倫敦要參與一帶一路？原來他們看重的是這件事
一個新的投資者聯盟正在帶頭採取行動，以確保 「一帶一路」沿線地區基礎設施項目的可持續性。
自2013年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對外公布以來，很快就成為可持續發展和綠色金融相關討論的焦點。該倡議將在陸地和海上兩條戰略性線路沿線超過65個國家推動基礎設施互聯互通。這個雄心勃勃的項目有可能將推動全球綠色技術和可再生能源投資，要麼如果上馬過多污染項目，則會令各國在未來數十年間受到困擾。
那麼，怎樣才能將可持續性融入「一帶一路」倡議？為此，我們採訪了綠色「一帶一路」投資者聯盟（Green Belt and Road Investor Alliance，簡稱GBRIA）主席、倫敦金融城公司亞洲問題特別顧問、前英國駐華外交官雪莉·馬德拉，她認為西方國家應該積極與中國合作，幫助發展中國家建立自己的可持續戰略。但分歧將依舊存在，尤其是關於能源獲取受限的國家使用 「清潔煤炭」技術的問題。
凱瑟琳·厄爾利（以下稱「厄」）：綠色「一帶一路」投資者聯盟的目標是什麼？
雪莉·馬德拉（以下稱「馬」）：這個聯盟源自去年綠色金融研究所（GFI）和綠色金融委員會（GFC）的研究論文《綠色「一帶一路」》。我主持了與推進綠色「一帶一路」相關的其中一項工作，經過與行業和政府的磋商，得出的一條建議是成立一個小組，負責推動這項討論。
「一帶一路」倡議覆蓋至少65個國家，涉及各種不同類型的基礎設施：電信、能源、公路和鐵路等。國際社會當然可以說希望用可持續的方法為「一帶一路」提供資金，但這其中的細節需要一層一層地敲定，這就是我們成立投資者聯盟的原因。
我們正在推進的有三項工作：協調綠色金融標準；提高資本市場的效率，從而使綠色金融能夠帶來長期效益；以及能力建設。我們仍在探索綠色金融的定義，然而，與 「一帶一路」沿線金融系統和可持續議程不夠健全的國家攜手，共同探索與這些項目相關的投資問題，對於英國這樣位於綠色金融思考前沿的國家來說，是一個教學相長的過程。然後我們才能確保這些規則、原則和標準在「一帶一路」沿線欠發達地區得到落實。
厄：怎麼樣才能解決標準問題，統一大家對綠色金融的定義呢？《綠色「一帶一路」》報告提到了一個「清潔煤」項目，中國的銀行認為這個項目是綠色的，但氣候債券倡議和國際資本市場協會這些西方銀行比較認同的組織卻不這麼認為。
馬：你可以看看大部分投資相關的可持續性章程和標準，其中80%都是一樣的，都著眼於投資對氣候變化的長期影響。全球各種標準最顯著的差異就是有關清潔煤炭的部分，或者概括地說就是煤炭的使用。我們尤其需要弄明白怎麼才能把中國和歐洲的標準聯繫起來。
煤炭的使用，無論何種形式，都讓西方國家相當擔心。這種擔心並非空穴來風；目前可再生能源價格暴跌，而將煤炭從地下挖出來不僅不具成本優勢，反而最終會造成某種程度的污染。但我們必須清楚並且接受以下事實，那就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經濟狀況和我們非常不同。（在那些國家，）普及能源才是主要目標。
因此，我們需要了解這些原則從何而來。它們是否只是一個過渡，在不久的將來就會有更加清潔、綠色的原則取而代之？這就是我們團隊正著手探索的問題。
這些棘手的問題我們不應該只是草草了結，我們應該了解它們從何而來，又會怎樣影響巴基斯坦、哈薩克、東非這樣欠發達的 「一帶一路」沿線地方，甚至包括中國。
厄：要確保在那麼多地方建設的基礎設施符合綠色標準，面臨的主要挑戰是什麼？
