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人如何拯救世界？

本文的標題，其實是《經濟學人》商業評論作者馬修·比索普以及政府機構與非政府組織間溝通專家邁克爾·格林共同作品的副標題——《慈善資本主義：富人如何拯救世界》。

商業無疑是推動現代社會發展最重要的一股力量，資本主義創造了繁榮的文明、偉大的公司以及富甲一方的富豪，但是，硬幣的另一面，也出現了污染、貧窮、疾病、犯罪、暴力等問題。

富裕階層的誕生受益於商業的發展，但目前商業社會發展的可持續性正受到污染、貧窮等問題的威脅。為了彌合被撕裂的社會，越來越多的富人通過「慈善」的方式改變傾斜的世界。與歐美國家相比，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相對滯後，某種程度上來說，如今中國的發展中多少都夾雜著一些西方國家發展的歷史影子。通過回顧西方富裕階層與慈善資本主義的發展，對我們理解中國的富人與慈善資本主義可以有所啟發。

本期FA Weekly將從以下問題探討富人應該如何拯救世界：

從「施捨」（Charity）到「愛人」（Philanthropy），民間慈善的演進史

慈善資本主義的發展土壤

中國富裕階層如何參與慈善資本主義？

世界民間慈善演進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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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修和邁克爾在探討「慈善」的話題時，沒有停留於大眾普遍理解意義上的「施捨」、「捐助」。事實上，隨著商業社會的發展以及平民富豪的崛起，慈善本身的意義、參與主體以及指向重點都發生了變化。

按照馬修和邁克爾的敘事框架，民間慈善從17世紀初發端，至今經歷了四個黃金年代（見上圖）。資本主義的發展改變了財富分配方式，富人階層從平民中誕生，這帶來了兩方面的影響。

首先，除了王權貴族之外，平民富豪也擁有了以巨額財富為底氣的社會影響力，社會話語權發生分流和轉移；其次，與富人相對應的貧困階層出現了。資本原始積累過程中，不僅有階層分化的問題，環境污染、暴力、犯罪等問題也隨之而來，威脅資本主義的社會秩序和可持續發展。

無論起因是緩解社會矛盾，還是人道主義的惻隱之心，當富人將財富捐助給需要的人時，1.0版本的慈善就誕生了，此時的慈善是簡單粗暴地給錢。

然而單純的捐助依賴源源不斷的資金支持，「授人以魚」的方式也不能從根本上解決貧困人口生產力孱弱的問題。

美國鋼鐵大王安德魯·卡耐基在1889年對這個問題進行了反思，並發表了《財富》一文，公開闡釋了他對於慈善的理解：單純捐贈並不能讓資金得到最有效的利用，富裕商人貢獻出自己的時間、精力和腦力，以商業化方式的運作才能是慈善更高級的版本。其中金融又是資源優化配置的有效工具，能夠推動資源以更高效的方式服務經濟社會發展。

以洛克菲勒基金會、卡內基基金會、福特基金會等美國超級富豪基金的成立為標誌，以改善人類福祉為目的，以商業化方式運作的高階「慈善」成為富人改變世界的新方式。

慈善資本主義的發展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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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資本主義」作為一個新興的概念，並沒有權威機構對其作出嚴格的定義，其「慈善/公益」+「商業」結合的模式和理念，在後來的發展歷程中，又演化出很多類似的別名和概念，包括公益金融、公益創投、影響力投資等，都包含對商業和公益的雙重追求。本文暫且以「慈善資本主義」泛指。

如上文所言，慈善資本主義發展根源在於社會貧富分化的加劇，除此之外，推動慈善與商業結合，還有多個因素疊加推動慈善與商業結合。

首先，從內因來說，慈善是富人在物質得到極大富足之後更高層次的精神追求。用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來理解，高凈值人士的生理需求、安全需求早已得到滿足，創造財富帶來的邊際效益遞減，而且隨著高凈值人士年齡的增長，思考問題的重心也在轉移。如何贏得更多的社會尊重？如何在更廣的範圍內實現自身價值？人生的第二意義是什麼？如何獲得「天堂門票」？對這些問題的思索，是富人們邁出慈善一步的內在推動力。

