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在「大躍進」前後：不犯錯誤的人是沒有的

原標題：鄧小平在「大躍進」前後：不犯錯誤的人是沒有的

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作者=戚義明

原題《鄧小平在「大躍進」前後》

1958年開始的「大躍進」是我們黨在探索建設社會主義道路過程中的一次不成功的嘗試。對於「大躍進」，鄧小平在改革開放初期曾有過兩次重要的講話。一次是1980年2月29日，鄧小平在十一屆五中全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上講話時說：「不要造成一個印象，好像別人都完全正確，唯獨一個人不正確。這個話我有資格講，因為我就犯過錯誤。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我們是積極分子，反右派擴大化我就有責任，我是總書記呀。一九五八年大躍進，我們頭腦也熱，在座的老同志恐怕頭腦熱的也不少。這些問題不是一個人的問題。我們應該承認，不犯錯誤的人是沒有的。」(《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7頁。)一次是1980年4月1日，鄧小平在同中央負責同志談話時又說：「『大躍進』，毛澤東同志頭腦發熱，我們不發熱？劉少奇同志、周恩來同志和我都沒有反對，陳雲同志沒有說話。在這些問題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種印象，別的人都正確，只有一個人犯錯誤。這不符合事實。中央犯錯誤，不是一個人負責，是集體負責。」(《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296頁。)

以上兩段話，是鄧小平在事隔20多年之後對「大躍進」的總結和反思。那麼在「大躍進」前後，作為在一線工作的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是如何看待「大躍進」和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呢？最近出版的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撰的《鄧小平年譜（1904—1974）》（以下簡稱《年譜》——作者注），披露了很多鄧小平在「大躍進」期間的活動線索。本文試圖以此為依據，理清鄧小平對「大躍進」的理解和認識的大致脈絡。

一、逐步領會毛澤東的「大躍進」思想

「大躍進」是由毛澤東親自領導和發動，從反對「反冒進」開始的。從《年譜》披露的內容來看，鄧小平對「大躍進」顯然經歷了一個複雜的漸進的認識過程。

早在1957年9月2日至10月9日召開的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毛澤東就發表講話批評1956年的「反冒進」掃掉了多快好省和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來了一個右傾。進入1958年，毛澤東進一步批評「反冒進」，並上升到領導方法、建設方針的高度。1958年1月3日和4日，毛澤東在杭州會議上發表講話，主要談領導經濟建設的工作方法問題。在隨後召開的南寧會議上，毛澤東認為「反冒進」是泄了六億人民的勁，是方針性錯誤。2月13日，鄧小平在四川省、地、縣、社四級幹部會上，談到了他對社會主義建設速度問題的理解。他指出：在建設社會主義問題上，有兩種方法的鬥爭。一種是搞得快一些，一種是搞得慢一些。毛主席和黨中央的方法，就是根據客觀可能的條件，加快建設。搞建設也要有革命家的態度，要積極創造條件搞快點。只要是可能的，只要不是主觀主義的就應該快。這是我們的正確態度。(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第1415頁。)

在1958年3月9日至26日召開的成都會議上，毛澤東多次講話批評「反冒進」，甚至上升到路線錯誤的高度，說冒進是「馬克思主義的」，「反冒進」是「非馬克思主義的」。鄧小平在25日的會議上發言說：反冒進是不好的，挫傷了群眾和幹部的積極性。我對於這場鬥爭，在一個短期之內是有過模糊認識的，沒有意識到黨內有什麼兩條路線的不同，在某些問題上和一些同志有共同的看法，也曾設想過基本建設和某些事情是不是慢一點好，是不是謹慎一點好。(參見《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第1421頁。)從《年譜》披露的內容看，這是鄧小平第一次對「反冒進」問題明確表態。從鄧小平的這一表態中，可以看出，鄧小平對毛澤東關於經濟建設的領導方法問題的認識是有一個過程的。

