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中學歷史教材對《四庫全書》的介紹

文 | 楊津濤

對於《四庫全書》這個名字，中國人都不陌生。現行初中歷史教科書中，有對它的詳細介紹：

「乾隆時期編纂的《四庫全書》最為浩繁，總計近8萬卷，約有7.7億字，幾乎囊括了清中葉以前所有重要的文獻典籍，堪稱前所未有的巨大文化工程，對我國古代文化的傳承具有重要的價值和影響。」

這種評價，是錯誤的。

一、該全書乃「專制淫威之遺迹」

《四庫全書》的編纂本意，乃是為了鉗制思想、控制輿論，與傳承古代文化沒有任何關係。

1、「訪求遺書」的目的，是為了篩查「違礙」記述。

乾隆1772年以「稽古右文」（意即，考察古代事迹，弘揚文化）為名，下詔「征書」，要求各地「訪求遺書」，上繳京師。

由於順治以來，清廷屢興文字獄，各地讀書人對於乾隆的征書之舉表現地極為謹慎，在近一年的時間裡，幾乎無人獻書。

讀書人疑慮的原因，乾隆心知肚明。於是又打出修《四庫全書》的名義，一面嚴令各省督撫加大搜書力度；一面下詔申明，即使所獻之書中有「違礙」內容，亦不予追究。

乾隆曾聲稱，自己乃光明正大之人，決不會借訪求典籍的機會搞文字獄：

「朕辦事光明正大，可以共信於天下，豈有下詔訪求遺籍，顧於書中尋摘瑕疵，罪及藏書之人乎？」

但他同時又威脅說，自己如此光明正大地承諾之後，若仍有人拒絕獻書，以後發現他所存書籍有「違礙」字眼，那就別怪朝廷從嚴治罪了：

「若此番明切宣諭後，仍似從前疑畏，不肯將所藏書目開報，聽地方官購借，將來或別有破露違礙之處，則是其人有意隱匿收存，其取捩轉不小矣。」

在這種壓力下，全國各地，尤其是乾隆最掛心的江南地區，開始大規模獻書。

至1774年為止，乾隆徵收上來的書已達1萬餘種。

圖：紀曉嵐因負責編纂《四庫全書》而聞名

2、為「寓禁於徵」，乾隆直接要求各地搜查禁書。

乾隆並沒有就此把精力轉向《四庫全書》的編纂，因為他對已經上繳的這批書很不滿意——有違礙內容的書太少了。為實現「寓禁於徵」，乾隆下詔，直接要求各省搜查禁書：

「乃各省進到書籍不下萬餘種，並不見奏及稍有忌諱之書……況明季末造，野史甚多，其間毀譽任意，傳聞異辭，必有低觸本朝之語，正當及此一番查辦，盡行銷毀，杜遏邪言……」

此後，乾隆不斷下詔擴大查禁範圍。從記錄明末史事的筆記、野史，一直到涉嫌醜化清廷的時人著作、戲劇劇本，乃至康熙御批過的圖書，都統統查禁、銷毀。乾隆親自主持的這場禁書活動，持續至《四庫全書》修完都未結束，其間牽涉重大文字獄40餘起。

禁書活動的「戰果」頗豐。僅1787年一年，浙江巡撫就上報應禁圖書538種。違禁圖書不僅要焚燒，還要毀版，1780~1781年朝廷收到書版15759塊，直接送往琉璃廠當柴燒。按照近代學者鄧實、姚覲元等人的不完全統計，乾隆借征書為名，共禁毀書籍3000餘種。這個數字，還不包括那些藏書人畏禍而自行毀掉的圖書。

3、《四庫全書》乃「銷毀書籍之殘餘」，所收圖書只佔傳世古籍的一小部分。

《四庫全書》總共收書3462種，存目（只收錄書名及介紹）則有6793種，後者是前者的兩倍。修書期間，又有至少2929種圖書（其中2453種被全毀）被禁毀，幾乎和《四庫全書》所收圖書數量相同。

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學者們編纂了《續修四庫全書提要》，補錄乾隆以前所出，有價值而《四庫全書》未收的圖書，及《四庫全書》成書之後所出的圖書，總共3萬餘種。

由此可知，《四庫全書》所收圖書，只佔中國古籍比較小的一部分。該書的本質，正如著有《四庫全書纂修考》的郭伯恭所說：

「《四庫全書》謂為清帝逞專制淫威之遺迹也可，謂為銷毀書籍之殘餘也可，實不必以天下瑰寶視之。」

教科書稱其「幾乎囊括了清中葉以前所有重要的文獻典籍」，實在言過其實。

圖：影印本文淵閣《四庫全書》。

二、所收圖書遭大量篡改，且有極多抄錄錯誤

那3462種「幸運」的圖書，被收入《四庫全書》後，也產生了種種問題。

1、乾隆要求《四庫全書》的內容要「悉歸雅正」。

為滿足統治需要，乾隆指示四庫全書館，在編書時：

「務須詳慎抉擇，使群言悉歸雅正，副朕鑒古斥邪之意」。

如何才能「悉歸雅正」？當然只有篡改原書。

以紀曉嵐、于敏中等為首的《四庫全書》編纂者，秉承上意，對所收圖書的「違礙」內容大肆刪改。學者陳登原在其所著《古今典籍聚散考》中，將《四庫全書》對原書的刪改，分為五大類：

