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加唐代科舉的「留學生」

自古以來，外國人在中國就業、留學由來已久，在唐代尤甚。唐朝是當時世界上最為強盛的國家之一，而且以開放與包容的姿態，澤被四鄰，文化發達，外國留學生不絕於途。長慶元年（821年）唐穆宗下詔允許外國留學生參加科舉考試，專門為周邊國家來中國的留學生設置了一項考試製度——「賓貢進士」。因考生來源、文化差異不同，「賓貢進士」與「國子進士」、「鄉貢進士」在考試和錄取方式上、在錄取比例和考試難易上有一定優惠政策，「賓貢進士」是古代科舉考試重要組成部分，對周邊國家傳播中國文化影響起著積極的作用。

唐代向外國放開科舉考試，多面向於東南亞國家。一方面古代聖賢君王受儒家思想傳播的影響，都追求「四夷傾心嚮往一心」；另一方面，當時新羅、高麗、安南（越南古稱，包括現廣西一帶）、緬甸、尼泊爾都是唐朝貢國或藩屬國，尊稱唐王朝為「上國」，這些小國是唐王朝的「國之門戶」，唇亡齒寒，因此唐朝與這些屬國在政治、經濟、文化方面往來極為密切。

在這些留學生中，來自朝鮮半島新羅的崔致遠名氣最大，他也是唐代知名度最高的留學生之一。

崔致遠（857年-？），字孤雲，號海雲，謚號文昌。朝鮮半島新羅王京(今韓國慶尚北道慶州)人。唐咸通九年（868年），12歲的崔致遠辭別親人，成了一名小留學生，隻身一人來大唐王朝求學，他父親在他臨走時說：「你去中國一定要努力學習，十年之內必須考上進士，如果十年之內你考不上進士，那就斷絕父子關係，我就不認你這個兒子。」崔致遠「壓力山大」，牢記父親的訓誡，勤學苦讀，結果不負眾望，唐僖宗乾符元年（874年）進士及第，提前4年完成父親的重託。

登科進第的崔致遠，沒有衣錦還鄉，而是選擇了繼續留在大唐發展，擔任江蘇溧水縣縣尉，做一名負責軍事、治安的地方官（相當於現在的公安局長）。崔致遠在唐朝做官多年，任期屆滿後，又被淮南節度使高駢聘為幕府，後授職幕府都統巡官。在朝鮮半島，崔致遠享有「東國儒宗」、「東國文學之祖」的稱譽。他一生文學創作不斷，他創作的《桂苑筆耕》文集還收錄在《四庫全書》中。

作為中國近鄰的日本，也經常派優秀青年來大唐王朝學習文化知識，至今日本文化仍深受大唐文化的影響，日本人阿倍仲麻呂（698年-771年）就是其中的代表。阿倍仲麻呂中文名晁衡（或朝衡），字巨卿，於717年隨日本遣唐使赴長安入太學學習，與大詩人李白、王維、儲光羲、包佶、趙驊等人交往甚密。阿倍仲麻呂經過寒窗苦讀，參加唐科舉考試，以優異成績考中進士。後在唐朝任從三品秘書監兼衛尉卿。相傳他回國時，因船隻遭到大風的襲擊，遭遇海難，消息很快傳到了唐朝。李白以為他罹難，心情十分悲痛寫了這首《哭晁衡詩》：「日本晁卿辭帝都，征帆一片繞蓬壺。明月不歸沉碧海，白雲愁色滿蒼梧。」但事實上阿倍仲麻呂並沒有遇難，他乘的那隻船漂到了越南海岸，最後得救，阿倍仲麻呂也得以繼續在唐朝任職。

如今，西安長慶公園內有「阿倍仲麻呂紀念碑」，碑面有阿倍仲麻呂《望鄉》詩：「仰首望長天，神馳奈良邊。三笠山頂上，想又皎月圓。」

唐大曆六年（771年），阿倍仲麻呂在長安逝世，終年七十三歲。後來日本也引進了科舉制，日本的科考有秀才、明經、進士和明法，日本的科舉考試長期被貴族把持，到江戶時代廢止。

中國科舉考試不但影響到東南亞國家，而且還傳播到阿拉伯地區。李彥升，大食人（唐宋時期對阿拉伯人的專稱），長期定居中國。當時的汴州刺使、宣武軍節度使盧鈞偶然發現李彥升講中國話標準流利，就與他交談，通過交談，盧鈞了解到李彥升是隨經商船隊來的，出身名門望族，較為熟悉中國文化。

唐宣宗大中元年（847年），盧鈞特意向宣宗皇帝舉薦李彥升。經唐宣宗派人員核實，恩准李彥升參加科舉考試。李彥升到京後，按部就班進行科考。結果，他一舉及第，而當年全國總共及第的人數只有22人。當時他的考卷，交送中書省、門下省複核。複核後發現，李彥升確有真才實學，潁川人陳黯便針對此事撰寫成《華心說》一文，對李彥升給予高度肯定。

唐代之後，科舉制也逐漸被東南亞一些國家引入。明代時，越南的留學生一般在本國鄉試結束後，會到北京參加會試。明景泰五年（1454年）甲戌科的考試中，越南人阮勤中一舉成名，奪下進士的桂冠，從此留京任職，後任命為工部侍郎。值得一提的是，清光緒三十年（1904年），清朝科舉考試被廢除，為了籠絡外國的留學生，清政府臨時組建了學部專門考核外國留學生，凡考中者按進士、舉人授予資格，梵谷中進士者授翰林院修撰，人們把這些留學生稱為「洋翰林」。

科舉制度作為隋唐以來封建時代的選人用人制度，不僅為國內的學子重視，也吸引了大量外國的「留學生」。他們參與科舉，不僅傳播了中國傳統文化，還對中外文化交流有著積極的影響。（王東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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