馬：問題在於它不僅會對周圍環境產生直接影響，還會對周邊產生間接影響。不難想像一片綠色當中豁然辟出一條道路會是怎樣一副景象，而生活在這片綠色當中的動物以及它們受到的影響卻是無法立即被感知的，但一個地方一旦建了火車站，周圍可能就會有一個社區拔地而起，一片更大的環境就會被破壞。很多層面的影響在快速盡職調查過程中都得不到評估，但可能會對未來有很大的影響。問題在於你在哪裡停下來，以哪裡為界。
厄：中國和倫敦將在這方面密切合作。中國希望倫敦提供哪些專業知識？
馬：我認為雙方是互惠互利的，倫敦和中國一樣都有收穫。我這麼說的原因是，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大的綠色債券市場。綠色金融倡議的主席羅傑·吉福德爵士有個說法很好，說這就像是批薩——概念是全球性的，但你需要因地制宜做一些改變。如果改變做得不對，或者不了解自己市場的供求情況，那就很難把自己的標準推廣到其他市場。
厄：綠色金融研究所和綠色金融委員會剛剛成立了一個中英綠色金融中心。能不能談談這個中心，以及它未來會有什麼項目。
馬：真的很激動人心。新的中心幾個星期前剛剛啟動，將為綠色和可持續領域內的政策工作和實施提供更加廣闊的平台。現在雖然還在初期，但倫敦金融城的團隊正專註於推動倫敦，乃至整個世界的綠色升級。
雄安新區可以成為中心一個很好的展示項目。該項目計劃建立一個金融中心，不僅關注傳統金融，還要注重綠色金融，在綠色和可持續金融的支持下建立一座綠色可持續的城市。
投資界急需展示如何建立一個真正清潔、環保的智慧城市。我在中國生活了3年，知道這個國家是怎麼做事的。中國政府一旦有想法，就真的會去做。浦東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30年前，那裡還都是漁港和農田；30年後，浦東已經成為中國金融服務業的樞紐，繁榮程度無出其右。所以我覺得把雄安新區建成綠色清潔的智慧城市這個想法非常值得我們的關注。這將成為綠色金融研究所很好的研究對象。
厄：金融部門什麼時候開始真正關注綠色金融需求的？
馬：國際金融界都是受回報驅動的。在某種程度上，綠色金融是一項和企業社會責任相關的形式化的程序——看起來不錯，感覺也不做，一些投資者對此十分熱衷。
現在已經完全不一樣了，這很大程度上和可再生能源的價格有關。因為事實上，當我們談到回報和適應未來的投資的時候，污染性發電廠比可再生能源的風險更高。
當我們談論回報的時候，我們談論的是風險。金融界經歷了一個重大的改變，從那些雖然能夠帶來穩定的資金流但卻可能來自污染性發電廠的項目中撤資，因為現在普遍認為這些項目比成本正在下降的可再生能源的風險更高。可再生能源將成為一個更加經濟的解決方案，所以未來十年它的投資回報也會更有保證。
這甚至沒有算上若企業未能遏制污染排放、甚至污染情況惡化而導致罰款或者稅收增加的情況，而且也沒有考慮未來10到20年政府政策可能會飛快地影響整個供應鏈。我認為金融界對綠色金融的興趣是以真實可靠的風險分析為基礎的，這就是為什麼我覺得綠色金融有發展前途的原因。
厄：中國在綠色金融辯論中發揮著怎樣的作用？
馬：我認為中國人對綠色可持續金融及其對環境的影響思考的很多，而且可能比許多快速發展的國家都要早，這一點令人很是鼓舞。2016年G20杭州峰會期間，中英兩國共同主持了「G20綠色金融研究小組」的工作，這是一個具有開創意義的時刻，綠色金融首次被提上G20議程，且此後一直是「G20峰會」的議題。中國在這方面做出了貢獻。
作者：凱瑟琳·厄爾利，自由撰稿記者，《 環境學家》前副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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