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莊子怎樣通過小寓言講大智慧
老子並不欣賞孔子「語仁義」，而倡導另一種截然不同的生存理念：人應該如同魚兒在大江大湖裡那樣，生活在適合生存的環境中；在那種環境下愜意生活的人，不需要相互之間的關懷救助，社會也無須進行「仁義」教化
有了「萬物與我為一」的處世態度，就能將「物無貴賤」的理念自覺轉化到「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社會實踐中去。不僅人與人之間的溝通成為易事，人與物之間的溝通也有了基礎。隨心所欲而不逾矩，不再是難以攀登的高度
作者：上海社會科學院終身研究員、周易研究中心主任 周山
人應當如何生活？自古以來就是人們思考和爭論的一個問題。在百家爭鳴的先秦時期，思想家都很踴躍地參與這個問題的討論，形成了有很大影響的四種類型：孔子認為，人應當過仁、義、禮、智、信的生活；墨子認為，人應當過「兼愛」「節用」的生活；楊朱認為，人應當過珍重自己、「不以物累形」的生活；老子、莊子則認為，人應當過順應自然、「與天地為一」的生活。
老子生活在春秋末期，做過周朝的「守藏室之史」，相當於現在的國家圖書館館長兼歷史研究所所長，稱得上大學問家，所以孔子曾向他問禮、問道。莊子生活在戰國中期，宋國蒙人，寧願在當地做「漆園吏」，也拒絕楚威王的厚幣禮聘。今存《莊子》一書，其文汪洋恣肆，多採用寓言形式，表達老莊思想。下面，選取其中的三則寓言故事，一起來感受老莊關於生存理念、處世態度、處事方式的生活智慧。
「相忘於江湖」
個體都保持理想生存質量
《莊子》記錄了老子和孔子交往的許多事迹，一般都是孔子問、老聃答。老聃即老子。唯獨有一次，「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在孔子想來，老子雖然知識淵博，但在「仁義」問題上，自己學有專長，可以與對方講一講。不料，這一舉動卻遭到老子的一番批評。接著，老子給孔子講了一個寓言故事：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
寓言中包含兩種場景，展示了兩種不同的生存理念。前一場景是兩條魚在泉水乾涸成為陸地的情況下，各自以口中的濕氣和涎沫滋潤對方，以延續對方的生命。當滅頂之災來臨之際，將僅有的一線生機留給他人，人與人之間的「仁義」關懷到了極致。後一場景是兩條魚生活在江湖之中，從不會想到用自己口中的濕氣和涎沫去滋潤對方。當處在適合生存的環境里，不存在生存危機的狀態下，人們就會忘掉相互之間的「仁義」關懷。
對這兩種場景、兩種生存理念作一比較，可以感受到二者之間的明顯差異：前一場景是一種極端惡劣的生存狀態，即便「相呴以濕，相濡以沫」，所能維持的生存質量必然很低，也很難長久；後一場景是一種最適宜、最自然的生存狀態，每一個個體都保持著理想的生存質量，個體之間無須相互關懷。在老子看來，孔子自鳴得意的「仁義」思想，是建立在人類生存環境惡化基礎之上的一種生存理念。這種教化越盛行，說明人們所處的生存環境越惡劣。
所以，老子並不欣賞孔子「語仁義」，而倡導另一種截然不同的生存理念：人應該如同魚兒在大江大湖裡那樣，生活在適合生存的環境中； 在那種環境下愜意生活的人，不需要相互之間的關懷救助，社會也無須進行「仁義」教化。這種「相忘於江湖」的生存理念，才是人們應該持有的，並且在這種理念的引導下，人們應當積極主動地尋找、營造一個適宜的社會環境。
由此，老子將相濡以沫的「仁義」教化，比喻為「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人已經逃走，才敲打著鑼鼓去尋找，不亦晚乎？聽了老子關於「相忘於江湖」的生存理念，孔子驚羨得「口張而不能嗋」，回到住處後連續幾天不說話。
