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兆言：先鋒是一件孤獨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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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訪談 葉兆言
兆言不盡 刻骨銘心
「
關於葉兆言，我們總能聯想到許多標籤，「葉聖陶之孫」「先鋒派」「新歷史小說」「南京」等等。從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死水》開始，葉兆言從事文學創作已有數十年。在同一輩的作家中，他可謂十分高產。上世紀八十年代，葉兆言與余華、蘇童一同登上文壇，他們以獨特的小說敘述方式開創了文壇新局面，被評論界冠以「先鋒派」的稱號。上世紀九十年代，葉兆言創作的《夜泊秦淮》成為其新歷史小說「最耀眼之作」。25年後，他又推出了與《夜泊秦淮》一脈相承的新長篇小說《刻骨銘心》。
《夜泊秦淮》
2012年8月
「刻骨銘心」四個字，恰好也是葉兆言對文字的態度。他坦承自己生平沒什麼愛好，亦無趣，寫作可視作自己最大的愛好。甚至在外地做新書分享活動時，葉兆言仍抱著一個電腦，「萬一我靈感來了還能寫寫呢！」
最近，葉兆言攜新作《刻骨銘心》來到了深圳，《深港書評》記者趁此機會也專訪了他。今天，我們先請葉兆言談談先鋒寫作與文學閱讀。關於他的新作更多的信息，敬請期待周五的放送。
《刻骨銘心》
葉兆言 著
99讀書人·人民文學出版社
2018-4
在葉兆言新作《刻骨銘心》的開篇，描寫了一個哈薩克族的中國作家因移居外地，語言不通，從此「失語」的痛苦。這種「說不了」「寫不出」的恐懼，也一度是葉兆言的擔憂。從某種程度來說，寫作也是葉兆言的「刻骨銘心」。
在他看來，自己就是一個標準的職業作家，他願意把整個身心都交付於這份職業，就像職業運動員一樣，拚命地打球，直到打不動的時候，就悲哀地退離球場。曾幾度，他看著偉大球星的告別賽潸然淚下，也有一種惺惺相惜的悲壯感。
有人曾問葉兆言：有沒有想像過自己有一天不寫作了會做些什麼？他細思極恐，因為寫作已然成為他生命和生活的一部分，就像人對茶鹼的依賴，甚至大於此。
「我完全無法想像自己寫不出東西的樣子，所以我特別能想像海明威為什麼會自殺，一個人把槍對著自己腦袋，那不是件容易的事。」然而，令葉兆言滿足而慶幸的是，這些年他仍一直在寫，一直在突破。「我也知道，肯定會有那麼一天的（寫作能力的枯竭），或許那一天，也是我的生命近乎結束之時了。」
全文字數：3280字
閱讀時間：11分鐘
葉兆言
先鋒是探索和銳氣
而不是成功的榜樣
深港書評·深度訪談
■羅婉
在文學史中，《唐詩三百首》是人們無法繞開的選本。談及此，葉兆言面露忿然神色：「我不能接受的是，裡面居然沒有一首李賀的詩。」在葉兆言眼中，「詩鬼」李賀的才華足以進入三百首，但卻被遺忘和埋沒，這或許也是很多寫作者的現實。「無論風吹雨打，騎著一隻小毛驢，只要有靈感就馬上記下來，扔進簍筐里。」這是葉兆言特別喜歡的李賀形象，也是他的人生追求。
對他來說，如果寫作本身不能帶給一個作家愉悅的話，很多東西就沒有意義了。「對於一個寫作者來說，最大的滿足就是寫出來，其它都是假的。我特別喜歡寫、想寫，這個超過一切。至於文學史上的評判這件事，那就交給命運吧。」
李賀騎驢覓詩
某種意義上
「先鋒」是很孤獨的事情
Q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您與余華、蘇童等並稱為先鋒派作家。站在現在的寫作氛圍中回望，您認為早期的這些先鋒作家意義在哪裡？您又是如何定義「先鋒」這兩個字的？
葉兆言
現在的年輕人關於「先鋒文學」的概念，是老師在課堂里給的。其實「先鋒派」很簡單，說的就是一幫一開始不被認同的人。所以說在某種意義上，「先鋒」是一件很孤獨的事情。先鋒意味著不被承認，因為他們在潮流的最前頭。在某種意義上亦是一種不妥協。
