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利普·G·阿特巴赫 張煒 劉進 高等教育的複雜性：學術與運動生涯
DOI:10.16298/j.cnki.1004-3667.2018.05.03
摘要：阿特巴赫教授是蜚聲全球的學者，致力於比較教育學和高等教育學的教學、研究、諮詢和服務50餘年。文章回顧了阿特巴赫教授的求學與學術經歷，介紹了其研究和教學及搭建學術平台的過程，討論了其研究領域的形成與發展，概述了其主要學術成就，包括學生運動、知識傳播、學術翻譯、學術新聞工作、中心-外圍觀點、大眾化、高等教育系統與知識經濟、研究型大學、全球化和國際化、學術職業等。
關鍵詞：阿特巴赫；學術生涯；比較教育學；高等教育學
探討我從事了大半個世紀的職業，以及塑造這一職業的理念，評論其間曲直實非易事。本文並非一篇傳統意義上的自傳，我這個傳統學究的經歷也難以稱之為自傳。相反，本文所考量的是不同時期社會和學術環境中的種種觀點，並探討所有這些是如何塑造一種職業的。
一、我的學術起源與形成
我生於芝加哥大學附近，在這裡長大，中學畢業後也進入這所大學學習，對於一個美國人來說這並不是很常見的。此外，這所大學當時是、並且現在依然是一所與眾不同的學術機構，它致力於實現本科階段乃至貫穿整個研究生教育的自由教育理念。也正是在這所大學裡，形成了我對學術生涯和高等教育的社會角色的認知。
我是個土生土長的芝加哥南部人，就住在環繞芝加哥大學的海德公園附近。我成長於20世紀50年代，騎自行車沿著湖邊從海德公園到市區是常有的事兒。即使在那時，這個地區也呈現出高度的多元化，非裔美國人與其他少數民族人口數量日益增長。我小學和初中均就讀於芝加哥公立學校（這些學校現在飽受爭議，但在當時卻是好學校）。我就讀的那所小學就在伊利諾伊中央鐵路旁邊，門前有一條嘈雜的馬路，車輛川流不息。同時，這所小學會定期組織學生觀看芝加哥交響樂團的音樂會，這培養了我對經典音樂的喜愛並延續至今，也奠定了我堅實甚至傳統的小學課程基礎。
我曾在海德公園中學讀了兩年，那時該校是一所名校。當時校內至少80%的學生都是非洲裔，學校也很嚴格地進行教學分軌制，學術系列的學生以白人和亞洲人為主。在該校還是這座城市最好的學校時，學校優良的傳統和優秀教師都得以保留。海德公園中學辦學出色，至少在學術系列和多數課程上表現出眾，這些課程對促進多民族間關係持有積極的態度。
我中學的後兩年就讀於南岸中學，這是一所優秀的中學，當時對於猶太教徒和天主教徒保持著平等的待遇。大多數學生為白人和社會地位大抵一致的人，這裡的教學沒有實施分軌制度。
20世紀50年代中期，反共產主義的「政治迫害」盛極一時，但南岸中學的一群學生受到一些教師的鼓勵，堅持政治自由主義、民權運動和激進主義，受到當地普救教派的歡迎，很快加入了他們的青年會。以此為基礎，青年會開始支持地方民權領袖發表演講，並參加了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NAACP）的活動。我們也時常會到市中心剛建成的第二劇院舉辦活動。
我參加了芝加哥大學的芝加哥公學開設的幾門預修課程和創意暑期文學項目，因此得以提前一個學期從高中畢業，於1959年1月入學芝加哥大學。當時，這所大學有著嚴謹的學術氛圍和著名的通識課程，對此感興趣的學生往往會為之神往。而我來到這裡的動機之一，是我早在中學就已經歷過的積極的政治文化。1959年，我開始進入學術殿堂，在此後的半個多世紀，我一直從事與高等教育相關的職業，矢志不渝。
芝加哥大學至今仍以其嚴格的通識課程而聞名，當時大學前兩年的課程皆為要求嚴格的一系列人文和科學教育，專為所有本科生開設。大多數課程修一年，要持續3個季度（芝加哥大學當時和現在實行的都是學季制而非學期制），學年結束時每門課程會進行一場考試。大部分課程都由若干講座構成，請國內著名教授講授，課上也經常進行小組討論，這些討論並非由助教而是由獲得學院終身教職的教師組織。課本也往往由一手資料編纂而成。例如，社會科學課程所用課本為托克維爾、弗洛伊德、馬克思、韋伯等人的著作而非傳統的課本。數學則包含了數學史，這門課程我學得不是很優秀。但令人欣慰的是，閱讀課程採用了英語譯文而非法語或德語原文。所提交的論文皆源於原始資料，然後交由指導教師進行嚴格的審閱。毫無疑問，這種教學基礎與授課方式，為學生提供了寶貴的學術基礎和嚴格的評估體系，培養了學生出色的批判性思維和清晰的書面表達能力。
由於還沒有明確的職業規劃，我得以在大學本科的最後兩年選修自己感興趣的課程，包括比較宗教學、南亞文明、中華文明和現代文學。最後，我主攻社會學和歷史。
二、研究生院
1962年大學畢業後，我決定從事教育職業，以便為社會奉獻自己的微薄之力，之後開始在芝加哥大學攻讀教育管理的碩士學位。我認為繼續在芝加哥大學深造是個不錯的選擇，該校的教育系口碑良好，且我仍然能參與校園政治。我當時曾認為作為一名教育管理者或研究者，我能從事教育領導工作。我的碩士研究方向是教育政策，學位論文研究對象是詹姆斯·B·柯南特，他曾是影響頗深的政治家、哈佛大學前校長。隨後，我開始意識到，以前我所設計的職業道路必須要有工作經驗才能實現，但作為剛出校門的22歲碩士生，卻難以獲得工作經驗。至此，我明白了自己並非對教育管理實務特別感興趣，而是對後來所從事的比較教育學更感興趣。
