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大師陳垣的治學人生

陳垣曾被毛澤東譽之為「國寶」，是一位世界級的史學大師，他與國學大師王國維齊名，又與陳寅恪並稱「史學二陳」，在史學領域著述甚豐，他的許多著作成為史學領域的經典之作，被海內外學者推崇備至。

胡適在十九世紀二十年代之初就曾斷言：「南方史學勤苦而太信古，北方史學能疑古而學問太簡陋，將來中國的新史學須有北方的疑古精神和南方的勤學工夫。能夠融南北之長而去其短者，首推王國維與陳垣。」

陳垣除了在歷史學、文獻學和宗教史學等領域皆有精深研究之外，還是一位傑出的教育家，他長期擔任私立輔仁大學校長和北京師範大學校長，而且擔任這兩所大學校長達40多年之久，真可謂是桃李滿天下。

陳垣（1880—1971）廣東新會人。字援庵，1880年11月12日出生於藥材商人家庭。1885年隨父親陳維啟（號勵耘）到廣州經商，並於7歲那年入私塾讀書。

1892年，還是少年的陳垣偶然接觸到了晚清重臣張之洞所撰寫的《書目問答》，眼界頓時大開。《書目問答》是一部舉要性目承書，共收圖書二千二百餘種。分經、史、子、集、叢書五部，每類再以書籍的時代先後排列，每書皆註明作者、版本和卷數，為指引初學者選讀，擇要略加按語。

《書目問答》這部著作對陳垣的一生產生了非常重要影響，陳垣開始按著自己的讀書興趣和愛好購買書籍閱讀和研究，陳垣家境殷實，他在購買書籍上也捨得花銀兩，有傳聞說他曾花8兩銀子買《四庫全書總目》、7兩銀子買《十三經註疏》，甚至花費100兩銀子買《二十四史》。

陳垣自幼嗜書好學，深受儒家「學而優則仕」思想的影響，在1897年至1902年間，曾數次參加過晚清科舉考試，可惜都未能中榜。其後以經世致用為宗旨潛心治學，靠自學獨自闖出一條廣深的治學之道。

1905年9月，受孫中山領導的民主革命的影響，由高卓廷主辦的《時事畫報》在廣州創刊，陳垣是參與編撰者之一，這是一本美術與時事並重的文藝刊物，深受讀者的喜愛和歡迎，不但是我國最早出現的現代漫畫刊物，而且也是現代政治漫畫刊物的鼻祖，陳垣曾經常為該刊撰寫了一些以反清廷為主的政論性文章。

1907年，陳垣曾在廣州振德中學短暫擔任教師，因其父患腎結石手術成功之故，因而對西醫產生興趣，暑假時考入由美國傳教士嘉約翰創辦的廣州博濟醫學堂，這是中國第一所西醫教育機構，成立於1866年，首任校長就是嘉約翰醫生，1879年，這所新式醫學校更名為博濟醫院南華醫學校，1904年又擴建為南華醫學院，孫中山也是該校校友，但陳垣的入校時間，比孫中山晚了21年，正是在這所學校里，陳垣開始熱衷於宗教學的研究。

1908年，因不滿美國教師的傲慢無禮，陳垣與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創辦了光華醫學堂，繼續學醫並留校任教，主要講授生理學和解剖學。陳垣既是光華醫學堂的創辦人之一，也是學校的董事之一，他在學醫期間，撰寫了一些醫學史和醫學知識等科普性文章。

1911年，陳垣參與創辦了《震旦日報》並擔任副刊《雞鳴錄》的主編，「雞鳴錄」取《詩經》中「風雨如晦，雞鳴不已」之意，陳垣為《雞鳴錄》撰寫了大量的時論短評。《震旦日報》由廣州聖心天主教堂副主教魏暢茂資助，而陳垣家就居住在天主教堂附近，與魏暢茂既是鄰居又是朋友，深受天主教的影響，該教堂的法國神父介紹陳垣前往上海，拜訪上海復旦公學校長馬相伯，陳垣由此與天主教徒馬相伯相遇相知。