1958年5月召開的中共八大二次會議通過了「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大躍進」運動從此在全國範圍內從各方面開展起來，主要標誌是片面追求工農業生產和建設的高速度。8月17日至30日召開的北戴河會議通過《關於一九五九年計劃和第二個五年計劃問題的決定》和中共中央《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等文件。會後，全國很快形成了大鍊鋼鐵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浪潮。

二、積極貫徹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探索

「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的具體搞法為貫徹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及時指導各地經濟建設，鄧小平在北戴河會議後，比較密集地到各地調研和視察。1958年9月中下旬，他到東北視察；10月上旬到11月初，他又先後到河北、天津、廣西、雲南、四川等地視察工作，調查了解工業生產、人民公社及人民生活等情況。東北、華北、西南的這三次視察，既是一種調研，同時也是在一線對各地「大躍進」工作進行指導。在調研視察過程中，他沿途發表講話，對經濟建設方針和領導方法發表看法。

從《年譜》披露的這三次視察的內容看，在「大躍進」的指導思想上，鄧小平是明確的，即要解放思想、敢想敢幹。比如9月24日，鄧小平在視察鞍山鋼鐵廠時指出：社會主義大家都在搞，但是怎樣搞，還有個方法問題，是多快好省呢，還是少慢差費。搞什麼都要有個攻擊目標，應該定出哪一項東西能趕上哪一國，哪一項東西哪國好就超過哪一國。要選擇尖端作為攻擊目標。別人沒有的，我們可以有；別人不好的，我們可以好；別人辦不到的，我們要能辦到；別人的目標，我們可以超過。要把這一點作為主導思想，作為各級領導人的主導思想。(參見《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第1455頁。)在談到挖掘潛力增加生產時，鄧小平指出：鞍鋼應大搞技術革命，大企業、現代化企業要自力更生，搞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但是，技術革命不容易，不是一天兩天能做到的。首先得敢想，來個思想上的革命。沒有思想革命就不可能有技術革命。(參見《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第1455頁。)10月10日晚，他在聽取石家莊地委和專署負責人彙報工作時指出：農業生產要採取不斷革命的精神，要敢想敢做。要善於揭示自然秘密，揭示物質的秘密。只要人的思想解放了，就能更多地掌握科學技術，充分發揮和挖掘物質的力量。(參見《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第1460—1461頁。)可見，在鄧小平以及當時的中央主要領導人看來，搞「大躍進」的一個重要出發點和哲學依據，就是要充分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

但是具體到手段和方法上，「大躍進」、人民公社到底如何搞？包括鄧小平在內的中央領導同志實際上都在不斷探索，各地也都在不斷探索。9月27日下午，鄧小平在遼寧省和瀋陽軍區中共黨員負責幹部大會上談到人民公社時就曾說：農村的人民公社，遼寧的架子搭得比較早，全國最先成立人民公社的就是遼寧和河南。但是搭起架子，不等於事情就了結了，還要很好地做工作。公社一定要在一個充分的物質基礎上才能搞得很好。(參見《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第1456頁。)

在這種不斷調研和探索的過程中，鄧小平發表了許多閃光的思想觀點。比如在發展農村經濟上，他多次強調農村發展要靠多種經營，要發展商品生產，這樣才能富裕起來。9月22日，他在聽取中共吉林省委和長春市委負責人工作彙報時指出：農村只靠糧食擺脫不了貧困。要發展多種經營，堅決搞一批相信這個道理的人去試驗。(參見《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第1454頁。)10月25日，他在同雲南省委負責人談話時指出：在農業上一定要多種經營，搞多樣性。不搞多種經營，還是不會富裕的。每個縣都要有規劃，都要有自己的重點。要千方百計地使農村交換的東西增多，這樣人們收入就會增加，就會富起來。(參見《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第1464頁。)10月29日下午，他在聽取四川省溫江專署所屬幾個縣的負責人的工作彙報時指出：每個縣都要給自己出題目，千方百計地提高農業產值。生產的安排必須適應社會生活發展的需要。需要有兩方面：一是滿足自身的需要，一是同他人交換。因此要發展多種經營，多生產一些有交換價值的農產品，這樣才能不斷地增加財富。竹子、果木、麻、藥材等產品，交換價值大，既可以增加財富，又可以使農村園林化，大有可為。農村不搞多種經營要富裕起來是困難的。(參見《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第1465—1466頁。)

