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並沒有第二個「賣鄉下人」的沈從文

沈從文（1902年12月28日—1988年5月10日）

導讀：這位闖到大世界來的小學生，內心交織著自卑與自負，自卑是無法進入話語中心，擺脫資本壓迫的感慨，而自負，是出了「將近30本書」帶來的底氣。想仿效沈從文者，於這點不可不察。

作者：楊早，知名文史學者，作品有《野史記》《說史記》《民國了》等。

今天是沈從文先生逝世30周年。

我想起了一個故事：上世紀90年代，福建有個小木匠，有一次去算命，算命佬跟他說，去北方會發達。他一想，北方地界，最大的莫過於首都北京。於是就隻身來了北京。

北京那麼大，什麼地方有機會呢？小木匠沒啥文化，但也知道貴人最多的地方是海里。所以他就每天繞著海子轉。轉得多了，也總有一些政府公務員家裡要打個傢具什麼，就讓他去家裡做木工活兒。工作間歇，小木匠聊起他的志向，人家說：要發達，你這沒文化可不行。你知道沈從文嗎？

這故事有點兒繞。誠然，沈從文也是小學沒畢業，也是從南方獨自一人來了北京。但沈從文後來算不算「發達」，見仁見智。不過小木匠聽了沈從文的故事後，就迷迷糊糊去了北大，在北大的園林部門當了臨時工。一來二去他還認識了幾個讀研究生的福建老鄉，就像沈從文當年借住在表弟黃村生的農大宿舍里，他也在北大研究生宿舍里住了挺長一段時間。

講這個劉震雲式故事的，是我的朋友，那個宿舍里的一個福建人。說這個故事時，小木匠已經走了。他住宿舍時，和研究生們也有矛盾，但為每個人都打了一個床上的書架。朋友說，手藝很好。

只可惜小木匠，到底沒能成為沈從文。希望他現在過得幸福。

沈從文生於1902年，去世於1988年。一生橫貫三個時代，各大城市。他出身的確低微，但經歷之豐富，同時代的文人里無人可及。那麼，他生活的哪個時段，最像現在呢？

那得是來北京後，與張兆和結婚前。1924年到1933年那十年，中國雖然戰亂不息，但各大城市還算安靖，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過去了，社會進入了一個收斂期。那是一個年輕人特別迷茫的時代。而沈從文，就是在這個時代成長起來的。

沈從文來北京，最大的依仗是已經在北京的大姐和大姐夫。可是才來三四天，大學畢業的姐夫田真逸因為在北京找不到工作，留給沈從文30元錢就匆匆回鄉了。

沈從文來北京，是抱著對新文化的嚮往，想考北京大學。但他只會寫抄舊式公文，連新式標點符號都不會用。莫說北京大學，哪所大學都考不上。所以只能在旁聽之餘，狂寫文章投稿，還會被孫伏園這樣的編輯嘲笑文句不通順。

那時候沒有微博公號，但文藝青年還是有一種同仇敵愾的氣度，會向一些知名作家寫信求助。丁玲寫過信給魯迅，但被魯迅認為是沈從文化名為女人的惡作劇，以致沈從文登門時被魯迅拒之門外。他們都沒有後來蕭軍蕭紅的運氣。

終於，有一位28歲的著名作家收到信後，來看沈從文。他請沈從文吃了一頓飯，找回的三塊多錢也給了沈從文，還送了他自己的圍巾。這就是郁達夫。但是郁達夫不鼓勵沈從文留在北京奮鬥，因為現實真的很殘酷：

「像你這樣一個白臉長身，一無依靠的文學青年，即使將麵包和淚吃，勤勤懇懇的在大學窗下住它五六年，難道你拿畢業文憑的那一天，天上就忽而會下起珍珠白米的雨來的么？

現在不要說中國全國，就是在北京的一區裡頭，你且去站在十字街頭，看見穿長袍黑馬褂或嗶嘰舊洋服的人，你且試對他們行一禮，問他們一個人要一個名片來看看，我恐怕你不上半天，就可以積起來一大堆的什麼學士，什麼博士來，你若再行一個禮，問一問他們的職業，我恐怕他們都要紅紅臉說，『兄弟是在這裡找事情的。』他們是什麼？他們都是大學畢業生嚇，你能和他們一樣的有錢的讀書么？你能和他們一樣的有錢買長袍黑馬褂嗶嘰洋服么？即使你也和他們一樣的有了讀書買衣服的錢，你能保得住你畢業的時候，事情會來找你么？」

沈從文長子沈龍朱承認：「郁達夫同情沈從文，就像同情農民工一樣」，「實際上也是一種援助。在那種環境中，很多人看不上農民工，覺得他們土得很，什麼也不懂，竟然敢闖到這兒來。闖，困難是必然的，是應該的。」（《沈從文家事》）

當時大學生流行的，同樣是一種「喪文化」。用在北大、清華都當過教授的林宰平的話說，是「凄清，頹喪，無聊，失望，煩惱」。這種風氣，這些難處，大約《無問西東》是不會拍的。

沈從文或許想不到，多年以後，他的二兒子虎雛，初中畢業執意要考中專，不肯上大學。沈從文苦勸他，父子衝突：

「弟弟，學機器也很好。我們有條件供你讀大學，大學也可以搞機器，我們都希望你至少能讀完清華。」

「我要現在就學，四年畢業，還趕得上為第一個五年計划出兩年力。」

「你還小吶，不必忙著找事情做。」

「都十五了！你十四歲當兵比我還小。」

最終沈從文也沒能說服兒子，就像他在上海苦苦掙錢，想讓小九妹沈岳萌學法文，學藝術一樣，都不成功。

等到沈從文掙扎著寫出了一點兒名氣，徐志摩推薦，胡適破例聘這位小學畢業生當了中國公學的教師，沈從文去了上海，用「京派海派之爭」中魯迅的定義，從「近官」的帝都，到了「近商」的魔都，他感受到的，是青春的苦悶與資本的壓迫。