1912年，陳垣參加了廣東醫學共進會，開始接觸到學醫出身的前輩孫中山先生，5月9日曾親耳聆聽了孫中山在廣東醫學共進會歡迎會上的演講並與之合影留念。

中華民國成立不久，陳垣以革命報人之身份當選眾議院議員，並於1913年從廣州來到北京，參加了中華民國第一屆國會，從此定居於北京，希望在政壇上能夠有一番作為。初到北京的陳垣，得到了廣東三水人梁士詒的提攜，並在其主持的全國稅務處和公債局任職過一段時間。

梁士詒是清末民初非常活躍的一位重要人物，曾參與袁世凱脅迫清皇室退位活動，又大力籌措經費支持袁世凱稱帝，還曾擔任過袁世凱總統府秘書長、交通銀行總理、財政部次長、北洋政府國務總理等職務。

陳垣在北京從政10年，前後當過三屆眾議員，1922年甚至擔任了北洋政府教育次長，因時任教育總長黃炎培未到職，由陳垣實際主持工作，半年之後即辭職。

陳垣隨即擔任京師圖書館館長，自此，陳垣開始棄政治學，一頭扎進故紙堆中，潛心研究學問。梁士詒曾以「銷磨一代英雄盡，故紙堆中問生死」贈予陳垣，對其選擇治學之路深感惋惜。

少年時期的陳垣，就購買閱讀了《四庫全書總目》一書，曾自嘆今生可能無望讀到《四庫全書》，現在身處皇城根腳下，又重新點燃了他研讀《四庫全書》的興趣，當時《四庫全書》剛從承德文津閣運到北京，收藏於京師圖書館，圖書館位於北京的東北角，而陳垣的居所在西南角，他每天租用一輛毛驢車，天不亮就出發，圖書館剛開門他就趕到，直到閉館才離開。

就是在這樣的條件之下，陳垣堅持研讀《四庫全書》十年，並做了大量筆記。他將《四庫全書》著錄的書名和作者做了索引，並編寫成《四庫書目考異》和《編纂四庫全書始末》。

陳垣經過刻苦研讀，對《四庫全書》非常熟悉和了解，對浩瀚的文史圖書了如指掌，對其專治史學幫助極大，《四庫全書》自編纂成書100多年以來，一直未曾有人對其進行全面研究，陳垣為史上第一人，他在京師圖書館研讀《四庫全書》的經歷，對其一生的文史治學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由於《四庫全書》不錄基督教書籍，因此激發了陳垣對基督教歷史的興趣，1917年初春，陳垣「發願著中國基督教史，以補《四庫總目》之闕。」他向好友英斂之借閱宗教史書籍研讀。

英斂之為滿族正紅旗，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徒，曾是天津《大公報》和私立輔仁大學的創始人，英氏家族聲名顯赫，其子英千里、其孫英若誠、其重孫英達，都曾是各時代社會知名人士。

陳垣到北京香山拜訪英斂之，導致了《元也里可溫教考》的誕生，《元史》中屢見「也里可溫」四字，但數百年來無人知曉其意，陳垣查閱了大量元史有關筆記、典章、方誌、碑帖等史料，最終考訂出「也里可溫」是元代基督教各派的統稱，從而了結了數百年的一樁懸案，也使陳垣在中國史學界一鳴驚人。

1918年，陳垣編寫了《基督教史目錄》，完成了《四庫全書》不曾收錄的基督教典籍。陳垣與同鄉兼好友葉恭卓等人一起暢遊大同雲岡石窟寺，撰寫了《記大同武州山石窟寺》一文，這是陳垣第一篇研究佛教史的論文。

1923年，陳垣精心撰寫的《元西域人華化考》發表，在中外學術界引起巨大的轟動效應，這是一部講述中國西部少數民族和外來僑民漢化的專著，引述材料豐富，條理明辨，觀點獨特，蔡元培稱其為「石破天驚」之作。

陳寅恪在為其撰寫的序文中評論說：「近二十年來，國人內感民族文化之衰頹，外感世界思潮之激蕩，其論史之作，漸能脫除清代經師之舊染，有以合於今日史學之真諦，而新會陳援庵先生之書尤為中外學人所推服。」著名歷史學家、香港中文大學教授許冠三認為該書「論樸實，極類顧炎武；論簡賅；直逼王國維；論明白通曉；可敵胡適之。」

