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賢良:感謝文學滋養
老家來函,說要恢復三十多年前的縣辦文學期刊《百合花》,希望我能題詞或寫篇回憶文章。這一下子勾起了我當年許多苦澀而又美好的回憶。
我的老家河北省平山縣是著名的革命老區,位於太行山區,與山西省五台縣、盂縣接壤。抗戰時期,這個只有二十多萬人口的小縣,就有五萬人蔘軍參戰、一萬多人傷殘犧牲。我的父親也在這股抗戰的洪流中,於1937年時不足十六歲參加由聶榮臻帶隊到平山招兵的八路軍115師;經歷八年抗戰和兩年解放戰爭,三次負傷,直到1947年才安置到地方;三年困難時期,又帶著一家人回到老家務農。
平山,是一片被革命鮮血浸透的紅色土地。1948年5月,毛澤東同志率領的中央機關轉戰陝北、東渡黃河來到平山縣西柏坡。作為中國革命最後一個農村指揮所,毛主席在這裡指揮了著名的三大戰役,召開了七屆二中全會,發出了將革命進行到底、奪取全國勝利的偉大號召。從這個意義上講,平山又是革命的「勝地」,然而,這個以「老區」名譽載入革命英雄史冊的山區縣卻長期處於貧困之中。在我青少年時期,留給我的最深印象就是「飢餓」,跟隨父母回到老家的第一頓飯,就是從生產隊食堂打回來的清澈見底的胡蘿蔔片湯和摻著菜葉子的玉米麵餅子,那在當時,已經算是豐盛的「大餐」。到後來,更是經常以紅薯葉子摻著粉渣(紅薯漿提取澱粉後剩下的殘渣)充饑。我當時作為家中唯一的男孩(我有三個姐姐,後又添了一個妹妹),是「力保」的對象,仍不能免於飢餓。
唯一幸運的是,我能上學讀書,因為父親是傷殘軍人,我可享受免除學費的優待。感悟到「上學讀書」來之不易,我倍加珍惜、刻苦努力,借閱了三里五鄉同學們的大量「閑書」。加之,當時毛主席發出「五·七」指示「知識分子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北京、石家莊一批大學老師下到農村學校任教,使我們這些山裡娃歪打正著、無意之中開了眼界,接受到了「高質量」的城裡名師的指教。其中一位從北師大下來的名叫周傳家的老師,不僅自己寫小說、在省市縣報刊上發表作品,還把「寫作」的風氣傳給了我們這些鄉下愛好寫作的孩子們。縣文化館也順應時代潮流,辦起《百合花》這一當時全縣文學青年嚮往的文學「園地」,並不時讓全縣嶄露頭角的業餘作者進行以會代訓、深入生活的創作體驗。在當時物質生活極度匱乏的年代,能有這樣一個文學園地和文學愛好,就如同沙漠中的一片綠洲,使我獲得了豐富的精神滋養。每一次作品的發表,都是一次極大的精神享受,如同乾涸的心田裡澆了一次豐沛的春雨。當時既沒有稿費也沒什麼物質獎勵,能有的最多是幾本書、幾本稿紙和到縣裡開會時的幾頓飽飯,而最大滿足是鄉親們投來的欽佩讚賞的目光。
由於寫作上的「知名度」,我高中一畢業村委會就讓我擔任了村小學的代課老師,每月三十六元工資,三十元交大隊記三十個工分參與年終分配,六元留作自己生活補貼。後又轉為民辦教師,享受同等待遇。記得當時為了提高寫作水平、了解國內外大事,我花了十五元(相當於兩個半月的生活補貼)買了一個「紅燈」牌收音機,收聽文學和新聞節目。更為了讀到好書,曾騎自行車到百里外一位從城裡回鄉的業餘作家家裡借讀《唐詩三百首》。因為「能寫」,我差一點被推薦上大學,當時分配了兩所大學的兩個專業供填報志願:河北農業大學植物保護和華北水利水電學院發電專業。但由於我當時還不是黨員、在政治條件上不如另一位競爭者而名落孫山。後來還是因為「能寫」,又差一點被「8341」部隊招兵的同志「帶走」。
回顧當年在農村的經歷,除了感謝生活的磨練,更要感謝文學的滋養。如果沒有當年的文學愛好(儘管也沒寫出什麼名篇佳作),就不會培養出對讀書的興趣,不會滋生出對「真善美」的不懈追求和走出農村的理想憧憬,還有可能被貧困壓垮,在生活的磨難中一蹶不振。正因為有了文學的滋養和追求,十年不墜青雲之志,堅持讀書和寫作,才能在恢復高考後以全縣前三的成績被南開大學經濟系錄取;也正是因為有了文學的滋養和寫作的鍛煉,才能大學畢業就被國家通訊社新華社選中,並被破格提拔和評聘高級職稱、三十六歲就成長為新華社當時最年輕的高級記者和分社社長。
在文章的結尾,當我要寫下「感謝文學」時,不由又想起著名作家路遙曾因經濟窘迫而借錢到北京領獎。文學,可怡情養性,但要真指著她大富大貴就難免成為奢望。文章憎命達,大概揭示的就是這個道理。但人之所以為人,除了動物學上的意義,更重要的恐怕還在於社會學上的屬性。因此,作為社會學意義上的人,除了眼前的「苟且」,還應當有「詩和遠方」!
載《人民日報》2018年5月9日2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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