直接忌諱之抽毀。

託辭道德之抽毀。

以人廢言之抽毀。

為利己之道德而篡改。

為利用其書而篡改。

這些刪改致使很多書面目全非。

因「女真」「胡虜」「匈奴」「蠻夷」等「直接忌諱」被刪改的圖書最為多見。乾隆在原翰林毛奇齡所著《詞話》中，見有「清師下浙」幾個字，嚴厲斥責：

「毛奇齡系康熙年間翰林，書內著載我朝時事，理應稱或大兵、王師等字樣，乃指稱清師抬寫，竟似身事前明，未經在本朝出仕者，謬妄已極。」

當即下令四庫全書館將其「改正」。

在《遼史》《金史》《元史》中，一些人名音譯，如「禿罕」「兀都蠻」，因語含歧視、貶義，被改為「圖罕」「諤都瑪勒」。

北宋人晁說之的一篇《負薪對》，被刪改數十處。原文「金賊其何厭，敢肆求黃金重幣」，被《四庫全書》改為：「我之所以奉金人者，黃金重幣」。

岳飛《滿江紅》中「壯志飢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一句，竟被改為：「壯志飢餐飛食肉，笑談欲灑盈腔血」。

最為荒誕的是，辛棄疾《永遇樂》「斜陽草樹，尋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一句中，「寄奴」本是宋武帝劉裕的小名，也被《四庫全書》改為了「宋主」。

民國學者傅增湘對照《三朝北盟會編》等書的原本和《四庫全書》本後，評價乾隆「挾雷霆萬鈞之力，與枯骨遺魂爭勝負於朽簡之內」，是要讓「天下後世咸歸於束縛銜勒之中」。

2、全書錯訛過多，乾隆多次震怒。

除對原文大量刪改外，《四庫全書》還存在嚴重的校對問題。編纂《四庫全書》，前後歷時14年，參與編纂、抄寫、校訂的人員，總計有4200多人。人員龐雜，以至錯訛極多。如王燕緒等四位總校官，都曾被計過數千次，屢屢受罰。

1792年，乾隆翻閱《四庫全書》中的《法言》一書，發現有錯訛，大為震怒：

「詳校官既漫不經心，而紀昀系總司校閱之事，亦全未寓目，可見重加讎校，竟屬虛應故事。朕每幾余披覽，其書內有一二字錯落，令軍機大臣隨時改正者，不一而足，因尚系尋常訛脫，不加責備。今篇內甚至脫去二行，紀昀等實難辭咎，寧不自如漸恧耶！」

後來雖經幾次重校，《四庫全書》的錯訛之處依舊改不勝改。但由於該書乃是乾隆「欽定」，書成後再發現錯誤，也已無人敢提出更正。

了解這段史事的民國學者們，大都反對重印《四庫全書》。如顧頡剛說：

「我覺得印行《四庫全書》是一件極蠢笨的舉動，徒然使世界上添了許多錯誤的書，實非今日學術界所應許。」

在《四庫全書》所收圖書中，除300多種為孤本外，其他古籍不僅都有更好的印本傳世，現在很多還出了精校本、校注本，方便人們使用。

教科書上稱讚《四庫全書》「對我國古代文化的傳承具有重要的價值和影響」，實屬誇大之詞。

三、最大價值，止於保存了300多種孤本

當然，《四庫全書》也不是全無價值。其最大的價值，就是上面說過的，保存了300多種古籍孤本。民國學者洪業說，除這些孤本外：

「其餘三千餘種，大都徒具充棟之壯觀而已，毋需多費紙墨焉。」

意即《四庫全書》中90%以上的書籍都沒有重印的必要。

但是，在特殊的歷史時期，《四庫全書》也曾對學術發展起過一定促進作用。在上世紀80年代，各種古籍還很稀缺，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四庫全書》，為高校文科專業提供了基本的研究資料。但這只是救急之策，如學者王學泰所言：

「出版《四庫》作為救急的權宜之計還可以，長久地把它當做一件學術工程去做，恐怕會貽笑學術界的。」

至於《四庫全書》的輯錄之功，也並不像一些學者所說的那麼重要。比如《舊五代史》早已散佚，是編纂《四庫全書》時，才重新輯錄成書的。經陳垣比照發現，該版《舊五代史》同樣因忌諱「虜」「戎」「亂華」等詞，做了大量刪改，呈現的並非原貌。

綜而言之，乾隆在編修《四庫全書》過程中禁毀的圖書，遠遠多於《四庫全書》保存下的孤本。對於中國文化來說，《四庫全書》是罪大於功的。

圖：南京圖書館花費1500萬元，複製了一套《四庫全書》（文津閣版），要佔用300平方米的地方。

注釋

陳四益：《讀檔案札記》，收錄於《丁丑四記》，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118—162頁；曹之：《中國古代圖書史》，武漢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223頁；曹書傑：《及其功過得失》，《古籍整理研究學刊》1985年第3期；陳登原：《古今典籍聚散考》，上海書店出版社1983年，第109—133頁；王作華：《乾隆皇帝與的纂修》，蘭州大學2004年；肖東發、周心慧：《影印質疑》；王學泰：《不要盲目崇拜》，《平人閑話》，同心出版社2006年，第26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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