，時時喚醒國人重視其國故之光榮。同時造成近日希臘通行之文言文。至今希臘有兩種文，一即文言文，一即白話文。」
「先是在十九世紀初年，希臘本有一種文學的方言。半雜俗語，半為古希臘語。高雷士乃取之為據。汰去其外國語分子。保存其古代殘餘。由古代辭典中取出適當之字。或按希臘語法、構造新字。以增加其字數。遂造成今日之通行文言文。」
可見胡先驌理解的「文藝復興」是由人文學者主導的返回傳統，重釋古代典籍的精義，從而「喚醒國人重視其國故之光榮」。他認可的文言文，已非桐城派文人堅守的一般古文，而是以人文學者參與創造的新文言為書寫工具的新式文言文。胡先驌以近代希臘為借鑒提出中國的「文藝復興」方案是清末章太炎、黃節、劉師培等人推動的「古學復興」思潮在1920年代的延續，他認可的文言革新恰是章太炎《新方言》的翻版。而清末「古學復興」運動是歐洲文藝復興在東亞促成的現代思潮。
與胡適相比，胡先驌對拉丁文及歐洲各國國語興起歷史的認識更為深刻，相關論述與後來研究義大利文藝復興的相關結論也較為一致。對於胡適的錯誤比附，余英時講到：「（1917年）以後幾十年關於文藝復興時期土語文學的研究，已大大修正了土語文學與拉丁語文學勢不兩立的觀點。15世紀後期與16世紀早期，土語與新拉丁語之間是一種並立且相輔相成的關係。如果胡適採用1917年以後有關文藝復興的見解，那麼他也許便不得不放棄以文藝復興的比附五四了。」其實，即使胡適認清拉丁文與歐洲各國國語的關係，也不會妨礙他繼續提倡白話文學，繼續嘗試白話詩寫作。文學革命照樣會發生，胡適也會以文藝復興比附於「五四」。拉丁文與歐洲各國國語興起的歷史，是胡適、陳獨秀、蔡元培等新文化運動者與胡先驌、吳宓乃至清末章太炎、黃節、劉師培等文化保守主義者理解歐洲「文藝復興」的分界點。「『文藝復興』的歷史意義，對胡適來說，重點並不是『向後』，即重回古典發現傳統，而是『向前』，即推動啟蒙運動和建設民族國家。」胡適將「五四」比附於「文藝復興」，在具體論述中雖然有紕漏，卻是在清末以來「向後」理解文藝復興的「復古」思潮中開拓出「向前」的啟蒙方向。畢竟，現代中國的發展目標不是文藝復興時期的歐洲，而是以「自由」、「民主」、「平等」為文明根柢的現代民族國家。胡先驌與胡適理解的文藝復興存在分歧，表現出不同的文化理念，進而走上不同的文化路徑。二者之間雖然存在論爭，但是並不存在誰勝誰負。胡先驌這一脈形成的文化保守主義與胡適、陳獨秀這一脈衍生出的自由主義、激進主義，都是現代文明的有機組成部分，都為現代中國的文化建設做出巨大貢獻。
（胡先驌與胡適）
胡先驌與胡適的三次論戰主要集中在學理層面，更多體現了學者風範。胡先驌的文學觀點雖然可以部分糾正乃至補充胡適的文學主張，但是無礙於新文學運動已經發生；其秉持的人文主義思想對於新文化運動時期不乏偏激的浪漫主義傾向雖然可以糾偏，但是無礙於新文化運動的整體走向。胡先驌文章主要針對文學革命中的某些具體問題發難，對於新文學運動追求的「言文一致」、「國語統一」等時代性問題卻落墨不多，對於新文化運動中的某些核心問題更是沒有觸及。因此其論戰成績甚微。這也是學衡派與新文化運動者論戰時的共同特點。胡適批評胡先驌的詩詞在先，之後對胡先驌的駁難雖有反應，但是沒有像在綺色佳與梅光迪、任鴻雋等人論爭時一樣全力以赴，僅是明確自己的立場和態度，似乎缺乏理據。但是星火已成燎原之勢，再去辯駁有何意義？因此胡適一再強調，文學革命已經過了議論時期，此後完全是新文學的創造時期。這也符合胡適實驗主義的立場。胡適在文學革命初期對歐洲文藝復興的理解與胡先驌存在分歧，但是後來倡導的「整理國故」運動及「好政府主義」的政治立場，與胡先驌的文化理念卻有更多的共通之處。《評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發表後，胡先驌再度赴美（1923年9月），入哈佛大學攻讀植物分類學博士學位。1925年7月學成歸國，仍在東南大學任教。冬季，胡適在上海養病，二人見面，並有合影。胡適給這張照片的題詞是：「兩個反對的朋友」。
本期編輯：劉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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