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絕育到安樂死再到大屠殺：人篡了神的權，最終會讓一切不可收拾

1945年的5月8日，納粹德國正式簽署無條件投降書。73年過去，人類文明有了巨大的邁進，以至於我們再回望那段令人心碎的歷史時，會感到如此不可思議。

說起納粹暴行，你會想到什麼？集中營？猶太人？毒氣室？

1

絕育：讓「種族衛生」成為可能

1936年德國的一家電影院里，現場座無虛席，大幕上正在放映一部名叫《遺傳病》的電影。一位飽受精神病折磨的女性在不停地擺弄自己的手指和頭髮，另有一位畸形兒童無助地躺在床上，還有一位肢體短縮的女性只能像牲畜一樣「四腳」著地。

在當時，希特勒統治時期的德國，這些人都將被送上強制絕育的手術台。

事情要從更早的1895年開始講起。

在1895年，人類基因組第一次被美國科學家提出。相伴而生的，德國物理學家與生物學家阿爾弗雷德·普羅茲提出了另外一個詞，「應用生物學」。

按照後來納粹主義的理解，「應用生物學」實際上是應用遺傳學，它的目的就是讓「種族衛生」成為可能。

在普羅茲的描述中，「種族衛生」就是對種族進行遺傳凈化，就像個人衛生指的是對自己的身體進行清洗一樣。個人衛生通常要清除身體的碎屑與排泄物，而種族衛生則要消除遺傳物質的殘餘，並且創造出更健康與更純凈的種族。

在1914年，遺傳學家也是普羅茲的同事的海恩里希·波爾寫道：

「就像生物體殘忍地犧牲退化細胞，或者外科醫生冷酷地切除病變器官一樣，這都是為了顧全大局才採取的不得已措施：對於親屬群體或者國家機關等高級有機體來說，不必為干預人身自由感到過度焦慮，種族衛生的目的就是預防遺傳病性狀攜帶者將有害基因代代相傳。」

普羅茲與波爾將當時英美兩國的優生學家們視為這門新興「學科」的先驅。他們認為，弗吉尼亞州立癲癇與智障收容所就是一項理想的遺傳凈化實驗。

20世紀20年代，希特勒接觸到了普羅茲的觀點與種族科學的內容並為之一振。與普羅茲一樣，希特勒也相信遺傳缺陷將會緩慢毒害整個民族，同時阻礙這個泱泱大國的復興。

當納粹黨於30年代掌權後，希特勒馬上行動起來：

1933年，納粹政府通過了《遺傳病後裔防治法》，也就是通常說的「絕育法」。

該法律強制規定：「任何患有遺傳疾病的人都將接受外科手術絕育。」早期制定的「遺傳病」列表中包括，智力缺陷、精神分裂症、癲癇、抑鬱症、失明、失聰以及嚴重畸形。

如果需要對某人進行絕育，那麼需要向優生法院提交國家認可的申請。「一旦法院同意執行絕育」，流程就開始啟動，「即使違背本人意願，手術也必須執行……而在其他措施無法控制局面時，可以採用強制手段實施」。

為了爭取民眾對絕育法的支持，納粹政府藉助各種法律禁令來協助推廣，並且最終將這種手段發揮到極致。

當時種族政策辦公室還拍攝了兩部電影《遺產》和《遺傳病》，其主要目的是展示「缺陷」與「不健康」導致的疾病。這兩部影片分別於1935年與1936年上映，而德國各地的影院均一票難求。

而與上述兩部電影里出現的可怕畫面相比，拍攝於1938年的《奧林匹亞》中，雅利安人的完美身體簡直就是電影史上的頌歌。

《奧林匹亞》（1938）海報

《奧林匹亞》是萊尼·里芬斯塔爾拍攝的一部電影，該片讚美了那些朝氣蓬勃的年輕德國運動員，他們通過健美操展示肌肉線條，簡直就是完美遺傳的化身。心懷厭惡的觀眾們面無表情地盯著這些「缺陷」，同時對那些超人般的運動員充滿了嫉妒與渴望。

當國家機器大肆造勢鼓吹並強迫人們被動接受優生絕育的同時，納粹政府也在法律的掩護下不斷逼近種族凈化的底線。

1933年11月，一項新頒布的法律允許國家可以對「危險罪犯」進行強制絕育（包括不同政見人士、作家和記者）。

1935年10月，為了防止基因混合，納粹政府在頒布的《德意志血統及榮譽保護法》（即「紐倫堡法案」）中，禁止猶太人與德意志血統的公民結婚或者與雅利安後代發生性關係。

