價值論視域下的需要概念及其當代啟示
以客體屬性對主體需要的滿足定義的價值概念是目前高教版《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教材的重要內容，也是學術界佔主流的觀點。然而，不得不說的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學界關於價值標準的爭論一直存在。[]近年來，針對滿足需要論的價值標準問題再次成為理論焦點[]，這說明關於馬克思需要概念的理解還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差，需要進一步的討論說明。這裡面包含著兩個主要問題：其一，雖然馬克思是從社會關係的角度理解人的，但是馬克思是如何在邏輯上證明價值主體的社會性問題；其二，在需要概念已經非常口語化的當下，價值主體的需要究竟具有什麼屬性才能使價值具有客觀性問題。本文嘗試從馬克思的文本出發，重點論述馬克思價值論視域下主體需要的社會性以及對當代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問題的啟示。
一、從需要透視價值主體的社會性生成
持「滿足需要論」觀點的價值哲學核心是客體的屬性對主體需要的滿足。[]對價值的理解基本上是認同「價值作為一種屬人的為人的存在，它是一種主體性的、以主體的尺度為尺度的存在現象。」[]這裡的問題就是價值的主體在何種意義上是屬人的存在，主體與人之間是什麼關係；另一方面，價值的主體性是否會忽略了客體獨立的自然屬性問題。要回答好上述兩個問題，需要我們重視康德以來德國古典哲學在知識論上理解主客體的重要思想貢獻。
首先，認真分析馬克思的主客體概念，我們就會發現：建立在主體與外在自然的二分的基礎之上來理解主客體關係屬於前康德的經驗哲學認識論。與此相對應的，馬克思的客體概念則是建立在康德的哥白尼式革命基礎上的。在德語語境中表達客體有兩個概念Objekt以及Gegenstand，英文只有一個Object，中文在翻譯的時候區分了客體與對象。因此問題就是在客體與對象之間出現了混淆，從而帶來了這種理解上的偏差。馬克思是在借鑒黑格爾對這兩個詞的區分的基礎上進行理論建構的。黑格爾在闡述外在自然意義上的客觀事物時使用Objekt，而在表達與主體相對應的精神層面的對象物時使用Gegenstand。[]一方面，馬克思雖然承認外在自然界的優先地位，但是由於外在自然界獨立於主體而存在，主體永遠不可能對一個獨立於主體之外的世界發生認識關係，一旦發生聯繫就再次落入洛克式反映論的泥淖。另一方面，馬克思的認識論雖然也是反映論，但卻是能動的反映論。即主體在自己的創造物世界中直觀自身，而且主體只能在反映自己的主體化世界中直觀自身。因此對於馬克思的認識論來說自然只能是人化自然。
進而言之，馬克思對德國古典哲學的超越之處就在於他解決了「是」（Being）與「行」（Doing）的問題。馬克思認為「是」與「行」是直接同一（Identity）的。所以馬克思理解的價值既不是源於客體的固有屬性，也不是源於精神的觀念，而是在主體實踐中直接生成的。需要概念之所以重要，就在於需要概念在這個「是」與「行」的同一（Identity）中起到了橋樑的作用。「需要的對象在現實中實現，需要得到滿足，意味著「是」得到全面的實現、得到滿足的存在。」[]這就意味著價值的生成過程就是滿足主體需要的過程。在主體通過實踐，外化其本身從而在現實世界直觀其本身，這依然是沿著康德開啟的在知識論哥白尼式革命的背景下討論價值問題。一方面強調主體人的能動性，回應休謨的「是」（Being）與「應當」（Ought to）的斷裂，馬克思獨闢蹊徑改變了問題的思考方式，變什麼是「是」（What it is）為如何可能（How it can be）的問題。另一方面，馬克思傳承了啟蒙運動高揚「人是目的」的理性主義。需要的存在是本真性的，因為需要的滿足體現著人的主體性，是人的本性的展現，並非僅僅是情感的宣洩，而通過需要的不斷發展，人的自由最終必然實現。