很巧的是，比較教育學中心——當時美國最好的本領域研究中心之一，恰好也在賈德大廳內，與教育管理專業的辦公室分別在走廊的兩端。我進入比較教育學中心攻讀博士學位。此外，我的妻子也正在芝加哥完成她教育碩士的學業。由於我已修完了許多教育方向的必修課，就有了更大的選課範圍，可以選擇社會科學和發展研究等方向的課程。該系的兩位比較教育學家，C. 阿諾德·安德森和菲利普·福雷斯特，立足於教育在全球社會經濟發展中的作用這一視角，開設了多門相關課程，並且特別關注發展中國家。我還獲得了由福特基金會資助的獎學金用於我的博士論文研究。
我對愛德華·希爾斯教授的授課非常感興趣。他是一位博學的社會學家，致力於高等教育和知識分子在社會中的作用研究，他曾將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的作品譯成英文。多年來，我一直與他保持聯繫。只要我在芝加哥，就會去拜訪他，即使他已退休，不再從事教學工作，也不曾間斷。我記得有一次吃飯的時候，他帶我在一個相當普通的中國餐館引薦了他的一個好朋友——諾貝爾獎得主、作家索爾·貝婁。當時的場景、對話讓人聯想到他的某部小說。還有一次，希爾斯憑藉他曾在英國劍橋大學國王學院進修過半年的關係，帶我去了國王學院某個正式的晚宴，碰巧晚宴上我的鄰座就是愛德華·摩根·福雷斯特——《印度之旅》一書的作者，此時他已年逾九旬，卻依舊健談。1995年希爾斯去世後，我將他在高等教育領域的著述彙編成書。
事實上，希爾斯教授對我的學術興趣及博士論文有著極為深遠的影響。通過他的課，我開始意識到大學在現代社會中的重要性，這也是後來我職業生涯的主要興趣和關注點。希爾斯曾在印度進行過研究，並基於印度社會中知識分子的視角，撰寫了一篇開創性的研究論文。在其課程的影響下，我決定把我博士論文的重點定位於高等教育。我在學生政治方面的經歷以及早期對印度的興趣指引我開始研究印度的學生激進運動，並從密歇根大學獲得了一年的研究經費。我的論文主要關注的是孟買學生政治運動的歷史，追溯以印度獨立鬥爭為起點到20世紀60年代的激進運動的歷史。
我開始相信，高等教育特別是大學在社會和經濟發展進程中起著核心作用；在任何社會形態下，大學都是文化中心和研究機構。印度的研究工作表明，發展中國家的高等教育是一個複雜的、多元化的現象，值得學習和研究。我對大學的諸多作用一直持有濃厚的興趣，試圖理解並闡明高等教育的方方面面。事實上，我的整個學術生涯已經涉及了高等教育的諸多不同方面，如學生在政治和知識網路以及學術交流方面的作用、學術職業、研究型大學等。基於此，我特別關注發展中國家的高等教育，希望能夠呼籲關注這些國家的特殊情況以及他們所面臨的問題。
在此期間，即從20世紀70年代到20世紀末，在世界銀行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領導下，許多專家和決策者提出，發展的最好「回報」是投資小學教育和掃盲培訓。而我一直主張高等教育在發展過程中的中心地位，指出大學是社會領導者的教育場所，研究成果的產出地，還是核心人才的中心。20世紀90年代末，我以高級顧問身份參與了一份具有影響力的報告《發展中國家的高等教育：危機與承諾》，試圖重新把關注焦點引向高等教育。該報告一經發表就得到了世界銀行總裁的高度讚揚，並在恢復高等教育在世界各國政府主要政策組織中的突出地位方面頗具影響力。
20世紀末，高等教育的重要性得到了大大提高，這毫無疑問受到了全球化與互聯網出現的影響，尤其是知識型經濟的興起等刺激，即便在發展中國家也是如此。這些現實情況需要高學歷人才以及高校同國家緊密聯繫。此外，越來越多的人承認高等教育是社會流動性的關鍵所在，這一認知促使各地擴大招生數量，加速了高等教育大眾化的到來。從此，中學後教育融入到全世界年輕人的生活和職業規劃之中，成為政策制定者和經濟的中樞。
然而，在我的國際高等教育研究的大部分職業生涯中，我對大學的興趣尚未被廣泛分享與高度重視，因為在大多數國家，大學依然被當作精英的邊緣機構。雖然高校有著共同的歷史淵源，但它們之間的國際聯繫相對較少。然而，在21世紀，高等教育已被公認為知識經濟時代的重要組成部分，全球學術機構都已國際化。毫無疑問，對高等教育在新興的全球知識社會中的作用的看法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三、學生與政治
毫無疑問，受到美國學生運動的經歷及對印度學生激進運動研究的影響，我開始從事學生政治的研究，並堅信學生是社會中一支強有力的政治和教育力量，這一點在發展中國家、在20世紀中期特別如此，從某種程度上說現在依然如此。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全球學生激進運動爆發後，我對學生運動的本質及其在社會和校園中所扮演的角色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儘管學生激進運動在某些情況下的確會推動西方國家的政治改革，但很顯然，學生激進運動，包括由此引發的政權更迭在內，對發展中國家社會的影響要大於發達國家。全球激進運動爆發以來，各類有關學生政治激進運動的研究被陸續發表。對於許多國家來說，學生仍然具有強大的政治力量，但近年來對學生政治激進運動的研究卻越來越少。
學生政治激進運動的歷史仍存在大量研究空白，但其重要性卻不可小覷。例如，學生參與了1848年歐洲革命及民族主義的崛起，其中包括法西斯主義和納粹主義在歐洲的興起。學生於20世紀20年代起就參與了印度獨立鬥爭，歷經數十年努力，印度終於在1947年獲得獨立，這對近幾十年來的學生運動影響頗深。同樣，學生在其他亞洲社會也參與了獨立運動，西方國家的學生也參與了政治激進運動。對激進運動的歷史展開研究，有助於勾勒出20世紀60年代以後的激進運動發展方向。