又如在人民公社問題上，鄧小平也思考和發表了很多至今對我們搞經濟建設仍有重要借鑒意義的思想。

第一，鄧小平強調，辦人民公社要體現出公社和集體化的優越性，要不斷積累經驗，不能搞得太死板。10月25日晚，他在同雲南省委負責人談到人民公社問題時指出：辦人民公社，現在還在積累經驗。現在不能肯定徐水是成功的，但也可能是好東西。總之，要多種試驗。在任何情況下，不是一個辦法可以解決問題的，把人們搞得那麼死板不行。這裡有個人、集體、全民的關係問題。不能由省或縣搞一個辦法，一律實行。(參見《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第1464頁。)10月26日下午，他在四川成都視察時指出：公社的食堂要辦得好一些，使農民感到比過去在自己家裡還吃得好，這樣才能顯示出公社和集體化的優越性。顯示優越性，這應該是我們經常考慮的問題。(參見《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第1465頁。)強調要經常考慮顯示優越性，強調要多種試驗，鄧小平提出的這個指導人民公社發展的出發點和根本方法，至今仍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第二，鄧小平認為，公社的鞏固和發展要建立在生產大發展的基礎之上。9月25日，他在遼寧蓋平縣視察太陽升人民公社時談到：農村要大大增加生豬飼養數量，只有把農林牧副漁統統發展起來，才能增加生產增加收入，才能使人民公社鞏固發展。公社是建立在生產大發展和人民政治覺悟提高的基礎上的。公社應制定長遠計劃，逐步把農村居民點建成一座座漂亮的城市，有電影院、劇院、運動場，房屋都要改建，城中普遍種花果，要綠化、園林化，工農商學兵全面發展。大城市所有的一切，你們都可以有。將來無所謂農村和城市。工農差別、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的差別、城鄉差別，都要消滅。(參見《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第1455頁。)從這段話中我們也可以看出，鄧小平將辦人民公社看成是縮小城鄉差別的一個重要抓手。

當然，在視察調研中，鄧小平也初步發現了一些問題。比如，在9月中下旬的東北視察中，鄧小平就發現各地人民公社都在搞公共食堂、搞供給制，但是群眾到食堂吃飯的卻很少。他在10月6日的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上指出這很值得注意。(參見《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第1459頁。)在西南考察中，鄧小平也一直在注意並不斷思考這個問題。10月25日晚，他在同雲南省委負責人談話時說：鞋襪都穿一樣的，食堂做什麼就吃什麼，行不行？恐怕有問題。不然，為什麼叫「各取所需」呢？(參見《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第1464頁。)11月4日，他在貴州遵義縣大風暴公社視察，談到社員的衣食住行等生活問題時還指出：各人有各人的喜好，要允許人們有選擇的自由。要有點自由主義，大集體，小自由。(參見《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第1467頁。)

總體上來說，從1958年5月的八大二次會議到11月第一次鄭州會議召開之前，鄧小平主要是在一線積極貫徹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同時也在不斷思考和探索「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具體做法。

三、主持起草 《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

和鄧小平在上述三次調查研究中初步發現存在一些問題一樣，1958年秋冬之際，黨中央的其他領導人首先是毛澤東本人也開始發覺，「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出了不少問題。這年11月，毛澤東提議並主持召開了第一次鄭州會議。

鄧小平是11月6日從西南視察結束後，直接趕赴鄭州參加會議的。這次會議開始糾正在人民公社問題上出現的錯誤，規定要實行勞逸結合，既抓生產又抓生活的方針。鄧小平接受毛澤東的提議，主持《鄭州會議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草案）》的起草工作。