在上海的時候，沈從文二十七、二十八歲。換算到現在，正好是「第一批90後」。他的遭際，基本相當於現在的「青椒」（青年教師）+公號小編。

沈從文有個留美朋友叫王際真。沈從文把給他的信，當作日記寫。內容主要是吐槽。他沒當過大學生，卻直接來當教師，於是看中國公學的學生，各種嫌棄：

「一上學校，見學生太年青就不受用，打主意班上凡是標緻學生全令其退課，則上課神清氣爽矣。」

沈從文總是說這些大學生「愚蠢」，有學生跳黃浦江自殺，大學生們「毫無人性」，把看死人當成消遣。他們不知道怎麼挑選讀物，只會被廣告騙：「大學生是全很怪可憐的一種東西，買書都只看廣告，把書買來一看，失敗了，便說中國作家糟糕，且從此就不買書了。許多英文系（外國語文學）畢業的大學，皆不能讀外國報紙。所以在上海，近來是無數靠譯日本作品成偉人的。」

其實在沈從文內心，是帶著不小的酸意的。他看著大學生們恣意揮霍著青春時光，稱他們是「有福氣的人」。可是學生們敬重沈從文，反而認為他這樣的名作家才「有福氣」。「那些尊敬使我傷了心，因為我並不需要那個， 但我要他們明白我是他們一樣的人，要他們愛我或恨我如同學，可做不到。」才二十八歲，在年輕學生（包括張兆和吧）心裡已經是一個「大叔」了，這讓沈從文恨恨不已。

沈從文與張兆和

上海是當時中國的文學中心，然而沈從文看這個中心也是無比的生氣：「上海所謂新興文豪，則無有不恃『無恥』 而起，因為不願意同這些人競爭」；「中國的文學興味與主張，是一萬元或一個市儈所支配，卻不是一個作家支配的，讀者永遠相信書店中人的謊話，永遠相信先生老師者流的詭話。」這些感觸，大概是他在1934年一語挑起「京海論爭」的前兆。

在此之前，沈從文嘗試過與資本抗爭，他聯合胡也頻、丁玲自組出版社，編輯《紅黑》雜誌，目標是從書店與資本家的壓榨中掙脫出來。這也算是創業吧？自然結果是失敗，只能繼續去接受「三元千字」的盤剝。

為了貼補家用，沈從文才接受了他並不喜歡的中國公學教職。沒想到，因為忙於備課，創作減少，反而得到書店的「優待」，給沈從文的稿費加到了四元錢一千字。這種弔詭的事情，讓沈從文忍不住在給王際真的信里罵「真是媽媽的」。

總之，在外人看來，沈從文此時的處境已經比在湘西，在北京時都要好得多。但在沈從文心中，這個布滿「紳士的排場」的都市，決不是他理想的世界，那裡的文人與文學，也不是他追求的樂園——「我同這些有力量抬高我的人是完全合不來的，所以我看得出我未來的命運」。正是在上海寫給王際真的信中，沈從文不斷提起了「改業」。改業的方向，一是回故鄉去，甚至回到軍隊去，然而已沒有了當官發財的希望，也缺乏革命的「強項氣概」，就只能「寂寞里老去死去」。

正是這種壓迫與衝突中，沈從文向朋友透露了他的想法：他已經來了這個外面的世界，看到表面的華美與內里的寒蠢，他需要回到他存著溫愛的人群中去，從那裡汲取新的力量：

「我還有一種機會，回到鄉村農民里去，看透農民，徹底認識他們，接近他們，就因這種趣昧，我的文章即或可以繼續不斷寫下去，我的文章也將與中國整個趣味隔開，與中國讀者離開，不能希望在中國時髦起來了。」

這是沈從文在屢次聲稱「改業」之後為自己保留的最後一個機會。看這個時期的沈從文書信，可以說充滿了負能量。然而沈從文不是妄自菲薄，當時文壇的紅人，他也統看不上：「依我看，是郭沫若郁達夫都不行的，魯迅則近來不寫，冰心則永遠寫不出家庭親子愛以外。」

這位闖到大世界來的小學生，內心交織著自卑與自負，自卑是無法進入話語中心，擺脫資本壓迫的感慨，而自負，是出了「將近30本書」帶來的底氣。想仿效沈從文者，於這點不可不察。

沈從文在晚年的講演中，說到過一點：「要是一個作家寫到十本書以上，他就統計上達到了一個平衡，就站得住，而且在這個基礎上他就可以更發展。」（《沈從文晚年口述》）1930年的沈從文，正站在這麼一個節點。在他身後，是近30本的「小說習作」，而在他前方，是《邊城》《從文自傳》《湘行散記》《湘西》《長河》……沈從文曾經的學生與好友蕭乾說過一句很難聽的話，說沈從文「賣鄉下人」。但是我們並沒有第二個賣鄉下人的沈從文。

1946年，沈從文最喜愛的學生汪曾祺，大學肄業後流落上海，找不到工作，情緒壞到想要自殺。這幾乎是沈從文在1928—1930年的翻版。沈從文寫了一封長信，將汪曾祺大罵了一頓，說：「為了一時的困難，就這樣哭哭啼啼的，甚至想到要自殺，真是沒出息！你手中有一枝筆，怕什麼！」

2018年5月9日夜，想不清楚能寫點什麼，拉雜寫下這些讀書筆記，即以此紀念沈從文先生逝世3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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