然而，當先鋒一旦被承認了，問題就出現了。之所以稱之為先鋒，是因為他像偵察兵一樣，孤軍深入，進入茫茫的沙漠，茫茫的森林，他找不著南找不到北，自己都不知道怎麼回事，但是卻一直在探索。所以我曾說，先鋒成功之日，也是先鋒消亡之時。
我認為「先鋒派」唯一的意義不在於樹立了成功的榜樣，而是告訴那些寫作的人探索的意義，寫出和別人不一樣的作品的意義。它是這樣一個與眾不同和特立獨行的符號。
蘇童
余華
Q
您會懷念先鋒文學誕生的時代嗎？
葉兆言
作為一個作家，余華也好，蘇童也好，我想我們內心深處都會保留對那個時代的懷念，即是說希望自己的銳氣不要喪失。先鋒其實是一種銳氣，而不是一種成功。如今在某些意義上，尤其在課本中，先鋒會表現得像是一種時髦行為。文學成為時髦，是非常悲哀的一件事。
Q
依照您對先鋒的看法，似乎保守和先鋒在某些程度上並沒有嚴格的對立，甚至是可以互相轉換的。
葉兆言
有時候我們總愛設置很多對立性。但其實我們要知道，保守和先鋒有時候在某些人那裡可能就是同一個東西。你會發現，當大家都保守的時候，不保守就是先鋒，當大家都在所謂創新，而你突然復古的話，你就特別先鋒，因為先鋒最大的特質就是不一樣。
傳統就是一個特別世故的「老人」，他永遠會把有利於自己的東西變為傳統的一部分。以美術史為例，「現實主義」最早是一個很醜陋的詞兒，因為古典主義畫的都是很「高大上」的東西，那麼一說到世俗，人們就會想到「現實主義」。然而當現實主義這些畫家開始成名，畫價上漲，現實主義就變成了流行文化，課堂上也會說：從古典主義進入到了現實主義時期。文學史也是這樣，它會把優秀的東西逐漸變成傳統的一部分，但有些正是在歷史上扮演過「反派」的角色。
Q
如果深知要努力突破原有界限，盡量和別人不一致，是否容易造成刻意的痕迹？
葉兆言
作為一名寫作者，把作品寫好才是王道，在這個要求之下，才能儘可能和別人不一樣。有時總有人問我，你在寫的時候有沒有考慮到什麼，我有時也會瞎應和，說考慮到了，其實寫的時候並沒有想那麼多（笑）。很多作家在寫作時，也不知道讀者喜歡什麼。但是我有這個突破意識，雖然知道冒險的話大家可能會看不下去，但也覺得值得。就像金宇澄的《繁花》有這樣的成功，也是一個冒險。任何一個有點追求的寫作者，他總是想寫好，總是希望讀者願意讀，總是希望能夠得到讀者的認同。所以你最多能問自己的，就是這本書你有沒有努力。
文學作品在不被閱讀前
一點意義都沒有
Q
在您今年新出的演講集《無用的美好》一書中，您提到德國漢學家顧彬對當代文學的批判。其中您也給了個比喻，說「當代文學現在就是沒有人扶的街頭老人」。對於當代文學的現狀，您是怎麼看的？
葉兆言
我覺得每個作家都是一個個體，今天有一批埋頭寫作的人，我也算其中的一員吧。固然，我們也不能像顧彬一樣，完全否定這些寫作者。寫不好是我們的能力問題，我們確實是努力過了。
對於我們這些當代作家來說，我們面臨的最大問題不是寫得好不好的問題，最基本的一個問題是沒有人閱讀。
我有種感覺，我們今天在談論文學的時候，其實就像談皇帝的新衣一樣，很多寫文章的人都覺得自己是那個說真話的孩子，都覺得自己很牛，說出了真話。我覺得最大的悲哀是，這個說真話的孩子也在胡說八道。
為什麼？因為我們面前連皇帝都沒有，我們只是在說著《皇帝的新衣》這個故事。就像我參加新書分享會，明知道在座的許多人都是沒看過這本書的人，難免也會覺得尷尬。我最理想的狀態是大家看過書後在一起聊，但很多時候這種理想很難實現。
《無用的美好》
葉兆言 著
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
2018-3
Q
這也正是文學現在所處的一個尷尬的位置吧？
葉兆言
是的。文學的現狀就是它在沒有被鑒別以前，已經成了垃圾。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托爾斯泰、雨果和海明威等，其實也和垃圾差不多。文學作品在不被閱讀以前，一點意義都沒有。
所以我有時候感覺寫作挺悲壯的，明知道沒什麼人在看，卻還要寫下去。只是因為我喜歡。我相信還有一些人覺得葉兆言的書我想看，只要還有這樣的人，我就覺得我是在為他們寫作。