11月下旬至12月上旬，鄧小平又在武昌先後出席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即武昌會議）和中共八屆六中全會。中共八屆六中全會討論通過的《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是以《鄭州會議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草案）》為基礎起草的，依然由鄧小平主持。11月21日下午，鄧小平在主持起草委員會會議時講話指出：《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它的性質是要給人民公社立一個憲法、一個共同遵守的章程。(參見《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第1471頁。)

12月9日下午，鄧小平在中共八屆六中全會上作《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草案）》的說明。在談到向全民所有制和共產主義過渡問題時指出：社會主義是高標準的，共產主義的標準更高。我們必須劃清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必須劃清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界限。目前的人民公社基本上是集體所有制的性質，不能說就是全民所有制，只是含有全民所有制的若干成分。我們的任務是建成社會主義，逐步增加共產主義的因素，為過渡到共產主義準備條件。我們必須根據這個質的規定性來制定方針和政策。在談到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問題時指出：發展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是發展社會主義經濟所必需的。目前我國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不是多了，而是少了，應當利用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形式來促進生產的發展。在談到分配問題時指出：按勞分配原則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具有積極的作用，不能加以否定。在談到集體生活中的個人自由問題時指出：凡涉及人民群眾生活的事情，應當和群眾商量，不能憑主觀願望辦事。公共福利事業，如公共食堂、幼兒園、託兒所等，應當用把它辦好的方法，吸引群眾參加，絕不能用強迫命令的辦法。在興辦公共福利時，個人生活資料永遠歸個人所有，這一點要公開向群眾宣布。總之，在集體生活中的個人選擇自由，從社會主義到共產主義，不是越來越小，而是越來越大。(參見《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第1472—1473頁。)

鄧小平所作的說明，具體闡述了有關人民公社的若干理論和現實問題。八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以鄧小平的這個說明為主要內容的《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是指導人民公社化運動實踐的一個綱領性文件。顯然，當時這些關於人民公社問題的一系列正確思想，是在中央領導層對各地視察調研中逐步形成的許多正確思想的基礎上產生的，當然也包括鄧小平本人9月至11月的三次調研的重要成果。比如，《決議》強調的「利用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形式來促進生產的發展」問題和「集體生活中的個人自由」問題等，都是鄧小平在三地視察過程中特別注意的問題。從這個角度講，《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的出台，是包括鄧小平在內的黨中央初步糾正「大躍進」特別是人民公社化過程中出現的「左」傾錯誤努力的集中體現。當然，在當時的認識條件下，這種糾「左」的努力還是初步的和有限度的，是在肯定「人民公社」前提下的糾「左」。但其中包含的一些有價值的思想，即使在今天還是值得肯定和借鑒的。

四、逐步認識和主張糾正高指標錯誤，力爭主動權

1958年11月下旬召開的武昌會議圍繞人民公社和1959年國民經濟計劃，著重討論了高指標和浮誇風問題。隨後召開的中共八屆六中全會除了通過《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外，還討論通過了《關於一九五九年國民經濟計劃的決議》。

進入1959年，由高指標導致的國民經濟緊張的局面日益嚴重。1959年1月6日上午，鄧小平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討論基本建設和1959年計劃問題。在談到建設材料嚴重不足時指出：這是個大問題，各方面都出現了。工業出亂子，可能把整個國家計劃搞垮。在談到1959年計劃問題時他指出：今年任務是量力而行，重點是把生產秩序調整好。(參見《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第1478—1479頁。)

