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兆言：痛，有時候就是一種美感

4月21日，第16屆華語文學傳媒盛典頒獎典禮在順德北滘文化中心舉行。

著名作家葉兆言憑藉長篇小說《刻骨銘心》、散文集《鄉關何處》、《站在金字塔尖上的人物》等作品折桂2017「年度傑出作家」。嚴歌苓、藍藍、周曉楓、敬文東、郝景芳分別榮膺「年度小說家」、「年度詩人」、「年度散文家」、「年度文學評論家」及「年度最具潛力新人」。

葉兆言獲「年度傑出作家」

葉兆言自上世紀80年代，就與余華、蘇童等一起登上文壇，他以獨特的小說敘述方式開創了文壇新局面，被評論界冠以「先鋒派」的稱號。其後三十年，葉兆言筆耕不輟，創作小說、隨筆等作品數百萬字。

評審委員會在授獎詞里表示，葉兆言的寫作，大文彌朴，至言不飾，用意精深，下筆平易。他的散文，言淺可以托深，微小可以喻大，誠懇莊重而趣味橫生；他的小說，敘事力求現代，細節力求實證，恍兮惚兮而真假莫辨。出版於2017年的長篇小說《刻骨銘心》和散文集《站在金字塔尖上的人物》、《鄉關何處》等作品，有讀書人的守舊，也有寫作者的創新。尤其是《刻骨銘心》，以每個人在亂世仍傾全力而赴之的愛與痛惜，來燭照今日潰決的人心，更顯個體在巨變時代里的渺小和無力。

著名評論家謝有順圍繞獲獎作品《刻骨銘心》與葉兆言展開對談。

作者: 葉兆言

出版社:人民文學出版社

出版年:2018-4

謝有順：葉兆言老師這本新書幾乎沒有宣傳，只知道埋頭苦寫，這次獲得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先請葉老師談談這部長篇小說創作的初衷。

葉兆言：確實有很多人問過我，第一章有點突兀，說了兩個好像和後面不太相關的故事。作為一個小說家，作為一個寫作者我一直要思考的一個問題，是怎麼樣讓一個小說開始。我的想法是，很多人都說我善於寫歷史小說，寫歷史中的南京，我想我的小說，我真正要寫好它或者引人入勝的話一定要避開別人常見的符號，當然我肯定寫的是歷史，肯定寫的是南京，但是我希望大家不要一開始就在小說中尋找歷史的影子，南京的影子，所以我的開頭是一個比較冗長，是一個序。這個序很簡單，我先說兩個痛，我這個小說的名字叫《刻骨銘心》，我要使大家儘快進入心痛的感覺里去，所以我一開始說的是兩個故事。

第一個故事是無性痛。什麼叫無性的痛？說的是一個美麗的女孩愛上一個男孩以後，她願意為他做一切事情，而且因為愛，她認為一切都是美好的，但是有一件事情，她可以接受這個男孩的一切缺點，但是她所面對最大的問題是這個男孩對她沒有性。這個男孩不斷出軌，而這個美麗女孩對自己男友的出軌都能容忍，唯一不能容忍的是，這個男孩對她無性，男孩也不明白為什麼，這個男孩經常在她之外尋找性，這是人的一個痛苦，當然這兩個角色也可以顛倒過來。這個故事很強烈，這麼一個強烈的故事我一定要用一種非常平靜，漫不經心的感覺寫，所以大家開始讀的時候覺得很輕鬆，沒覺得是這樣一個走向。

第二是無語之痛。這個故事有點影子，但是還是有很多虛構的成分在裡面，一個作家到了哈薩克以後，發現一個新疆的哈薩克人到了哈薩克以後，大家的語言是通的，但是有一個最大的問題，新疆的哈薩克人使用的文字和哈薩克人不一樣。這樣一個哈薩克的作家到了那裡以後，他就完全找不著北了。這裡面其實是隱喻了一個人如果無語的話是非常可怕的。

謝有順：我想到另外一個問題，我們在教寫作的時候，都會講寫作不能主題先行，這好像是一個大忌，但是我一直有一個觀點，好作家和好作品就是主題先行，只是你把這個主題完成得如何，不能說能不能主題先行，而是你能不能把主題形象化、小說化，並且使它的完成度非常好。其實托爾斯泰的寫作不是主題先行嗎？肯定是。你說卡夫卡的小說不是主題先行嗎？博爾赫斯的小說不是主題先行嗎？但是小說家的想法和構想不能用直接議論，直接用哲學觀點的方式表達，要通過形象和故事來詮釋他的主題，所以我倒不是怕小說家有想法，我怕的是小說家沒想法，沒想法的小說只是有一個趣味，我覺得是不夠的。因為小說光有趣味，讀完之後就不會帶來思考，或者說不會讓你有一種代入感，好像我也回到了那個時代，好像我也在那個情景裡面經受這種精神、靈魂的痛苦的折磨，那麼這個小說不太能真正打動我。兆言老師小說的這兩個點真正咀嚼一下，會覺得和我們現代人生存的狀況是很接近的。比如他剛才講的無性，如果推而廣之可以理解為無慾望。你會發現有一些人對生活很冷漠，是沒有慾望的。另外一方面可能是慾望極其膨脹，喧囂、自私，另外一方面他可能又對某種事物或者某種現象、某種需求無慾望，這個也是很多現代人的困境。比如有人打遊戲可以幾天幾夜，但是工作一點精神都沒有，這使得我們每個人都成了分裂的人，都成了不完整的人。