其次，馬克思在以知識論為背景的價值哲學中，強調了現實的人為知識主體的思想。康德的知識論的最大特點是主體並非等同於現實的人，而是邏輯學意義上主體。正是因為先驗知識需要一個知識者把握知識，康德才懸置了一個主體。在這個主體內部存在著一個張力就是主體即作為心智綜合的積極中心，又是一個消極的直覺接受者。[]這裡的張力成為康德以後德國觀念論（Idealism）解決的重要問題。費希特尤為期望開拓甚至系統化康德開啟的觀念論思想。他在整合康德分裂的理論理性與實踐理性中，重視人的實踐理性，開啟了主體人的相互承認問題，黑格爾在某種程度上就繼承了費希特的相互承認理論。[]雖然在某種意義上都是在討論知識主體的問題，然而黑格爾卻做出了重大貢獻，即在對知識主體的探討引入了歷史主義。黑格爾放棄了康德的先驗主體，將理性本身的規律放到理性在自己外化的歷史過程中認識自身。馬克思繼承了黑格爾的歷史主義的思維方式，用現實的人替代了黑格爾的絕對精神。最早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馬克思就批判了黑格爾的神秘主義，把現實的人理解為理性的規定性。這一思想的轉變借鑒了費爾巴哈對黑格爾宗教批判採用的方法，馬克思重新為現實的人找到了主體位置。
最後，馬克思並非在先驗的、抽象的意義上界定人，相反馬克思在具體的、現實的社會生產層面上討論人。馬克思在《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第六條也是學者經常引用的一段名言「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具有的抽象物。」馬克思在理論上極力批判這種對人的抽象形而上學式理解。「馬克思在關於『人的本質』的問題上實現的人學革命，就是建立在對這種傳統的形而上學及其思維方式的揚棄之上的。」[]與費爾巴哈不同的是馬克思把現實的人理解為進行著社會生產的個人。馬克思認為人們生產什麼，如何生產以及物質生活本身都是人本身的現實。在滿足需要的歷史過程中，人不僅生產滿足自己需要的產品，改造外在自然界成為人化自然，同時也在改造人本身，人再生產出人本身。生產滿足屬人的需要，生產活動本身才具有屬人性，而在這個過程中生成的價值才能夠說是真正具有屬人性的價值。馬克思在批判資本主義社會時，曾經區分了真正屬人的需要與虛假的需要。馬克思認為那些不再滿足「人作為目的」的需要都是應該得到消滅的虛假需要。
馬克思理解的人的社會性是通過社會勞動生成出來的。也就是說人的社會性是在滿足人的需要過程中的相互承認而獲得證明的。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穆勒評註部分對應異化勞動的狀態，描述了人本真意義上應當的狀態。他認為人是人本身最根本的需要，人把人作為人的需要生成出來的行為，構成了人的現實。「如果馬克思把人與人相互承認的需要視為人的根本需要，視為人成為人的過程開啟與展開。如果人不把人作為人來看待的話，也就是說人不把其他人看作和自己同等的人來看待的話，人就會降到動物自然屬性，人性就會被必然所束縛。」[]而突破這種必然性的束縛是人本身就擁有的能力。「我承認其他人是人的時候，也確證了我自己本身是人。」[]因此，人的社會性生產是建立在滿足需要的基礎之上的。
二、價值需要的社會規定性
需要這個概念已經被很多學科使用，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口語化了，然而價值需要卻是嚴格界定的概念。馬克思討論的價值需要並非是人的自然屬性意義上的需要，也不是個體意義上的特殊需要，而是在現實的進行社會生產的意義上來討論人的需要問題。
首先，馬克思討論主體需要都是在現實人的需要層次上進行的。馬克思曾經把動物的本能需要與人的需要進行對比。「動物只在直接的肉體需要的支配下生產，而人甚至不受肉體需要的影響也進行生產，並且只有不受這種需要的影響才進行真正的生產。」[]這說明需要作為生產活動的動力，人與動物有著本質的不同，動物只能根據自己的本能需要進行生產活動，滿足自己的本能需要。然而，人卻能夠突破自己本能的束縛，並且只有在突破本能束縛的前提下人才進行真正的生產活動。進而言之，即使是人本身作為自然存在物的生理機能，馬克思也不是簡單的從人的自然生物本能的角度進行分析的，甚至對人的自然生物本能進行批判。「吃、喝、性行為等等，固然也是真正的人的機能。但是，如果使這些機能脫離了人的其他活動，並使它們成為最後的和唯一的終極目的，那麼，在這種抽象中，它們就是動物的機能。」[]因此，無論是需要滿足的方式還是需要的內容方面，馬克思都把人與動物進行了劃分，更準確的說是馬克思理解的人是從人能夠超越自身的生物屬性來理解的。