此外還有一部法律禁止猶太人在自己家裡僱傭「德國女傭」，恐怕沒有比這更離奇的例證來說明身體凈化與種族凈化之間的關係了。

實現規模龐大的絕育與收容計劃，需要建立與之相應的龐大行政機構作為支撐。截至1934年，每個月都會有近5000名成年人被絕育，而200個遺傳健康法庭（或者叫遺傳法庭）不得不超負荷運轉，對涉及絕育的上訴進行裁定。

2

安樂死：清除「沒有生存價值的生命」

絕育在悄然無息中徹底變成了殺人機器。早在1935年，希特勒就曾私下仔細考慮過將基因凈化工作從絕育升級至安樂死，就凈化基因庫這項工程而言，還有什麼比從肉體上消滅他們更快捷的方式嗎？

但是希特勒也很在意公眾的反應。到了20世紀30年代末期，德國民眾對絕育計劃的漠然態度反而助長了納粹政府的囂張。

1939年，機會終於來了。

那年秋天，一個叫做Knauer的狂熱的納粹分子寫信給希特勒，說他的兒子生下來就失明、智障、少一支胳膊和一條腿，撫養他將給家庭造成嚴重的負擔，並且他活得極為痛苦，因此請求允許「仁慈的死亡」。

希特勒認為這是個千載難逢的時機，他讓他的私人醫生卡爾·布蘭特前去檢查，如果情況屬實，他將有權對這個孩子執行安樂死。

希特勒私人醫生、「T4行動」組織者布蘭特，圖源：wikipedia

希特勒認為這是個千載難逢的時機，他批准了對格哈德·克雷奇馬爾實施安樂死的請求，然後將該項計劃迅速擴展應用到其他兒童身上。

德國作家羅伯特·多梅斯在傳記小說《八月迷霧》中，對這一情況進行了進一步的詳細延展：

1939年10月，希特勒在私人信件中授權安樂死。信件原文如下：國家領袖鮑赫勒和布蘭特博士被授予職權，擴大某些醫生的許可權，以人道主義的考量對不能治癒的疾病經過嚴格評判後，可以對病人實施安樂死。

在私人醫生卡爾·勃蘭特的協助下，希特勒頒布了《嚴重遺傳性與先天性疾病科學登記制度》，並以此為契機大規模開展安樂死計劃，以便在全國範圍內徹底清除遺傳「缺陷」。為了賦予這種滅絕措施合法的身份，納粹政府開始委婉地將受害者描述成「沒有生存價值的生命」。

德國反映安樂死計劃的電影《八月的霧》中的片段

這個離奇短語傳遞出的意思是納粹優生學邏輯在逐步升級：對遺傳缺陷攜帶者實施絕育已不足以讓未來的國家得到凈化，必須把他們從現有的體制內徹底清除。這就是遺傳學上的最終解決方案。

這場屠殺最開始以3歲以下的「缺陷」兒童為目標，但是到了1939年9月，其目標人群已經擴展到青少年範圍。

隨後，少年犯也被劃入了名單，而被殃及的猶太兒童比例則非常突出，他們被迫接受由國家指定醫生進行的體檢，並且被隨意貼上「遺傳病」的標籤，往往因為某些微不足道的借口就遭到清除。

到了1939年10月，該計劃的清除對象已經延伸到成年人。

執行安樂死計劃的官方總部位於柏林動物園街4號的一座精美別墅，而該計劃根據其街道地址最終被命名為「T4行動」。

此後德國各地都相繼建立起滅絕中心，這些建築的地下空間被改造成密閉的毒氣室，不計其數的受害者就在這裡被一氧化碳奪去了生命。

德國哈特海姆安樂死中心，超過18000名病人在這裡被謀殺。圖源：Wikipedia

為了加深公眾的感性認識，納粹政府還為T4行動披上了科學與醫學研究的外衣。在披著白大褂的黨衛軍軍官押送下，安樂死計劃的受害者乘坐裝有鐵窗的大巴被送往滅絕中心。

緊鄰毒氣室的房間里臨時搭建起混凝土解剖台，其四周環繞著用來收集液體的深槽，醫生們就在這裡解剖受害者的屍體，然後將他們的組織器官與大腦保存起來，作為日後的遺傳學研究標本。

顯而易見的是，這些「沒有生存價值的生命」對於科學進步具有不可估量的價值。

在安樂死結束後，納粹政府會簽發數以千計經偽造的死亡證明，上面標有各種非常荒謬的死因。

上文提到的那本根據真人真事創作的《八月迷霧》就講述了一個發生在這一時期的故事。主人公恩斯特·洛沙就是一個被勾選安樂死的對象。1944年8月，這個被鑒定為「反社會精神病患者」的14歲少年在瘋人院因被注射大劑量嗎啡而死亡。