1924年，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將末代皇帝溥儀驅逐出宮，為了保護故宮珍藏，北洋政府成立了「清室善後委員會」，由李石曾出任委員長，蔡元培、陳垣等10餘人出任委員，陳垣在其中發揮了「專家」的重要作用。

陳垣在主持清點故宮珍藏時，陸續發現了一批珍貴的典籍、孤本、底本、檔案等，其中最重要的發現，當屬1925年4月在故宮「摛藻堂」偶然發現了塵封已久的《四庫全書薈要》。

《四庫全書》卷軼浩繁，不便瀏覽，乾隆皇帝希望看到一部簡本的《四庫全書》，就命于敏中、王際華等人擷其精華，以較快的速度，編纂一部《四庫全書薈要》。

乾隆四十三年，第一部《四庫全書薈要》完成，可謂是《四庫全書》的精華本，收書463種，20828卷，11178冊，開本大小和裝幀形式與《四庫全書》完全相同，藏於紫禁城坤寧宮御花園的「摛藻堂」，第二年又謄繕另一部，藏於圓明園長春園的「味腴書屋」，以備乾隆隨時閱鑒，乾隆皇帝經常到這裡來查閱古籍，閱古籍、吟詩詞是乾隆皇帝休閑生活的一部分。

陳垣很早就知道此書，但無由得見，此次意外發現《四庫全書薈要》依然塵封故處，安然無恙，觸手如新，讓他驚喜萬分，圓明園所藏一部，已被八國聯軍焚毀，而「摛藻堂」這一部為世間僅存的孤本。

乾隆皇帝欽定的《四庫全書薈要》篇目浩大，涵蓋了中國古代幾乎所有的學術領域，是「唐乾盛世」的巔峰之作，中華幾千年文化融入其中，尤為珍貴的是，這是乾隆皇帝為自己準備的書，其最大的版本價值在於乾隆皇帝「欽定御覽」。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之前，《四庫全書薈要》隨大批故宮文物運往陪都重慶，1949年又被運往台灣，現收藏於台灣故宮博物院中。

1925年9月29日，「清室善後委員會」制定並通過了《故宮博物院臨時組織大綱》，設立董事會協議全院重要事項，董事會由21名董事組成，又專設9人組成的理事會，執行全院事務，李石曾為理事長，易培基出任古物館館長，陳垣出任圖書館館長。

1925年10月10日，故宮博物院通電全國宣布正式成立，並在乾清門廣場舉行了盛大的建院典禮。故宮博物院開放的第一天，北京萬人空巷，人們爭相一睹這座神秘的皇宮及館藏的歷代文物。

從1923年起，陳垣就開始在燕京大學、北京大學和北京師範大學等高校任教，陳寅恪曾向清華學校校長唐國安推薦陳垣為國學研究院導師，但陳垣推辭不就，因為其已開始主持私立輔仁大學的校務工作。

1926年1月10日，年僅59歲的英斂之英年早逝，英斂之在臨終之前，將私立輔仁大學校務全權託付給陳垣，自此，陳垣正式出任輔仁大學校長，一直到1952年，時間長達26年之久。

輔仁大學是中國天主教南北領袖馬相伯和英斂之於1912年倡議在北京建立的一座天主教大學，他們共同向羅馬教廷上書《上教宗求為中國興學書》，英斂之隨即在北京香山靜宜園建立了「輔仁社」，此為輔仁大學的前身，經過多年的不懈努力，1925年9，「北京公教大學」正式成立，英斂之出任第一任校長，馬相伯、英斂之共同推薦陳垣擔任副校長兼主講教師。

1927年北洋政府准予註冊，學校更名為「私立北京輔仁大學」，1929年6月又呈請南京國民政府教育部正式立案，學校又改稱為「私立北平輔仁大學」，社會上習慣以「輔仁大學」稱之。

「輔仁」二字取《論語》中「以文會友，以友輔仁」之意，輔仁大學曾馳名於中華民國高等教育界，與當時的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燕京大學並稱為北平四大名校。1952年在中國高校調整過程中被撤銷，其校址被北京師範大學徵用。1960年，經由羅馬教廷和中華民國教育部核准，輔仁大學正式在台灣台北市復校。