其次，政府和非政府組織在改善人類福祉問題上存在局限，商業手段和金融工具在慈善領域的應用是一種創新嘗試。

政府通過稅收的方式實現對社會資源的再分配，但是稅收始終有限，政府的效率往往不如市場化競爭的機構高效。非政府組織（NGO）遍布世界各地，在民間慈善的發展史上也曾發揮過重要作用，但是沒有自我造血能力的問題始終困擾大部分NGO的可持續發展，做公益慈善成為一件需要情懷作為核心支撐的「傻事」。

最後，當前人們對於政治和社會機構的信任度正處於多年來的最低水平，呼喚商業的力量填補領導力的真空。據德勤的調查報告《社會企業的崛起》顯示，自2008年以來，後金融危機時代的世界經濟雖然開始恢復，但經濟效益並沒有在廣泛層面上改善個人生活、解決社會問題。

2018年愛德曼信託晴雨表的報告顯示，全球人民對企業「做正確的事」的信任度為52%，但是對政府的信任度只有43%，人們希望商業企業能夠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彌補收入差距、疾病等方面的問題。

中國富裕階層如何參與慈善資本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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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之後，40年經濟騰飛讓中國居民的財富得到快速的增長。中國財富管理破萬億也是中國財富管理從業者眾所周知的Common Sense。

中國個人可投資資產規模在2017年約188萬億，過去10年間，居民財富一直以超過兩位數的速度在增長。

當我們在談論中國有約187萬可投資資產超過1000萬的高凈值家庭時，我們看到的是社會聚光燈下掌握大部分資源的一個小群體，我們往往忽略的是，在聚光燈之外，財富分配極其不均衡情況下，還有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弱勢群體。

儘管中國以中等收入群體占絕大多數的橄欖型社會為奮鬥目標，現實情況中，收入水平從高到低的人群卻呈現金字塔型分布。這種發展的不平衡已經在十九大報告中被明確指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與其他行業的發展狀況類似，慈善在中國的發展也呈現多線交織的情況。不同地區、不同群體對於慈善存在不同層次的理解。

在世界範圍內，影響力投資作為慈善資本主義落地的運作方式，也獲得越來越多人的認知和認可。從致力於普惠金融的宜農貸、蒙牛集團創辦的老牛基金會，再到致力於「三重底線」（經濟、社會、環境）的青雲創投，多樣化的投資主體、多元的投資工具都已經在中國有創新嘗試。

「商業+慈善」的模式還是一個探索中的命題，成功運轉的假設沒有經過完全的驗證，因此也有人質疑雙重目標無法真正實現。根據對社會影響力和經濟回報側重點的不同，可以將慈善資本主義的參與主體劃分為社會影響力有限的公益創投、經濟回報有限的影響力投資。

更多中國富人參與慈善資本主義是可預期的發展趨勢。據中信銀行和胡潤研究院聯合發布的《全球視野下的責任與傳承——2017中國高凈值人群財富管理需求白皮書》顯示，高凈值人士希望通過參加公益活動（14.4%）以及捐助慈善事業（8.9%）等來幫助弱勢群體。

對中國的高凈值人士來說，慈善資本主義有多樣化的工具可供選擇，不同風險等級以及不同產品複雜度的金融工具都已經有與慈善結合的案例。

不過，對於富人來說，選擇慈善資本主義的方式改變世界，最重要的是能夠真正理解商業為何需要與慈善相融合，而且願意參與到這種金融創新的假設驗證過程中。

互動小專場

在上文所提的慈善資本主義萌芽三個條件之外，你認為中國高凈值人士參與慈善資本主義的動因還有哪些？又或者，如果你並不認為慈善資本主義能夠在中國落地，又是為什麼？歡迎留言與我們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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