《八月迷霧》主人公恩斯特·洛沙，本書根據真人真事創作，所有人物和情節均真實存在，書籍出版後，在德國引發巨大轟動。圖源：Library Thing

可是，從始至終，這個男孩都沒有任何問題，雖然有點搗蛋，但他聰明、活潑、機敏，不是孤兒，沒有身體疾病，更沒有精神問題。

我們無法想像，在納粹統治期間，還有多少個「恩斯特·洛沙」被如此草率地處理掉，而遞上屠刀和舉起屠刀的那些人，有令人尊敬、受過良好教育的醫護人員，也有在日常生活中聆聽巴赫、莫扎特，閱讀但丁、莎士比亞的受過文明熏陶的普通人，這些人，何以在一個邪惡的信仰下如此殺人如麻？

直到1941年，因受到教會和市民的抗議，希特勒才下令停止「T4 行動」。到那時，T4行動已經屠殺了將近25萬的成人與兒童。此外，在1933年到1943年間，大約有40萬人根據絕育法接受了強制絕育手術。

3

種族滅絕：歪曲基因學說後的種族大屠殺

漢娜·阿倫特是一位頗具影響力的文化批評家，她曾記錄下納粹政府的倒行逆施，並且在戰後提出了著名的哲學概念「平庸之惡」，藉此反映納粹統治時期麻木不仁的德國文化。

但是當時人們對於邪惡的輕信已經司空見慣。納粹政府認為「猶太特性」或者「吉卜賽特性」由染色體攜帶並通過遺傳來延續，因此實施遺傳凈化需要完全顛覆原來的信仰，然而人們卻不假思索地把盲從作為文化信條。

事實上，許多科學精英（包括遺傳學家、醫學科研人員、心理學家、人類學家以及語言學家）都很樂於為完善優生學計劃的理論基礎出謀劃策。

奧特馬爾·馮·維斯徹爾是柏林凱澤·威廉研究所的一位教授，他在《猶太種族生物學》一書中認為，神經症與癔症是猶太人的內在遺傳特徵。

維斯徹爾注意到，猶太人的自殺率在1849年到1907年間增長了7倍，而他異想天開，認為造成上述情況的原因與歐洲國家系統性迫害猶太人無關，這只是他們神經官能症過度反應的表現：「只有具備神經錯亂與神經過敏傾向的人才會以這種方式應對外部條件變化。」

最終，納粹政府凈化「遺傳病」的計劃演變為一場更大災難的序曲。這場人類歷史上最恐怖的浩劫與之前的滅絕行動不可同日而語。

在大屠殺期間，有600萬猶太人、20萬吉卜賽人、幾百萬蘇聯和波蘭公民還有不計其數的同性戀者、知識分子、作家、藝術家以及持不同政見者在集中營與毒氣室中慘遭殺害。

此類令人髮指的暴行與早期的滅絕計劃本質上一脈相承，納粹主義正是在野蠻優生學的「幼兒園」里學會了這些卑鄙伎倆。

「種族滅絕」（genocide）這個單詞的詞根與基因「gene」同源：納粹主義盜用了基因與遺傳學的名義為延續其罪惡進行宣傳與辯解，同時還駕輕就熟地將遺傳歧視整合到種族滅絕的行動中。

從肉體上消滅精神病與殘疾人的行為只是大規模屠殺猶太人之前的熱身運動。基因就這樣史無前例地在悄無聲息中與身份混為一談，然後這些帶有缺陷的身份被納粹主義利用，並且成為他們實施種族滅絕的借口。

在20世紀40年代暗無天日的德國，基因學說已經成為某種潛在的政治與文化工具，遺傳凈化這個借口也逐漸被融入種族凈化的過程，納粹政府不斷歪曲遺傳學事實來支撐國家主導的絕育和滅絕行動時，將遺傳學視為種族凈化的工具。

可見，納粹德國實施的種族凈化是不斷升級的，最開始是有遺傳病者進行絕育，隨後對三歲以下的殘疾嬰幼兒實行安樂死，之後安樂死的年齡不斷擴大到成年人。

不過，這些都是序曲，在納粹德國看來，猶太血統本身就是一種遺傳缺陷，因而對猶太人實施了大規模慘無人道的種族滅絕。

也許就如資深文化記者、影評人楊時暘說的那樣：「自然選擇的優勝劣汰，一旦被人接管了選擇的權力，本身就是一種僭越。人篡了神的權，最終會讓一切不可收拾。」

今天又是5月8日，73年了。有人說，人類史其實是一部被踐踏的無名者的血肉鋪積而成的歷史。 也許只有記住那些沉痛的時刻，人類才能永葆敬畏之心，才會更珍惜今日來之不易的和平與文明。

迷霧散盡，歷史在回眸中漸漸清晰。

（本文部分內容整理自《基因傳》《八月迷霧》，對原文有刪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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