若干年之後，老子騎著青牛出函谷關（一曰散關）西去，應關吏尹喜所請，撰寫《道德經》一書。該書第八十章，將「相忘於江湖」的生存環境定性為「小國寡民」，其生存狀態令人嚮往：「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老聃所處的春秋末期，正是那些人口眾多的「千乘之國」不安於現狀，時時想著發動侵略戰爭、侵吞他國土地財物的動蕩之際。一旦國家小、人口少，「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大規模的戰爭也就打不起來了，人們就可以吃得香甜、穿得美麗、住得安適、過得愜意。這樣一幅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的畫面，正是老子「相忘於江湖」生存理念所衍化的理想圖景。
然而，老子這個為天下人謀幸福的生存智慧，並沒有被當時熱衷於爭霸圖強的大國諸侯所接受。大魚吃小魚、小魚吃完之後大魚之間殊死相殘的局面愈演愈烈。同時，在老子的大智慧面前，讀書人也患了消化不良症，不同程度地曲解了「絕仁棄義」的主張和「小國寡民」的理念。還有人甚至將老子倡導「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的「小國寡民」生存理念，斥之為開歷史倒車的「最後悲鳴」。
「萬物與我為一」
增強深度感知世界能力
第二個故事，記載於《莊子》秋水篇：莊子和惠子游於濠梁之上。莊子曰：「鯈魚出遊從容，是魚之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雲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與莊子同游的惠子，是曾在魏國執政多年的惠施，因為秦國張儀的離間，剛剛走下政壇。《莊子》言：「惠施多方，其書五車。」現代人往往用「學富五車」來形容一個人的學問大，其源蓋出自於惠施。惠施曾將自己的10個命題，告示所有喜歡名辯的學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紛紛拿出自己的代表性辯題，「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將激蕩300年的先秦名辯思潮推向巔峰狀態。
在中國哲學史上，莊子與惠施的這一場「濠梁之辯」無疑是一次更經典、更精彩的論辯，2000多年來始終為人津津樂道，甚至經常有學者充當他們的評判人。
從邏輯角度考量，惠施的推論是合理的。這位以譬喻著稱的邏輯學家，遵奉的是「異類不比，說在量」的類比原則。不同的類，衡量標準不一樣，不能作由此及彼的推論。由游於濠梁之上的人的快樂心情，不能推論水中出遊從容的魚也是快樂的。在論辯過程中，惠施又從「我非子，固不知子矣」，推論「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也是合乎推理規則的。相反，莊子在論辯過程中，犯了一個自語相違的邏輯錯誤：他的第一個反駁語「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肯定了惠施不知道莊子知魚之樂；第二個反駁語卻又肯定惠施知莊子知魚之樂，從而對「安知魚之樂」作出了完全相反的兩種解釋。
從哲學的角度來考量，莊子的「知魚之樂」，是其「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處世態度的必然結果。在莊子看來，包括人在內的世間萬物，都是道的具體而微，所謂「以道觀之，物無貴賤」。因此，人與魚兒之間是相通的，沒有截然分割的區別。人能感知魚，魚也能感知人。魚是否快樂，人當然能感知。
為了證明人類和萬物之間的相通性，《莊子》 的齊物論篇還記載了一個莊周夢為蝴蝶的故事。究竟莊周夢為蝴蝶，還是蝴蝶夢為莊周？雖然二者可以相通互化，但莊周和蝴蝶畢竟有所區別。這種既看到人和萬物之間的相通性，又看到人和萬物之間存在差異性的哲學思維，使得莊子的處世態度能夠順應自然而又超然物外；在獨與天地精神往來的同時，又不傲睨萬物。
有了「萬物與我為一」的處世態度，就能從道的層面看世界，將「物無貴賤」的理念自覺轉化到「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社會實踐中去，一切看似不可能的事情都成為可能。平等，從道的層面獲得了保證；不僅人與人之間的溝通成為易事，人與物之間的溝通也有了基礎。生活，變得輕鬆、舒暢；隨心所欲而不逾矩，不再是難以攀登的高度。
