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多年來，日式神社在台灣究竟扮演了什麼角色？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姚祺】

2018年5月4日，當台北的台灣大學師生為反對民進黨當局對台大校長任命野蠻幹預而發起「新五四運動」之時，作為島內綠營「喉舌」的《自由時報》卻在頭版位置刊登了一則「台灣籍」神社神官在位於屏東的「高士神社」主持祭奠的新聞。台灣為什麼會有日式神社？神社在台灣的歷史和當代社會中又分別扮演何種角色？本文將逐一進行梳理回答。

作為殖民工具的神社

1895年，台灣在清朝甲午戰敗後被割讓給日本，成為日本海外殖民地。為了能夠穩定控制與統治台灣，國家神道被選做了重要工具，以期通過改變當時台灣人民的宗教信仰，實施「教化」，最終將台灣人「同化」為「大和民族」。

需要注意的是，「國家神道」與日本自古就有的本土宗教「神道教」其實並不相同。前者是在明治維新後，明治政府為樹立自身合法性，重新型塑國家合法性而推行「神道國家化」的產物，本質是一種將國家主義通過宗教話語進行闡述的產物，在初期受到佛、道教和基督教等其他宗教的一致反對，因而一直到大正時期才逐步完善。

日本在台灣建立第一座神社是位於今台南市的「開山神社」，該神社為原「開台聖王廟」改建而來，是清廷收復台灣後，地方鄉紳為紀念鄭成功而建。清廷重臣沈葆楨赴台履職後，原址擴建為「延平郡王祠」。日本佔據台灣後，為籠絡人心平息反抗，在1904年將其改為「開山神社」，建築保持原樣，仍然祭拜鄭成功，但重新調換了其中的神職人員，由日本人平松義雄任神社宮司，開始了延平郡王祠的神道化。1914年，開山神社大規模擴建，在保留原建築物外，新建神饌所、手水舍、神樂殿等日式神社「標配」附屬設施，進一步使其「神道化」。

日據時代的台南開山神社

與此同時，日本殖民當局亦開始著手謀劃籌建台灣的國家神道中心，即台灣神社。早在1896年，日本的貴族議院就提出《以國費於台灣建設神設之建議案》，決議興建台灣神社。之後不斷有議員提出興建台灣神社議案。1900年，台灣神社的選址工作與祭祀神明界定完畢，報日本帝國議會批准，1901年正式落成。台灣神社建在今新北市芝蘭一堡劍潭山，祭祀的主神為病逝於台灣的日本皇族近衛師團長北白川宮能久親王，以及「開拓三神」大魂國命、大己貴命、少彥名命。神社總面積達5公頃，格局包括本殿、拜殿、手水舍、鳥居等，自下而上形成三階梯結構，與日本本土大型神社別無二致。

台灣神社被日本本國政府和台灣殖民當局寄予了極高的期望，希望其成為在台日本人與台灣本地人共同的心靈寄託之地與神聖感的源泉。以這些「平定台灣的英雄」為主神，一方面可抑制台灣反日情緒，另一方面也撫平殖民官員與軍人的情緒，最終成為如同日本本土守護神社伊勢神宮一樣的台灣「守護神」。因而，神社的設計與建造都邀請日本本土的名家來做，周邊環境也為了興建神社重新整修，甚至特意建造火車淡水線車站與連接基隆港的明治橋，並拓寬了周邊道路。此後，台北神社又經1909年和1913年兩次擴建，規模一再擴大。

台灣神社全圖

台灣神社的興建，不僅是日本在殖民台灣，實施對台灣人民的「教化」與「同化」的重要手段，也是之後日本在包括朝鮮、東北和東南亞等地殖民地延展國家神道體制的先聲，對整個日本殖民體制的確立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此後，日本殖民當局又先後在漢人聚居地和原住民聚居地興建各類規模不同的神社，根據日本官方記載，共計68座。此外，也有民間自發興建神社，以及遙拜日本本土神社的所謂「遙拜所」，加上官方神社，則共計200餘間。