他講到「無語」，你也可以理解成沒有話說或者說表達不出來的痛，其實也是很具體的。我們經常碰到一些人，最近怎麼了？心情不好。為什麼？說不出來。你要知道說不出來也是一種痛。有一次韓少功老師說，他說他讀到一個新的概念，叫做「文明的野蠻人」，他說我們越來越變成文明的野蠻人，看起來是文明，從某個角度我們是野蠻人，我們會很粗線條表達自己的感覺，我很痛苦，我很難受，我心情不好，但是你為什麼痛苦，為什麼難受，為什麼心情不好，你說不出來，你缺乏把你的痛苦表達出來的能力。

如果我們再說得深刻一點，就像剛剛兆言老師說的一樣，沒有文字，沒有語言，那就意味著整個人就沒有根了。我們經常說的孤魂野鬼就是指這種人，就是在文化上無法落實，無法紮根的人。

葉兆言：有順講得非常好。我覺得寫作很簡單，其實作家有兩種，有一種作家像牧師、老師，他想開導學生，想教育大家，給大家灌輸一些東西，我覺得我不是這種作家。我是另外一種類型的作家，那種尋找讀者的作家。其實我的第一章就是想尋找謝有順這樣的閱讀理解的人，因為我覺得所有的寫作都是對你心目中的讀者說話。我一直說我和我的讀者的關係不是台上台下的關係，而是兩個人坐在桌子面前聊天的感覺，很可能我說的是對的，也有可能是錯的。這種關係是什麼？所以我在整個寫作過程中，我通常會覺得如果過於有高潮的這樣一些細節，通常我會把筆停下來，因為我覺得一個故事發生到最高潮的時候它有什麼結局，我的讀者會幫我想，用不著我寫足。我的小說確實有很多空白之處，一旦我引起讀者閱讀的興趣，這就是雙修，有可能讀者的思維跟著我一起走，甚至會超越我，比我對這件事情的理解更深。

謝有順：葉兆言除了寫小說之外，寫了大量的隨筆，他也是對南京最熟悉、最了解關於南京的專家，他寫過不止一本關於南京的書，剛剛寫完一本20多萬字的《南京傳》。很多的作家都過度強調虛構和想像的時候，我很看重兆言老師身上這種笨功夫，這種實打實的案頭工作。

葉兆言：歷史我覺得還是跟個人興趣有關係，當然也和從小受家庭教育有一點關係，我小時候一直接受的觀點是文史不分家，司馬遷的《史記》我就沒覺得它是一部歷史著作，我覺得它是一部文學著作，我的很多文學基本功可能就是從它那兒得到的。我小時候就有這樣一個感覺，這個感覺可能是從大人那兒得到的，一個想把文章寫好的人沒有很好的歷史功夫是一定不行的。

我從小有非常強烈的歷史興趣，這種歷史興趣大到我自己都覺得很可笑。我會想1911年的南京是什麼樣子，1912年的南京是什麼樣子，一開始跟文學沒有關係，就是小男孩在一起經常會吹牛，你可以說足球，可以談股票，我小時候有一段時間很喜歡賣弄歷史，為了賣弄就會準備。我讀研究生的時候導師跟我說，有兩年是要泡在圖書館裡，只要寫讀書報告就要這樣，所以我基本上把跟南京有關的民國的報紙刊物都翻過。

我在寫《一九三七的愛情》的時候，做了一個臉譜，就是1號發生什麼事，2號發生什麼事。比如那一天南京街頭有一個長跑，民兵帶著武器跑，你看報紙就會很清晰地發現那時候的老百姓一大早起來，現在我們是廣場日，那時候是抗日，南京的老百姓早上起來會拿著木棍訓練，這種日常場景在我的腦子裡面確實積累了很多。

謝有順：在複雜的大歷史和小個體的關係當中，這就是小說家要用力的，如果光有幾條歷史規律的概括，那是歷史學家的事情，如果光是日常生活的還原，那是攝影家的事情，但是小說家既要寫出大與小之間的關係，就是說要把大事化小，這才是好小說。從這一點上來講，我也覺得兆言老師的這部小說提供了一個有典範意義的文本。

本文刊載於20180508《北京青年報》B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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