一定時期內，學生運動的研究是從外圍層面展開的，那些陷入冷戰政治的國際學生組織，展現了學生團體是如何打破國際界限進行交流，又是如何受到冷戰時期的陰謀所影響的。在學生激進運動的鼎盛時期，學生政治各組織之間頻繁地進行國際交流，但事實上學生運動本質上還是國家性的，幾乎不與國外有直接牽連。具體的國際學生組織，如蘇聯主導的國際學生聯合會（SIUS）與親西方的國際學生大會（ISC），對當時進行的鬥爭影響並不大。事實上，這兩個國際學生組織分別由前蘇聯和美國資助，並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兩國的影響。ISC和美國學生聯合會（NSA）於1967年被曝出接受中央情報局資助後就瓦解了。
我開始相信，了解學生運動在高等教育發展的幾個關鍵點中所扮演的角色是至關重要的。如前所述，在發展中國家，學生在爭取獨立和反對殖民主義的過程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樣，學生的這種參與也賦予了他們一定的權力及合法身份，且一直持續到獨立之後。歐洲和北美地區卻與此相反，強大的學生運動雖在某些領域可以改變政策（如高等教育領域），但他們不能迫使政權更替。如在德國，學生影響了大學治理的制度化改革並參與了大學治理。20世紀70年代以後，發達國家的學生不再過多地參與政治激進運動，然而在一些發展中國家，學生仍偶有參與。
四、研究、教學及建立中心與專業
從事學術工作近半個世紀是我的一大筆寶貴財富。我主要從國際化的角度出發，開展高等教育的學習、研究和教學工作。我曾擔任過系主任及其他一些行政管理職務，但沒有任職過高層領導。我的學術工作經歷十分充實並且流動性較大。
我的學術活動一直圍繞學術研究和研究生教育展開，但我從未教過本科生。我一直是博士生導師，在從教的3所大學指導過88名學生，同時還參加了其他一些大學的碩士和博士委員會指導研究生。我的博士在20多個國家任職，其中有些位居要職，包括一些政府部長，還有一些在非政府組織、世界銀行、非洲開發銀行、亞洲開發銀行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等機構工作。我一直很喜歡與研究生共事，並試圖讓他們發掘自己的研究重點，而不是去迫使他們改變想法或方法。我本人並不善於學術理論的構建，或許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我才一直鼓勵學生要以深入研究為追求目標，以研究成果為指導方向。
1965年，我在芝加哥撰寫博士論文期間，應哈佛大學的西摩·馬丁·李普塞特教授的邀請，以博士後研究員的身份加入到他的研究小組，主要研究發展中國家的學生政治激進運動。我在哈佛大學國際事務中心與李普塞特教授會面，並以一名教育研究生院講師的身份講授「教育與社會發展」課程。李普塞特是世界上最傑出的社會學家之一，也是一位良師。我從他那裡學到了廣泛收集數據的價值所在，並試圖以毫無偏見的態度去理解其含義。我很喜歡與他的博士團隊共事。後來，我完成了博士論文，並在李普塞特的指導下撰寫了幾本書，《叛逆學生》便是其中之一。
隨後，我進入了學術就業市場。當時處於美國高等教育的擴張時期，因而工作並不難找。我接到了兩所中西部高校的聘書，1966年的秋天，我加入了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教育學院，擔任助理教授一職。在此期間我講授了比較教育學和南亞教育學課程，而該校當時正在構建比較教育學專業。同時，我還被委派到印度研究系任教。1968年，我27歲，晉陞終身職副教授，成為當時校內最年輕的終身教職之一。在威斯康星大學就職期間，我參與編輯了《學術市場》一書，以適度批判性的視角探討了20世紀60年代美國大學所面臨的挑戰，這本書在校園裡幾乎無人問津，但後來在馬來西亞我遇到了校長，他質問我為何要編輯這本批判性視角的書，萬幸的是我當時已經得到了終身教職。
1974年，我接到了紐約州立大學布法羅分校的聘書，擔任高等教育和社會基礎教育領域的全職教授。同時，我獲得信息和圖書館研究學院聘任，講授一門關於國際出版的課程。在大家的鼓勵下，我創建了比較教育學研究生專業，同時成立了「比較教育學中心」。起初參與研究工作的有蓋爾·P·凱莉，隨後是洛伊絲·韋斯和希拉·斯勞特，他們三人都是我在威斯康星大學的學生，後來還有一些其他同事加盟，我們共同建立了比較教育學和高等教育學專業。我在該校任職的19年里，比較教育學項目和比較教育中心已成為國內同類中的佼佼者。1978年，我擔任了《比較教育研究》（比較教育學領域的權威雜誌）的主編，隨後一直做了10年。比較教育學中心也發展為比較與國際教育學會（CIES）秘書處，凱莉擔任學會的秘書長。
1994年，我的學術生涯轉移到了波士頓學院，參與該大學的高等教育學科建設。不久後，我被任命為新成立的「漠南大學」首席教授，並一直持續到2013年退休。我向唐納德·漠南提出建議並獲得了認同，在1995年建立「國際高等教育中心」（CIHE），學校還同意為此中心提供額外的資金補助。該中心還受到了福特基金會15年的持續資助，資助總額超過一百萬美元。其他一些具體的研究項目和活動分別由卡耐基基金會、洛克菲勒基金會、麥克阿瑟基金會、豐田汽車基金會及其他組織提供支持。