Q
從上世紀80年代寫作到現在，您已經寫了幾十年，您覺得自己寫作的軌跡發生了什麼樣的變化？
葉兆言
其實也沒有什麼，就是慢慢越寫越老了。這些年明顯的一個變化是非虛構文字的比重增加了，閱讀也是這樣，非虛構遠遠超過了虛構的東西。那可能也是說明自己虛構能力在衰竭，諸如此類。其實這個話題對於我來說，更多的還是一種慶幸。因為我覺得自己畢竟熬過了這麼多年，也很不容易。又回到那個很矯情的話題上來，就是能寫挺好的，我能寫出來真的挺快樂。
Q
您接下來還有什麼作品？
葉兆言
在宣傳《刻骨銘心》這本新書的時候，事實上我的另一本新書《南京傳》也已經基本完成。與前者不同，《南京傳》是非虛構作品，最近已經在騰訊連載了一些章節，閱讀效果也還可以。
對我來說，一本書就像一個賽季。在寫完《刻骨銘心》後，我想以南京為平台，寫一寫中國歷史，這是我寫《南京傳》的一個基本目的。
人物側記
拉著自己的頭髮，跳到地球之外
○ 羅婉
作為著名作家、教育家葉聖陶之孫，每每遇到媒體，祖父與葉家總是葉兆言避不過的話題，不可置否，人們對「文幾代」總是有種執著的關注，而對葉兆言來說，這已然成了一個困擾，「唉,這個最好不要再說了。」
其實，與祖父葉聖陶、父親葉至誠的文學之路截然不同，葉兆言的寫作生涯更為執著與專註，可以說，他似乎就是一位天生的寫作者。「不寫作，我都不知道自己還能幹什麼；不寫作，甚至都沒辦法思考。」
葉兆言自小在祖父身邊耳濡目染，家學淵源深厚，閱讀了不少經典名著，後又畢業於南京大學中文系碩士班，文字功底堅實。雖然從小熱愛文學，但一開始葉兆言也並沒有想過要當一名作家，只是「寫著寫著，就喜歡上了」。因為歷史的原因，葉兆言的文學創作之路其實並不順暢，而家裡人也不贊成他搞文學，連當年報考南京大學中文系，也是他自己偷偷報考的。
上世紀80年代，葉兆言登上文壇，他以獨特的小說敘述方式開創了一個新局面。其後三十年，葉兆言勤奮筆耕不輟，創作了小說、隨筆等作品數百萬字。在《棗樹的故事》《1937年的愛情》《一號命令》等一批頗具影響力的中長篇之後，葉兆言攜著他的長篇小說新作《刻骨銘心》來到了深圳。而聊起這本新書的創作過程，他仍用一貫的「艱難」來形容。
與《1937年的愛情》這部以一個男人為主角的小說遙相呼應，《刻骨銘心》可謂是一部群像小說，書寫了一群男人的故事。故事著眼於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亂世，軍閥混戰，日軍侵華，南京則處於這一切的風口浪尖之上，各路人物在這裡都經歷了刻骨銘心的人生。雖落於家國時代，葉兆言其意卻不在寫歷史，而是寫「人」，人的生活、情感、命運，痛與愛，失意或歡欣。在家國背景之下，其實是個體命運的顛沛流離、零落成泥。
「寫長篇就跟坐牢一樣，刑期比較長，寫短篇是「臨時拘押」，而寫小散文就像拘留所關了一夜。」對於產量頗高的葉兆言來說，寫作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甚至讓他精疲力盡。然而，這種漫長而煎熬的狀態，卻令葉兆言沉迷。
「因為重複生活，心情會變得比較平靜。一天天重複，一天天地變得機械，這樣的生活我很習慣。反倒是當一個長篇寫完後，有點六神無主。」葉兆言常笑稱自己是一個無趣的人，如果要讓他回憶這一生中最好的狀態，或許就是「太太上班去了，孩子上學去了，我一個人在家安靜地寫作。」
寫作數十年，葉兆言一直秉持著當初「先鋒派」的銳氣：「作家就是不一樣，寫作就是要和別人不一樣，要和自己不一樣，這是最簡單的原則。」即使是面對自己駕輕就熟的歷史素材，他也總想著要突破原有的界線。在葉兆言看來，寫作，就是拉著自己的頭髮，想跳到地球之外去。「要擺脫自己，其實很難，但這份心要在。」他說道。
■《深港書評》
編輯：鄧曉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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