輔仁大學在陳垣的苦心經營之下，逐漸成為京城的著名高等學府，可謂是居功至偉，也說明了陳垣不但是學問高深的歷史學家，也是一位傑出的教育家，他能夠執掌輔仁大學二十多年，又擔任北京師範大學校長近二十年，可見其過人之處，查遍中國高等教育史，還沒有哪一個人能出其右，儘管他執掌北京師範大學校長時已經不能與執掌輔仁大學校長相比了，只是利用陳垣其名望罷了。

抗戰期間，淪陷區高校紛紛南遷，唯輔仁大學在淪陷區孑然屹立，皆因輔仁大學校務長雷冕神父是德國人，而日本與德國結盟。

1933年之後，輔仁大學由美德兩國聖言會接辦，使得輔仁大學能夠在錯綜複雜的形勢之下得以繼續辦學，不被日偽政權所利用，學校堅持不用日文教材，不掛日本國旗，日文不作必修課。

日偽政權不是沒有覬覦輔仁大學之心，面對陳垣這樣名望甚高的歷史學者和大學校長，總是企圖遊說或威逼利用，委以各種文化要職，想盡一切辦法利誘和疏通，皆被陳垣嚴詞拒絕。

如果不是考慮輔仁大學全校師生的狀況和利益，陳垣早就有意離開這個是非之地，他也曾醞釀過南下之計劃，但被雷冕神父察覺，與之長談數晚，曉以利害，甚至慟哭不止予以真情挽留，雷冕神父認為，陳垣留在北平反而有利於輔仁，有利於師生，如果校長一走，輔仁大學難以為繼，很快就會被日偽政府接管或者學校停辦，幾千師生頓失依靠，將難以就職和求學，陳垣百感交集，反覆思考，終未成行。

在八年的抗戰期間，私立輔仁大學保持了一所大學的獨立與尊嚴，日後成為日本淪陷區內，唯一被國民政府承認的一所大學。

陳垣在執掌輔仁大學期間，並沒有放鬆學術研究，不斷有新的著作問世。尤其在抗日期間，陳垣的心情是鬱悶的，他只有躲在書齋之內，於史學著作的字裡行間尋找快樂的人生。

這一時期，陳垣相繼寫出了《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錚僧記》、《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中國佛教史籍概論》等著作。而最能體現陳垣深明大義、崇尚名節思想的著作，則是《通鑒胡注表微》，這是一部研究胡三省學術思想的著作。

《資治通鑒》是司馬光用了19年時間完成的一部編年史巨著，宋末人胡三省（1230—1302）以作通鑒注的方式，對《資治通鑒》進行了校勘、注釋和考證，形成了《通鑒胡注》一書，但後人對胡三省了解並不多，直到清朝時期考據興起，胡三省的學術成就才被關注和研究。而陳垣所著的《通鑒胡注表微》，將長期被歷史埋沒的胡三省的生平、抱負和學術思想公諸於世。

1948年3月，陳垣當選國立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中央研究院成立於1928年，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集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學為一體的國家級科學研究院，直接隸屬於國民政府，代表中國學術界與國際學術界對話，陳垣成為首批81名院士之一。

北平臨近解放之前，國民政府教育部開始實施「搶救名人計劃」，並專門派飛機飛臨北平，當時有相當一部分「名人」搭乘飛機去台灣，其中也包括輔仁大學的知名教授，已近古稀之年的陳垣婉拒蔣介石和胡適的赴台邀請，毅然選擇留在了北平。

1950年10月10日，輔仁大學被中央人民政府宣布接管，改為國立輔仁大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澤東親自向陳垣頒發了陳垣任輔仁大學校長的委任書。

1952年全國高等院校院系調整，國立輔仁大學被撤銷，所有院系被分拆或合併到其它高校，原校址被北京師範大學徵用，陳垣出任北京師範大學校長。

1954年，已經75歲高齡的陳垣出任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二所所長，這一職位原擬請偏居華南的陳寅恪擔任，但陳寅恪卻以種種理由推辭不就。

1959年，80高齡的陳垣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71年6月21日，陳垣在北京醫院逝世，享年91歲。

陳垣沒有受過過正規的史學教育，全靠自己的勤奮和刻苦，他著作宏富等身，成就斐然於世界，他在中國宗教史、元史、中西交通史及歷史文獻學等領域的研究做出了開創性的卓越貢獻,並最終成為世界聞名和公認的史學大師。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