CIHE開展的研究項目涉及該中心及資助者感興趣的一系列問題。通常研究人員會彙集到一起，集中探討一個特定的研究主題。研究論文成稿後，要在編輯會議上進行討論，然後修訂出版成書。全球視野下私立高等教育的崛起，發展中與中等收入國家學術職業透視，亞洲大學作為全球主要學術機構的興起，發展中國家的大學在新興和發展中經濟共同體中的領導地位等研究成果都已出書發表。
該中心與波士頓學院高等教育專業的碩士和博士培養項目一直緊密結合，並在很大程度上受益於授課教師以及那些多年來一直擔任研究生助理的優秀博士生。詹姆斯·J. F.福雷斯特便是這些優秀的成員之一，1995年通過他我接觸到了互聯網。在他的努力與專業人士提供的技術支持下，CIHE建立了一個健全的網站，並開始擁有其他互聯網資源。羅伯塔·馬里·巴塞特和利斯·瑞絲伯格擔任《高等教育評論》的執行編輯，從1996至2004年我一直從事該雜誌的主編工作。達姆圖·特佛拉負責在貝拉焦出版網路發行，並首創了非洲地區高等教育國際網路，還獲得資助出版了《非洲高等教育：國際參考手冊》。
1995年，我意識到國際社會已經開始重視高等教育，因此創立了《國際高等教育》季刊，為國際高等教育的迅速擴張提供一個分析問題和共享信息的論壇，最近已發行到了第70期，該刊已被公認為世界上分析高等教育的重要資源。《國際高等教育》秉持這樣的理念，即發表權威專家的短篇文章，這無疑是成功的。專家都很忙只好撰寫短篇文章，而我們的讀者多為高等教育領導者、政府及組織官員和研究人員，他們也表示短篇的分析型文章非常有用。如今，《國際高等教育》已被翻譯成多種語言，包括中文、俄羅斯語、西班牙和葡萄牙語，目前正在討論譯成阿拉伯語和越南語。《國際高等教育》的英文版刊發在德國高等教育界的權威刊物——《德國大學報》。《國際高等教育》現在有紙質和電子版本。
五、塑造研究領域
我從事的研究領域主要涉及兩個方面：比較教育學和高等教育學，特別是高等教育學在國際化方面的發展是我在職業生涯中始終關注的焦點。我曾參與《比較教育評論》和《高等教育評論》的主編工作，為這兩個知名期刊的發展貢獻自己的力量。同時，我也參與了比較教育學和高等教育學標準教材的編寫。在比較教育學領域中，我的3本著作被廣泛使用，分別為《比較教育學》《比較教育的新探討》和《教育中的緊急問題：比較的視角》，這些書籍在比較教育學課程中大量使用，在比較教育學迅速發展時期，相關學術討論也大量引用了這些書籍。我們就比較教育學究竟是一門「學科」還是跨學科領域研究展開過激烈討論，我本人傾向跨學科領域這種觀點，而最終這種觀點也佔了上風。
高等教育學研究領域雖然相較於比較教育學更加完善，但相對而言起步也較晚。我參與編輯的《21世紀的美國高等教育：社會、政治和經濟挑戰》，為研究美國高等教育學提供了更有利的機會。目前，這本書已發行第五版，其中有兩版由普羅米修斯出版社出版，另外三版由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出版社出版。這本書成為美國高等教育學領域的標準教材。參與《高等教育評論》的編輯工作也為我日後打造該方向的核心期刊奠定了基礎。
隨著全球化的影響與知識經濟的發展，大學教育國際化研究方向顯得愈加重要，我有幸參與了國際高等教育分支領域的發展研究。我合作編輯了《新世紀之交的高等教育研究：結構、問題和趨勢》，探討了該領域的重要發展趨勢，為當時該領域的發展研究提供了衡量基準。我以比較高等教育為主題的兩部文集也對該領域的發展做出了貢獻。《高等教育》是高教領域開創性的研究期刊，1975至1996年我擔任該期刊北美地區主編，這一經歷讓我有了更多機會研究新興領域。1977年至今，我編輯過幾部關於國際高等教育的書籍：1977年至1984年與普雷格出版社合作、1985年至1994年與培格曼出版公司合作以及2005年至今與森瑟出版社合作，這些均為推動全球高等教育提供了重要的契機。
在我的職業生涯中，全球化及其影響極大推動了高等教育領域研究的迅猛發展。1970年，我為哈佛大學國際事務中心編撰《發展中國家高等教育：書目之精選》，該書包含了近1600個條目。此後，該領域的文獻數量快速增加。與此同時，我還在國際教育發展理事會（ICED）舉辦的幾次會議擔任大會秘書。理事會負責人詹姆斯·珀金斯為將頂級大學和政策領導人組織在一起研究高等教育政策與實踐的國際意義煞費苦心。根據ICED的研究，當時很難找到有關高等教育體系的知識，且官方授權的有關高等教育的短篇書目僅在約十餘個國家發行出售。國際教育發展理事會年度會議也基於比較框架創作了幾卷書目集中討論研究了高等教育的議題。1977年，第一本綜合性國際高等教育百科全書（十卷）出版問世。當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銀行以及其他國際組織也開始對高等教育議題萌發興趣，我的《國際高等教育：百科全書》一書為此做出了貢獻。
自1995年以來，波士頓學院國際高等教育中心（CIHE）一直致力於通過召開會議、出版專著，尤其是《國際高等教育》期刊，來擴展高等教育知識庫。該中心的網站充當著高等教育方面的信息源和研究平台，特別關注發展中國家高等教育的研究。通過《國際高等教育》雜誌以及高等教育中心在過去20年間的研究，該領域的一些關鍵問題得到了說明。