經過第一季度的經濟實踐，鄧小平在計劃指標這個問題上的認識更清醒了。4月5日，他在中共八屆七中全會上就經濟工作作說明時說：經過第一季度的實踐，看來我們原來規定的某些生產指標搞大了一點，基建項目多了一點，而原材料的生產是有限度的，不可能保證這樣大的生產指標和基建規模。現在看得明白，如果不根據客觀的可能來制定計劃，就難免在執行的過程中作一些不適當的安排，造成一些人為的困難。其結果不是搞得更多，很可能是搞得更少。他指出：我們都想多搞一點，這是可以理解的。這種熱情是寶貴的。但是，如果我們過分誇大人的能動性，制定一個人們難於實現的計劃，那我們也會犯主觀主義的錯誤，同樣不利於事業的發展。(參見《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第1502頁。)4月29日、30日，他在中共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上就計劃指標問題又指出：現在還是議論多，方法值得研究，由下而上算。不要再議計划了，解決具體問題，方法是按實際可能來辦。根據下面能包多少就包多少，能生產多少就是多少，不要從上面來規定。最後，完成多少，宣布多少。主要抓措施。我完全贊成退夠，站穩了，再前進。(參見《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第1507頁。)

從苦抓計劃，到「不要再議計划了，解決具體問題」、「主要抓措施」，《年譜》披露的這些內容表明，鄧小平在經濟計劃問題上有了更為切實、更加深入的思考。5月23日上午，他在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上指出：今年人心緊張，我們也累。工業生產計劃大致已定，主要問題是督促檢查，計劃已放寬，取得了自由，現在解放出來了。精神解放了，免得天天緊張得很，取得主動。(參見《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第1513頁。)看來，鄧小平對計劃問題認識的改變，主要是為了取得經濟工作的主動權，避免陷入抓住高指標不放的「死胡同」。他認為眼睛不能死盯著少數幾個指標，而要看到整個國民經濟的平衡發展這個大局。基於這一點，他在5月28日的中央書記處會議上強調：思想上應從1800萬噸鋼中解放出來，注意力放在全局上，要注意整個國民經濟。中央下了決心，退到可靠的陣地。鋼、煤、糧、棉四大指標都要下調。在落實的基礎上，積極增產。原來那種做法，只會上不去，最後還得下來。現在的問題是，究竟1800萬噸鋼完不成事情大，還是國計民生和市場問題大？眼睛只看到1800萬噸鋼，就會把全局丟掉，包括丟掉人心。(參見《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第1515—1516頁。)

從過於相信人的主觀能動性、片面追求高速度高指標，到贊成「退夠，站穩了，再前進」，鄧小平對計劃指標問題的上述認識，也大體反映了當時中央領導集體對這個問題的漸進認識過程。1959年五六月間，中央連續發出緊急指示，降低鋼產量，強調要搞好綜合平衡，國民經濟形勢開始朝好的方面有所轉變。但由於對「大躍進」的錯誤的嚴重性仍缺乏清醒的認識，在廬山會議之後，形勢又發生逆轉，「左」傾錯誤又繼續發展。

五、對1958年工作和「大躍進」進行初步反思和評價

（一）對1958年工作的評價

隨著經濟工作中一些問題的逐步暴露，就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個對1958年工作的評價問題。從《年譜》披露的內容看，鄧小平在1959年上半年對1958年的工作有一系列的評價，主要包括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鄧小平認為，1958年的工作成績很大。1959年2月1日，鄧小平在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會議上作總結講話時說：對去年成績的估計，大家是一致的，成績是很大的。(參見《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第1486頁。)2月20日，他在上海市委工業會議開幕式上講話時又進一步指出：去年是全面大躍進，各方面發展很快。(參見《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第1490頁。)

其次，鄧小平認為，1958年工作中的最大問題是浮誇風，其造成的損失也比較大。1959年1月26日，鄧小平在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會議上談到宣傳問題時指出：宣傳要鼓幹勁，但要實事求是，力戒浮誇。去年在宣傳方面確實有不實事求是的浮誇現象。(參見《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第1486頁。)2月20日，他在上海市委工業會議開幕式上講話時指出：我們對成績要有足夠的估計，但是同時也不能言過其實，迷惑自己。去年下半年宣傳工作有點浮誇，有不少是言過其實的。有一些事情本來做得不錯，但是擦上了一層厚厚的粉，不光外國人，連我們本國人也不相信。這樣的例子在報紙、刊物、電影中都有。公開宣傳要謹慎，寧可做的多說的少，不要說的多做的少。(參見《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第1490頁。)他在6月4日、5日的中央書記處會議上更為明確地指出，這一時期黨內最大的損失是浮誇風。(參見《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第1517頁。)