「作為確定的人，現實的人，你就有規定，就有使命，就有任務，至於你是否意識到這一點，那都是無所謂的。這個任務是由於你的需要及其與現存世界的聯繫而產生的。」[]馬克思在更加具體討論滿足飢餓這個人的基本需要的時候，根據不同的社會生產力發展情況，區分了不同的滿足形式。人的需要內容雖然是相同的，但是滿足的形式卻是發生了變化。人的需要都是具體社會需要，依據具體的社會生產力水平，生產需要以及滿足需要。「需要，也就是創造出生產的觀念上的內在動機…生產的對象，把它作為內心的圖像、作為需要、作為動力和目的提出來。…沒有需要，就沒有生產。」[]需要作為人的需要，是人的能動性來源，是社會生產的動力。另一方面，滿足需要的方式又受到社會發展階段的限制。「所謂必不可少的需要範圍，和滿足這些需要的方式一樣，本身是歷史的產物。」[]沒有任何需要以及滿足需要的方式是超越歷史而存在，也就是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對普遍性倫理進行激烈批判，斥之為意識形態。
其次，不可迴避的是作為經驗生活中的個人都是具有特殊性的。唯物史觀的邏輯起點是現實的個體，這是否意味著馬克思雖然承認了人的需要與動物本能需要具有本質不同，但是依然留下了個體需要特殊性問題。如果對馬克思「現實的個體（WirklichIndividuum）」這一概念深入分析，我們就會發現馬克思雖然使用了個體（Individuum）這一概念，但是馬克思依然強調的是人的社會性。「馬克思給予『個體』一詞以特殊的青睞，不僅用其來指謂資本主義社會、市民社會中的人，而且將其提升為一個普遍的歷史概念，用來指謂一般社會中的人。」[唯物史觀認為歷史的起點是現實的個體，這一命題固然正確，但是從這一前提出發可以得出的有效結論是：馬克思不僅反對抽象形而上學式的人，同樣反對「人」的發生學理解。「誰生出了第一個人和整個自然界」這樣的問題曾遭到馬克思激烈的批判。歷史必須是活生生的、有生命的個人的歷史，歷史的前提就要求現實個人的存在，而不必在對人的存在進行發生學意義上的探討。
對馬克思是否從個人出發的最好證據莫過於《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開篇的一段話。「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並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並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繼承下來的條件下創造。」[]這是馬克思在利用自己發現的歷史規律分析具體歷史事實。同時，這說明了現實的個體雖然是事實存在的，這是任何人都否定不了的，但是現實的個體卻不能隨心所欲的創造歷史，這也就是說即使是個體的需要，也是在一定社會結構框架下的需要。當然也不能否定的是個體的創造性，但是這種創造性成為現實就意味著社會結構性的生成，也就是說當這種創造性需要成為現實的時候，它已經不再具有獨特性，而成為社會結構性需要的組成部分。因為個體性的需要經過他人的勞動來滿足就說明了個體性需要已經不再僅僅是個體性。從這個角度說社會需要並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歷史生成的。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認為人是歷史生成的。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認為「整個所謂世界歷史不外是人通過人的勞動而誕生的過程，是自然界對人來說的生成過程，所以關於他通過自身而誕生、關於他的形成過程，他有直觀的、無可辯駁的證明。」[]我們發現馬克思的這個思想受惠於維科的歷史觀，「如果人創造歷史，接著理解歷史，人必須研究現實的、具體的歷史主體的生活。」[]