就全球而言，高等教育領域的發展令人矚目。我出版的《高等教育研究機構國際目錄》和《高等教育：國際研究中心與項目名錄》追蹤了兩個不同時期高等教育領域的社會地位，同時闡述了該領域如何崛起，及其在全球多個國家的發展狀況。在過去的幾十年間，以高等教育議題為重點的研究和政策中心及機構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進展，這足以說明高等教育在大眾化和知識經濟時代的重要性。我們研究了旨在培養高等教育從業人員和研究人員學位專業的發展。如今，儘管人們清晰地認識到學術機構需要職業管理人員，而世界其他地區的高等教育發展也確實令人矚目，但高等教育的發展仍不均衡，正在進行的研究項目大多集中在美國和中國。為更好地促進對專業化學術管理及學術帶頭人的培養工作，我編纂了《世界級大學領導力：發展中國家的挑戰》一書。該書重點闡述了學術領導力，如治理、戰略規劃、籌資、財務管理等。
六、知識的傳播
學者和研究人員通過研究和分析創造知識，但他們卻鮮于思考知識傳播的複雜性。在我的研究生涯中，我一直關注知識的傳播。無論是編輯出版還是在當今世界為解釋這些複雜現象所付出的努力，都是至關重要的。
從學生時期開始，我就對這些問題產生濃厚的興趣。在芝加哥大學學習期間，我加入了校學生報社《芝加哥放逐者》，這為我的寫作和編輯提供了寶貴的經歷。在印度期間，我還曾任職於《經濟與政治周報》，這也是一次有用的編輯培訓經歷。此外，作為學生，我曾為多種出版刊物供稿，探討學生政治和學生運動。
我長期致力於多種學術期刊的發展，擔任多家雜誌主編，並在高等教育學領域的頂級學術期刊發表論文。20世紀70年代在威斯康星大學任教的幾年中，我在《比較教育評論》擔任副主編，該雜誌是本領域影響甚廣的學術期刊。1978年，我擔任雜誌主編，之後一直做了整整十年。期間，我說服比較教育和國際教育學會（CIES）董事會的成員將雜誌社移至可提供專業出版資源的芝加哥大學出版社。事實證明，後來近40年的時間裡，該舉措無論對雜誌社還是比較教育和國際教育學會都大有裨益。有了專業出版社的幫助，雜誌社輕鬆過渡到數字時代，還獲得了寶貴的技術和金融服務支持。我在波士頓學院任教期間，1996年至2004年曾在美國三大高等教育期刊之一的《高等教育評論》擔任主編。我又一次對雜誌社做出了改革，與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出版社建立了合作關係。該出版社如今仍在出版該雜誌，幫助雜誌社提高了專業水平。《高等教育評論》雜誌社也是霍普金斯首創的電子平台「繆斯項目」的初創參與者。二者的合作不僅提高了雜誌社的知名度還增加了收益。1985年，我還與布法羅紐約州立大學的同事擔任了《教育政策》的創刊編輯，該期刊現由世界第五大學術出版商SAGE出版社出版，是美國科學情報研究所（ISI）收錄的出版刊物。
在諸如比較教育學和高等教育學這樣的新興領域中，書籍的出版提供了重要的途徑，幫助該領域得到認可，並為原創學術研究和分析提供了交流平台。數字化時代帶來了知識傳播方式的變革。儘管各種圖書和專著的創作和發布方式多種多樣，但其對知識創作過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20世紀70年代至2013年，我為幾家出版商創作編輯了大量叢書。其中第一部比較教育學的系列叢書是為普雷格出版社創作的。到布法羅紐約州立大學後，我在桑尼出版社出版了《教育前沿》系列叢書40餘卷。為了能向該領域內研究人員提供更多了解優秀博士論文的渠道，我與路特雷奇出版社合編了《高等教育研究：博士論文叢書》。之後該系列叢書內容擴展，近十年間除了發表了40部論文專著，還包括一些研究專著。最近，我的論著《全球視角下的高等教育》也已由森瑟出版社出版發行。我參與編纂了共約200冊不同種類的系類叢書。隨著該領域的研究逐漸步入正軌，這些書籍不僅有助於建立國際高等教育和比較教育學的研究文獻基礎，還為這一原來可能不被認可的學術研究提供了交流平台。書籍和期刊，尤其是由權威的出版社和公認的雜誌社出版的書籍和期刊，對於這些新興的涉及多學科領域的研究發展尤為重要。
我為高等教育研究領域發展的另一貢獻是編輯了兩本參考手冊。兩本手冊均為不同地區和國家的核心議題與章節的彙編，目的在於將關鍵的分析與研究合為一體。1991年出版的《國際高等教育百科》對高等教育研究領域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另一部是與詹姆斯·J. F. 福雷斯特合編的《高等教育國際手冊》，於2006年出版。
七、學術翻譯
國際高等教育領域的研究和出版將會令全球受益匪淺。因此，該領域內的出版也需藉助英語之外的其他語言在全世界範圍傳播。儘管英語仍是當今科學交流的主要語言，卻並非唯一，而且許多高等教育領域的專家和研究人員並不具備足夠流利的英語水平來開展學術研究交流。許多學者更傾向於使用自己的母語閱讀相關資料。即使在全球化背景下，將學術界視為單一的英語語言環境這種觀點也不能成立。
我非常重視自己作品被翻譯成其他語言並出版發行，也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地保障了翻譯作品的權益。《國際高等教育》被翻譯成5種語言出版發行。我寫作或編輯的許多書籍被譯成多種語言，包括西班牙語、法語、俄語、印度尼西亞語、土耳其語、日語以及阿拉伯語等。同時，我的18本書被譯成了中文，其中幾本是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和其他幾家中國主流出版社出版發行的，中國海洋大學出版社出版了我的系列叢書。也許是因為有了這些翻譯的版本，中國一些碩士和博士論文都會引用我的觀點。