再次，鄧小平認為，我們搞經濟建設還沒有經驗，要虛心謹慎、實事求是，不斷總結經驗。隨著國民經濟中一系列問題的逐步暴露，鄧小平先前對經濟建設的樂觀估計變得謹慎起來。1958年12月3日，他在中共八屆六中全會召開期間，出席周恩來召集的討論工業問題的會議時就曾發言指出：黨對抓工業的經驗不足，要形成比較完全的經驗還需要若干年。總之，要實事求是！(參見《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第1473頁。)到了1959年，鄧小平對這一問題的認識更加明確，體會更加深切，強調得也更多了。比如1959年2月1日，他在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會議上作總結講話談到1958年的工作時說：缺點有兩種，一種是不可避免的，另一種是對一些問題沒有引起注意。不要忽略這方面，要好好把這方面的經驗總結一下。(參見《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第1486頁。)6月4日、5日，他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又指出：在建設方面，還是要承認自己沒有經驗，虛心一些好。這一時期黨內最大的損失是浮誇風，我們領導上有責任，這也是經驗問題。歸根結底是要虛心，實實在在研究問題。(參見《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第1517頁。)針對經濟建設中的浮誇風、瞎指揮等問題，鄧小平2月20日在上海市委工業會議開幕式上還引用毛澤東的話強調指出：毛主席在八大會議上講，虛心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後。我們要永遠記住這個教導。(參見《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第1490頁。)

（二）對「大躍進」的初步反思和認識

隨著實踐的發展，鄧小平對「大躍進」和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也進行了初步的反思並逐步形成了一些較為深入的看法。

1959年5月5日上午，他在會見匈牙利青年代表團，談到多快好省的總路線時指出：總路線的提出，首先是根據蘇聯及其他兄弟國家的經驗。總路線本身沒有錯。多一點，快一點，好一點，省一點，這不會錯。鼓足幹勁，力爭上遊，這也不會錯。問題在於怎樣解決經常出現的矛盾。對於貫徹總路線的具體方法，鄧小平認為：我們還在實驗，使它完備，還要經過若干年。我們的做法是，一年總結幾次，好的就發展，錯的就糾正。(參見《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第1509頁。)6月1日下午，他在會見蒙古駐中國大使魯布桑時指出：我們的人民公社、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和一些具體辦法還正在試驗。總結過幾次，每次都發現不少問題，修修補補，再過幾年才能證明它的生命力如何。(參見《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第1516頁。)

從積極貫徹執行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到逐步反思、認識「大躍進」中的一些「左」的做法和錯誤，到強調「要承認自己沒有經驗」，再到「我們的人民公社、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和一些具體辦法還正在試驗」，《年譜》反映的相關內容清晰地表明，鄧小平在「大躍進」問題上的看法，隨著實踐的發展在不斷深化，也在不斷地更加符合客觀實際。當然，由於主客觀條件的限制，在國民經濟發展中的各種矛盾還未充分暴露以前，鄧小平和其他中央主要領導人一樣，當時還堅持「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和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三面紅旗」本身沒有錯，成績還是很大的，只是在具體執行上、在一些具體辦法和措施上還存在一些毛病，還沒有找到一條成熟的路子和途徑。但不管怎樣，從《年譜》披露的內容來看，從1958年底特別是1959年第二季度之後，鄧小平對經濟建設問題的思考愈益趨於冷靜和實際了。

〔作者戚義明，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助理研究員，北京10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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