就像莊子能感知魚兒的快樂與否，與天地萬物融為一體的處世態度，必然能增強我們深度感知世界的能力、提升我們的生活質量。
遊刃有餘
既遵循規律又注重效率
第三個故事，記載於《莊子》養生主篇中：有一位姓丁的廚師替文惠君宰牛，宰牛時的手、肩、足、膝呈現的姿勢，優美如古代的舞姿；進刀分解牛體發出的聲響，美妙如古樂的韻律。文惠君禁不住喝彩：「好極了，技術怎麼能夠達到如此境地！」丁廚師放下屠刀回答：「我愛好的是道，已經超越了技術。我剛開始宰牛時，所見無非是一隻牛；三年之後，就不是見到整隻牛了。如今，我只需心領神會而不用眼睛觀看，停止了感官的作用而聽從於心神的引導； 按牛體的自然結構，批開筋肉的間隙，進入骨節之間，順著固有的路線進刀，經絡盤結之處暢行無阻，更不要說大骨之間了。」
丁廚師繼續說道：「好的廚師一年換一把刀，他們是用刀去切割筋肉。家裡的普通廚師一個月換一把刀，他們是用刀去砍骨肉。我這把刀已經用了十多年，分解的牛有數千頭，而刀刃之鋒利，仍如同在磨刀石上新磨的一樣。因為牛的骨節之間是有間隙的，而刀刃之薄已到了幾乎沒有厚度的狀態，以沒有厚度的刀刃進入有間隙的骨節，當然是恢恢乎其於游刃必有餘地了。所以，這把刀用了多年，仍然像新磨的一樣鋒利。雖然如此，每當遇到筋骨盤結之處，我知道不容易行刀，便小心翼翼，眼神專註，手腳緩慢，動刀甚微，便骨肉相離，如泥一般潰散於地。我提刀四顧，躊躇滿志，然後把刀子擦凈收藏起來。」
文惠君聽後感嘆：「善哉！聽丁廚師之言，得養生之道了！」
莊子在這個故事之前，還寫了這樣一段話：順應自然規律，「可以保身，可以全性，可以養親，可以盡年」；接著講「庖丁解牛」的故事，闡述養生之道的最高境界：順應自然。這個寓言講述的不是順應自然的理念，而是順應自然的一種具體方法：以無厚入有間，恢恢然遊刃有餘。
遊刃有餘的最大功用，就是刀刃與牛骨不發生「摩擦」。在日常生活中，則是盡量避免人與自然界、人與人之間的各種「摩擦」。《紅樓夢》中的林黛玉「最是個多心的人」，既抱怨自然界中風霜雨雪對自己身體的摧殘，又抱怨外婆家長輩的不照應，與寶玉、寶釵等兄弟姐妹之間也「摩擦」不斷，以致本來就嬌弱的身體愈發衰弱，年僅十幾歲就終結生命。想必曹雪芹是贊成莊子的處事方式，才將林黛玉作反面教材，告誡世人凡事都要從遊刃有餘上下功夫，方能保身全性、養親盡年。
遊刃有餘的養生方式，後來沿用到對世事的處理，成為一種體現能力的最佳處事方式。而在儒家文化中，有一種區別於莊子的處事方式，一度成為世人追慕的典範。這種處事方式，名為鞠躬盡瘁，源自諸葛亮的《後出師表》：「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這是一種不辭勞苦、貢獻一切的處事方式，就工作態度而言值得肯定，就辦事效果而言難免懷疑。但是，「死而後已」，勇氣可嘉，卻有不負責任之嫌；後一句話，更表現出缺乏信心的問題。後來的實踐也證明：鞠躬盡瘁成為諸葛亮屢敗屢戰的充分理由，以致擁有「天府之國」自然資源的蜀國，在三國鼎立的局面中第一個被淘汰出局。
與鞠躬盡瘁相比較，遊刃有餘的優點顯而易見：這是一種遵循自然規律為前提、注重工作效率的處事方式，因而對其結果充滿信心。在今天的社會，鞠躬盡瘁的處事態度應當讚賞，遊刃有餘的處事方式也要提倡。
總之，從「相忘於江湖」的生存理念、「萬物與我為一」的處世態度到遊刃有餘的處事方式，有一條主線一以貫之，那就是「順應自然」，即遵循自然法則。老子強調，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是人類生活的最高法則。與之相比，儒家相濡以沫的生存理念、「三綱五常」的處世態度、鞠躬盡瘁的處事方式，脫離了自然法則，具有「偽」即人為的特點。這正是我們重新關注老莊智慧、認真思考該如何生活的重要理由。
（本文根據「東方講壇·思想點亮未來」系列講座的演講速記稿整理）
TAG:正北方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