多數情況下，翻譯項目是出版社出於商業目的承接的，也有些翻譯項目由世界銀行或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等贊助。安排翻譯項目並非易事，西方出版商，尤其是較大的跨國出版公司，通常不會理睬翻譯需求或重視相關的翻譯權利。一般來說，出版商與作者注重的是純粹的商業價值，不會考慮翻譯的重要性或衡量譯本的語言價值。事實上，在當今全球化的世界中，學術界確實需要認真考慮多語言背景下的知識傳播問題。
八、大眾出版物
大多數學者都避免為主流大眾創作，事實上他們會批評那些盲從大眾的同行。的確，與媒體互動常常需要付出一定的代價。但我卻一直認為，學者有責任與更廣泛的大眾溝通交流並參與到公眾討論中去，歐內斯特·博耶在《學術的反思》一書中也強調了對這一觀點的認同。通過將學術知識和研究成果翻譯成他國語言，學術觀點容易被更廣泛的受眾所理解，且能將理念和觀點傳播至更廣的範圍，這對政策討論與學術生活更加有益。由於學生運動時期曾接受過《經濟與政治周報》、出版刊物以及報紙新聞寫作風格的訓練，我能夠撰寫簡短的文章來表達自己的觀點。在職業生涯中的大多數時間裡，我都盡己所能地在全世界範圍內的報紙及雜誌上發表評論文章、書評和分析文章。近20年來，我為《印度人》撰寫專欄社論，這份全國性的報紙發行量數以百萬計。在布法羅紐約州立大學任教時，我常為《布法羅日報》撰寫文章。我還在墨西哥城的《千年報》定期發表文章，也曾為日本主要的英文版日報《日本時代雜誌》寫過文章。此外，我也在香港《南華早報》、布宜諾斯艾利斯《號角報》和俄羅斯《商業日報》等報紙上發表過文章。
我還經常定期向全球性高等教育的報紙投稿。我定期在倫敦《泰晤士高等教育》上發表文章並在他們的編輯委員會中任職。我還為基於互聯網的新聞周刊《大學世界新聞》和其他出版物供稿。
2010年，利斯瑞·斯伯格創建了「國際高等教育中心」，該中心隨後為《高等教育內刊》這一美國在線日報創建了博客——「全球觀察」，該博客的特色之一即其作品皆出自全球公認的博主，他們會從當今的國際高等教育問題出發撰寫文章。我也定期在這個博客上發文。這一切努力都是為了通過互聯網讓廣大受眾了解當代高等教育的研究主題。
九、新殖民主義與中心和外圍學說
20世紀70年代，我的研究集中於對60年代以意識形態為基礎的研究、冷戰的現實以及發展中國家的高等教育。我曾討論過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和工業化國家之間的複雜關係。1977年，我發表了一篇頗有影響力的文章《觀念的奴役：教育、依賴與新殖民主義》。文中指出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之間的教育關係，以及暗含的其他知識和政治關係高度不對等。這些不平等現象一方面是財富和學術實力的「天然」失衡造成的，另一方面是由於富有國家為了保持其新殖民主義的影響力而採取的政策所致。此文是首篇試圖將自然的不平等與具體的國家政策和冷戰政治聯繫在一起的文章。在我們編輯成冊的《教育和殖民經驗》和早期的《教育和殖民主義》書中都進行了更為廣泛的分析，在當時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將中心-外圍的現實與政府的具體政策聯繫在一起，就可能分析出影響發展中國家高等教育和知識傳播現實的各種力量。雖然中心-外圍的分析並不是一種新方法，但把它應用到高等教育和知識傳播領域卻是新穎的。一些較大的發達國家，尤其是那些使用英語的國家，往往在學術機構、科學知識生產的各個領域以及編輯出版有影響力的刊物等方面，最具權威性。這些國家擁有大部分的留學生，他們的學術機構往往最有影響力，21世紀他們又主宰了互聯網。外圍國家往往都趨向於被一個或多個中心所吸引。這些國家的大學影響力較小，在最近幾十年里沒有列入全球學術機構排名的前列。中心-外圍的觀點可以用於分析全球高等教育中種種明顯的不平等現象。
中心的產生源於多種因素。其中包括：語言因素，即在高等教育和出版中使用世界語言（特別是英語有重要意義），學科體系的大小，學術影響力的歷史（前殖民國家有相當大的優勢），以及豐富和健全的學術基礎設施等。
後殖民世界有可能克服外圍性問題。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幾年裡建立起了非英語的有較強影響力的學術體系，但仍在努力爭取全球的認可。最近，中國在進入全球頂級學術體系前列方面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即使是新加坡之類的小國，也加入了成熟學術體系的行列。儘管如此，他們仍然只是國際知識體系的一部分，那些主要的、大部分使用英語的學術「大國」仍然居於主導地位。
依賴性是另一因素。發展中國家的高等教育機構在結構上仍然依賴於前殖民國家和其他發達國家，這是全球資本主義的現實、政府的具體政策和這些國家的跨國公司造成的，發展中國家難以打破這些結構。
冷戰期間，兩大強國（美國和蘇聯）的政策中有許多旨在影響高等教育、精神生活、文字出版，以及其他一些文化和教育的內容。「爭取人心的戰爭」是當時兩國關注的焦點。此外，伴隨殖民主義的迅速終結，眾多前殖民國家似乎都想要維持他們對前殖民地的影響。新殖民主義這個詞便出現了，用來定義政府用於獲取、維持或提高其國外影響力的諸多舉措。
一些研究者將許多項目稱為新殖民主義，而另外一些人卻稱其為「對外援助」。如為發展中國家翻譯大學教科書的項目，就可以不同的方式來評價。由美國富布萊特計劃、德國德意志學術交流中心、英國文化協會等贊助的主要研究項目，分析方式也因人而異。