很難想像馬克思這裡說的歷史主體指的是具體的原子化的個體，相反只能是在人的社會性上來討論人類歷史問題。同時，這種歷史觀並沒有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被馬克思恩格斯改寫。馬克思恩格斯強調人類要生存，首先就要生產滿足自己衣食住行的生活資料，這個過程中人類也生產了自己的物質生活本身。人不會在歷史之外，歷史是人的社會需要滿足方式不斷演化的歷史。「由此可見，人們之間一開始就有一種物質的聯繫。這種聯繫是由需要和生產方式決定的，它和人本身有同樣長久的歷史；這種聯繫不斷採取新的形式，因而就表現為『歷史』，它不需要用任何政治的或宗教的囈語特意把人們維繫在一起。」[]
最後，馬克思是在滿足社會需要的層面上建構自己的價值理論。在《資本論》第一卷中的商品章，勞動產品之所以能夠分裂為有用物和價值物，「一方面，生產者的私人勞動必須作為一定的有用勞動來滿足一定的社會需要，從而證明它們是總勞動的一部分，是自然形成的社會分工體系的一部分。另一方面，……生產者的私人勞動才能滿足生產者本人的多種需要。」[]因此，在撰寫資本論的階段，直接討論商品的使用價值與價值的時候，馬克思深入討論了商品滿足的特殊需要與一般需要問題。「為了變成使用價值，商品就得面對一種特殊的需要，成為滿足這種需要的對象。」[]使用價值作為商品能夠進行交換的前提，必須能夠滿足不同個體的特殊需要。顯而易見的是，相同需要的滿足是不會產生交換的，滿足個人需要的勞動產品也不會成為商品。但是，特殊的需要之所以能夠進行交換必然意味著人們的普遍的一般需要能夠得到滿足，從而使得本來不具有通約性的特殊產品能夠進行交換。
「作為一般等價物分離出來的商品，現在是滿足從交換過程本身產生出來的一般需要的對象，它對每個人都有同樣的使用價值，即成為交換價值額承擔者，成為一般交換手段。」[]也就是說交換能夠獲得成功、順利進行，交換過程中的一般需要必然得到滿足。「在使用中之物是在質和量上被規定了的單一物，並且與特種需要有關。但它的特種有用性，由於具有一定的量，可與其他同樣有用性之物比較；同樣，該物所滿足的特種需要同時是一般的需要，因之它可以在特殊性方面與其他需要比較。」[]我們可以發現商品的二重性分別由滿足不同個體的特殊需要的使用價值，以及滿足一般需要的價值構成。這裡所說的價值生產就在於滿足一般需要，即一定社會結構、一定社會發展階段的一般需要。建立在主客體關係的滿足需要論，絕不可能指原子化個體特殊性的、生物性的需要，而是指社會性的需要。價值之所以能夠為人所共有，源於滿足社會需要，使用價值之所以具有差異，源於個體人的各種特殊需要。
三、馬克思價值需要的當代啟示
「價值的客觀性是指它的構成因素——主體及其社會需要和客體及其屬性是客觀的；客體對主體的意義是客觀的，亦即它不取決於人的主觀願望，不以人的意識、意志為轉移。」[]馬克思是在德國古典哲學知識論的背景下討論主客體關係問題，只有屬於主體展現自我的過程中的社會需要才真正構成價值。那些非合理的，對人的發展起到束縛抑制作用的，都是應該消滅的虛假需要。馬克思討論需要是在社會歷史背景來討論的，個體的差異，需要的多樣固然存在，但是表現價值的需要，馬克思一直都在強調其社會性、普遍性。馬克思既區分了人的需要與動物本能需要的不同，又從普遍性與一般性的視角構建了可通約的價值需要概念。因此，我們可以發現馬克思價值需要概念不僅具有非常強的理論意義，對當代中國發展還具有非常大的現實意義。