隨著冷戰的結束，各國政府為影響其他國家的教育和文化所做的努力已經放緩，但商業利益卻成為關鍵因素。從事知識產業的跨國公司，如出版社和信息技術公司，在影響發展中國家和外圍國家方面起到了關鍵作用。一些國家和學術機構力圖通過大規模增加留學生從中獲利，但同時這也具有文化和教育影響。
總體來看，全球化和信息技術已使得國際高等教育關係的形式愈發多樣。這些曾經只是政府政策和冷戰政治鬥爭中某一層面的問題，現在卻已成為更複雜的現象，這是21世紀的現實。
十、全球趨勢：大眾化、高等教育體系與知識經濟
我一直認為當代高等教育的驅動力和主導現實是大眾化。20世紀60年代，歐洲的高校入學人數開始急劇增加，此後在世界範圍內蔓延。20世紀中葉，僅北美地區的高等教育入學人數就占適齡人口數的30％以上。大學入學人數急劇上升，2012年全球高等教育入學人數達到2億。與此同時，極大的不平等性卻一直持續：非洲大部分地區的高等教育入學人數在同年齡段中的比例不足10％，而大多數工業化國家這一比例達60％以上。中國和印度在2012年適齡人口的入學率分別為22%和13%，兩個國家都計劃要顯著提升入學率。
大眾化的影響是根本性的，包括私營力量在高等教育領域的崛起。民辦高等教育是中學後教育中增長最快的部分，這也加速了學術體系的不均衡。學術體系的底層試圖擴招，而頂層卻精挑細選。底層教育的標準不高、經費嚴重不足、學術職業的重視度不夠，還有許多其他問題，可能還會全面惡化。所有國家都會受到高等教育大眾化帶來的影響，儘管各個國家從精英化到大眾化再到普及化的速度和影響存在差異。
大眾化也滋長了全球學術界的不平等。底層教育系統的擴招導致質量相對平庸的中學後教育高校數量的增多。同時，日益成熟的全球知識經濟的需求促使教育系統中頂級大學的質量越來越高。
大眾化的後果之一是全球私立高校的增多，其中大部分是全球性的營利機構。的確，私立高等教育是全球高等教育中增長最快的部分。全球高等教育一度被公立大學壟斷，而如今一大部分學生就讀於私立大學，包括大部分拉美地區、印度尼西亞和其他一些國家的大部分新興私立高校是營利性質的。除了少數高速發展的高質量私立大學之外，大多私立中學後教育機構都追求生源數量，質量相對較差。這類新興的機構需要嚴格的質量准入機制，而很多發展中國家監督私立高校的能力有限。
知識經濟的出現提高了對國際化高質量研究型大學的需求，我將在下一章專門討論這個問題。一種似乎相互矛盾的趨勢是，底層的高校擴招和頂級高校的精英化，在許多國家這些高校均具有各自專門的目的和關注點。在此過程中，每個國家都必須實現高等教育系統的差異化，才能服務日益多樣的學生群體。
同時，大眾化通過大量擴招和隨之而來的各種挑戰也改變著高等教育的形態，一種強調高等教育體系頂層的全球化知識經濟已經出現。位於頂層的高校有應對全球化經濟與科研的基礎設施和能力，以及培訓高質量專家的社會需求。這些精英院校經常從國際人才市場僱傭教職人員，同時也為很多國家的學生提供教育。
大眾化和全球知識經濟對差異化學術機構的需求，使得許多國家都建立了包含高校在內的學術體系，並服務於不同的使命和社會需求。許多國家擁有典型的二元化學術體制，非大學和主要以就業為導向的職業學院為一類，以研究為重要使命的大學為另一類。在大眾化的高等教育環境和日趨複雜的經濟體中，更多種類的高校需要為不同的目的服務，即所謂的差異化的學術體制。這種體制不僅包含少數頂尖研究型大學，還包括更多的教學型大學，或者以就業為導向、非大學性質的專科院校，以及專門學校等，如加利福尼亞州的公立高等教育系統以及其他案例。儘管建立此類學術系統在邏輯上講得通，但對於很多國家來說要建立這樣的制度相當困難。歷史傳統、利益紛爭、分散的政治權力以及其他因素都使其困難重重。
十一、研究型大學及其發展
通過從事研究、教學和服務，大學幾個世紀以來都承擔著發展和教育的職責。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中的大學，對國家發展起著關鍵性作用。《科學發展和高等教育：新興工業化國家的案例研究》一書，是我對大學在新興的研究文化中能扮演何種角色的早期研究。
研究型大學代表了學術機構的頂尖水平。19世紀初期，德國的威廉·馮·洪堡開創了研究型大學的先河。隨後美國在洪堡最初模型的基礎上增加了為社會服務的理念。研究型大學是知識的主要生產者，與國際知識網路的聯繫更直接，培育了大量的學者，承擔了大部分的研究工作（無論是基礎研究還是應用研究）。儘管研究型大學只是當代學術系統的一小部分，它們的地位卻至關重要。這類重點學術機構對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有著特殊的重要地位，但外界常常對其缺乏了解。我認為，大多數國家都至少需要一所研究型大學，發展中國家更是如此，以此幫助其參與到全球經濟體中，將相關的研究引入國內，以培養本國「出類拔萃」的精英群體。
建立和支持研究型大學是一項複雜的事業。其經費支出比教學類院校更多。其學術人員必須能力突出且與國際接軌，學生必須經過精挑細選。這類院校即使不提供英語教學，也不可避免地需要在工作中大量使用英文這一全球性學術交流媒介。在任何國家建立「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學都不是一項簡單的任務，在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中尤為艱難，困難包括建立合適的學術文化、維持經費支持、高效管理等。
十二、全球化和國際化