第一，區分出來社會普遍需要與個體特殊需要，我們可以深刻地批判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官員腐敗現象。官員腐敗的本質是社會權力成為滿足官員私人需要的工具。馬克思對無產階級政黨的理解是基於對資本主義政黨政治的弊端揚棄，試圖尋找一條市民社會批判的出路。毛澤東把中國共產黨的宗旨概括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共產黨除了人民群眾的利益之外沒有自身的特殊利益。中國共產黨的立黨根本是對特殊利益與普遍利益之間矛盾衝突的調節。只要清楚的認識到這一點，中國共產黨的執政理念就應當是為了滿足社會需要而服務。在經歷了改革開放，快速發展的30多年，國家積累了大量的財富。在這個過程中，個別政府官員忘記了政府作為主要經濟制度的制定者，目標方嚮應該是為了滿足人民群眾的社會需要。個別政府官員的腐敗行為的本質是把自己的私人需要作為了政策制定與實施首要考慮對象，而置社會需要於不顧。另一方面，在當今全球化時代，人們的價值觀念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在政府官員的頭腦裡面，不同的價值觀念之間會出現鬥爭，到底是堅持社會主義的價值導向還是轉向資本主義的價值追求。在資本主義的價值追求作用下，政府官員的私人需要不斷膨脹情況下，利用手中的權力來達到目的就成為順理成章的了。因此，可以說腐敗的本質是社會需要被私人需要所替代成為官員行使公權力的動力。
第二，對價值需要社會性的界定，能夠認清當今的生態危機並探索可能的替代路徑。生態危機的根本就是環境資源的有限性與人的慾望無限發展之間的衝突與張力。西方的現代化之路先於中國，因此西方學者對現代社會發展帶來的生態危機進行的反思與批判也早於中國學者。鮑德里亞提出的「基本需要」與「慾望需要」這對核心概念，從而對消費社會進行了批判。最新興起的生態馬克思主義基於對馬克思需要概念與消費概念的分析，構建其理論體系的。生態馬克思主義者威廉·萊易斯洞悉了現代工業社會的發展困境，提出了替代方案——「較易於生存的社會」。他認為「較易於生存的社會，是把工業發達的各個國家的社會政策綜合在一起的社會，其目標就是降低商品作為滿足需要因素的重要地位和按人口平均計算需要的能源及物質降到最低限度。」[]
北京的霧霾天氣已經以一種真實的形態向人們展示了生態危機的畫面。如何解決霧霾問題已經是人們非常關心的問題，從「兩會」的提案就能看出來人們的關心程度。這已經不再是經濟發展與生態承載力的矛盾問題。可以說，生態危機已經成為關係人身安全的重大問題。我們必須反思發展模式問題，走新型工業化道路、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如果不正確的區分個人慾望與社會需要，走先污染後治理的老路，發展的代價比不發展還要大。個人的慾望是無限的，必須對個人的慾望進行限制。這個限制的目的就是不能讓個人的慾望滿足侵害其他人基本需要的滿足。社會要保持穩定有序就應該保證社會需要得到持續有序的滿足。社會需要是具有一定結構性的需要，是以社會穩定發展為前提的。因此能夠克服個人慾望的無限盲目性。
第三，從價值的社會性需要出發化解貧富差距問題。我們在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改革，不能忘記市場經濟前面的定語是社會主義。發展市場經濟是為了實現社會主義。「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徵。自由主義的經濟學家們總是強調個人權利的首要性，擔心如果給予了社會需要以首要地位，那麼個人的自主性與個人權利將會受到損害。在關於經濟政策方面，多亞爾（Len Doyal）、高夫（Ian Gough）激烈的駁斥了這種觀點[]，認為自由主義者只是擔心富人的權利受到侵害，而沒有看到窮人的自主性正在受著侵害，因為窮人為了滿足自己僅僅為了生存的基本需要，甚至不得不出賣自己的自由。自由主義市場經濟崇拜者沒有發現的問題是在滿足個人需要的過程中造成了外部不經濟的問題。這種涉及他者的外部性與個人主義的自由主義的絕對個人的假設自相矛盾。因此，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要堅持市場經濟的工具性，強調社會需要的首要性，如此才能有效化解貧富差距問題。
來源：《價值論視域下的需要概念及其當代啟示》，發表於《教學與研究》，2014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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