大學一直是國際性的教育機構。在中世紀，拉丁語是歐洲大學授課和學術的通用語言。學生和教授來自許多國家。在當代，高等教育的國際化特質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增強。而且，全球化使得大學的國際化定位更加突出，加快擴大了校園的國際化規模。從傳統的學生流動，發展為廣泛的教師流動以及全球化的學術職業形成。分校、跨國機制、雙軌制管理都極大地促進了機構之間的學術交流。學生和教師的流動性曾經並在當前某種程度上依舊保持著國際學術關係的核心地位。影響國際學生流動性的「推拉」因素已得以證實，並解釋了學生選擇去國外留學的原因和現實結果。諸如「人才流失」以及學生們將出國留學和移民聯繫起來的話題，對理解什麼是21世紀高等教育的普遍現象非常關鍵。
全球化的程度成為大學國際排名的重要指標。目前有兩大比較權威的排行榜：上海交通大學的世界大學學術排名、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學排名，但它們主要或只關注了大學的研究力量，忽略了大學工作的其他重要組成部分。並且他們的排名方法對發達國家的學術機構有利，而發展中國家或新興經濟體的大學排名卻很少有位居前列的。然而，排名對決定哪所學校最負盛名以及在學術界的「中心」地位有至關重要的作用。
我對全球化和國際化的觀點是，分析這種現象，至少在某些方面應該從第三世界的角度出發，指出國際學術關係在許多方面存在明顯的內在不平等。這種分析和全球化與中心-邊緣的關係直接相關，甚至對其有依賴性。發展中國家不僅缺乏完成高水平科學研究的必要資金，還普遍缺少必要的基礎設施，教職人員不一定都接受過必要的訓練。總之，在全球範圍內達到「公平競爭」任重道遠。許多學者僅僅指出了國際化學術關係積極的方面，但顯然，我們還需要以更廣闊的視角看待這一問題。
十三、學術職業
沒有受過良好教育以及缺乏堅定的學術職業精神，就不可能有高等教育的高質量。學術職業一直是我感興趣的研究領域，部分原因是教師發展的重要性。我特別關注發展中國家的高等教育。大眾化加快了教育的擴張，也造成了大部分國家（尤其在很多發展中國家）學術職業工作條件的惡化。然而，根據1995年卡內基教學促進基金會對14個國家（地區）學術精神的首次國際性研究，我們發現大多數國家（地區）的學術界對學術職業保持相當樂觀的態度。之後我們調查了28個國家學術界的薪資水平、工作合約及職業生涯，結果發布在《學者的工資》一書中。該研究發現了所調查國家間薪資水平的巨大差異，以及本國內部和國家之間的重大失衡。顯然，薪資水平墊底的國家距建立頂級質量的研究型大學還有一段艱難的歷程。對中國和印度學術職業的研究發現，世界上兩個最大的學術系統存在巨大差異，令人驚訝的是印度的學術界收入竟然比中國高。
通常，隨著高等教育進一步發展，學術職業將更加差異化。幾乎每個國家都有一小部分精英成為全球學術勞動力市場的組成部分。這些學者擁有博士學位，承擔了大部分的研究發表工作，並趨向於在全球範圍流動。當各國吸引「出類拔萃」群體越來越困難時，這小部分精英的工作條件和薪資水平會越來越高，儘管該群體內也存在差異。從全球範圍來說，他們的薪水和工作條件還有很大改善空間。與此同時，學術界的兼職越來越多，終身教職的保障在逐漸減少甚至被取消。
全世界的學術界似乎都失去了管理高校的權力和權威性。大學已變成大型官僚機構，在許多高校存在已久的學術共同體的氛圍每況日下。一直以來被美國高校廣泛接受的共同治理的概念如今大為削弱，權力被轉移到行政管理機構。歐洲資深教授的傳統主導地位在20世紀60年代的學生反抗運動中被削弱，在大眾化的時代似乎效力不再。在發展中國家，政治會幹涉學術事務。20世紀呈現出學術職業專業化和專任教師力量的增大。而21世紀，儘管學術職業在高等教育大眾化、普及化過程中將愈加重要，在全球知識經濟體中亦扮演著關鍵角色，但其專業角色似乎仍在不斷削弱。
十四、結論
半個多世紀以來，我對學術事業一直保持著濃厚的興趣。我很早就堅信，中學後教育不僅是一個有趣的研究領域，也是現代社會的關鍵組成部分。基於我本人的學術訓練和經驗，我一直都在研究高等教育的特有概念。學生、學術職業、社會中大學的角色、知識創造和傳播的過程以及研究型大學等，一直是我研究的核心。我對旨在闡釋全球高等教育中存在的不平等問題的發展中國家的這些現象尤其感興趣。
原本處於全球高等教育邊緣的重要發展中國家，尤其是中國和印度，開始成為全球高等教育系統的主要組成部分。「金磚四國」開始在全球範圍內成為重要的學術力量。
20世紀末全球化引起了我的注意，我研究了許多相關的問題，如全球學生和教師的流動性，這些問題突如其來，佔據了報章的頭條，並隨著互聯網的興起還成了很多網站的主題。從中心-外圍的角度來分析，能更好地理解高等教育的全球化。國際高等教育從一部分專家研究的主題演變為大眾話題，並開始與政策息息相關。我主編的《國際高等教育》雜誌和各類研究項目及書籍闡釋了全球化世界高等教育面臨的一些關鍵問題，並因全球高等教育的重要性而吸引了更多關注。
菲利普·G·阿特巴赫，美國波士頓學院國際高等教育中心原主任、教授，美國波士頓；張煒，中國高等教育學會副會長，北京 100191；西北工業大學黨委書記、教授，陝西西安 710072；劉進，北京理工大學教育研究院助理研究員，北京 100081
原文刊載於《中國高教研究》2018年第5期第10-1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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