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加緊對外擴張步伐，兵源需求逐漸擴大，為了讓台灣人成為可以讓軍方「值得信賴」的兵源，「皇民化」政策的實施日趨強化。在這樣的背景下，日本殖民當局推出「一街庄一社」政策，試圖快速通過推動神社替代傳統寺廟，讓國家神道替代中國傳統民俗宗教成為台灣人精神世界的主導因素。台灣神社作為在台國家神道體制中樞的作用不斷提升，既有的神社由於木質結構受台灣的亞熱帶氣候與白蟻侵蝕日益不堪重負，因而台灣總督府在1935年即決定營造新的台灣神社，隨後邀請日本學界、政府與宗教界專家分批來台考察，共同商定營造事宜，最終決定在今台北圓山飯店附近興建「台灣神社新境地」，並在今圓山忠烈祠處建「台灣護國神社」。兩者一體建設，於1937年動工，護國神社於1942年建成，主祭明治維新以後日本在海外戰死的與台灣有關的「英靈」。新境地則在1944年因主神增設神道教最重要的天照大神而升格為「台灣神宮」。

台灣護國神社原貌

然而，就在台灣神宮升格的同一年，一架日本軍機被美國軍機擊落後墜毀在神宮附近，導致神宮大量建築受到波及被毀，至日本戰敗台灣光復，台灣神宮再未恢復，似乎象徵著日本軍國主義與殖民者最終的命運。

作為「去殖民化」主要目標的神社

儘管日本殖民者對國家神道體制與神社的「教化」功能寄予厚望，但事實上宗教信仰從來都是無法強迫的。相反，由於日本殖民當局的種種強制措施，特別是在加強「皇民化」政策後，禁止台灣人民信奉原本的宗教，強迫其向神社神靈祭拜，遙拜天皇，甚至迫使漢民改變祖宗牌位與宗祠形制，全部「日本化」，使廣大台灣人民愈加排斥與痛恨神道。如台灣神宮在建造之時，就將劍潭山下三百年古剎劍潭寺移走。因而，在1945年國民政府光復台灣後，根據其「去殖民化」總體思路，對台灣地區神社的接受、拆除與改建幾乎沒有遭受到任何抵抗。

作為國家神道在台灣中樞的台灣神宮與台灣護國神社的處理具有典型意義。台灣神宮由於1944年大火而受損嚴重，因而很快受到拆毀，1945年短暫改為市民教育中心，後改建為台灣大飯店。1952年，宋美齡等國民黨政要組建的「財團法人台灣敦睦聯誼會」將飯店盤下，改建為如今馳名中外的圓山大飯店。神宮遺迹除少部分留在原址外，銅牛、銅馬等物則分別遷往了台灣博物館、劍潭公園等處擺放。

圓山大飯店前依然留有一些神宮遺迹

台灣護國神社的主體建築，包括正殿、鳥居、石燈籠等日式建築均被視為「軍國主義象徵」而遭到拆除。1969年，在原址興建仿北京故宮太和殿的「國民革命忠烈祠」，四周均為青草地，祠內供奉自辛亥革命以來為國捐軀的軍民烈士。台北的忠烈祠自此成為春秋雨季台灣各路政要獻花祭拜的場所。

台北圓山的「國民革命忠烈祠」

1972年，台日「斷交」，台灣掀起一股強烈的反日情緒，國民黨當局隨即推出「清除日據時代統治遺迹要點」法令，在全台灣推動將原有日式神社收為公有+拆除+改建的模式，特別是將神社改造為忠烈祠的模式，尤為盛行。這當然有著意識形態「矯正」的意義，將台灣住民的忠誠與膜拜對象從日本神明與「英靈」轉向中國和國民黨的「先烈」。其中嘉義、南投、高雄等地忠烈祠皆為此種案例。

然而，隨著社會秩序的平復，反思的聲音也逐漸出現。日式神社在日據時代固然是殖民化的工具，但時過境遷之後，這些建築本身成為一種歷史遺迹，具有了紀錄台灣特定歷史經驗的價值，一味的拆毀後重建的模式，是對歷史價值的不尊重。這種矛盾終於在1985年桃園神社的改建中爆發。

桃園神社興建與1938年，屬於「一街庄一社」政策的產物。其中供奉的神明除了開山三神和、北白川宮能久親王外外，還有豐受大神和明治天皇，規格不低。桃園神社的建築特點在於設計融合了中國唐式、日式和台灣本地的閩南風格建築於一體，建築美學旨趣頗高，施工工藝精妙，建材也選擇了最好的台灣檜木。光復後，神社充為桃園忠烈祠用，門前鳥居橫樑也被拆掉一根，缺乏妥善保養，但總體而言，在台灣眾多神社中算保存極為完整的一例，具有極高的歷史價值與文化價值。因而在1985年桃園縣政府提出將其建築整體拆除，新建中國宮殿式建築為主體的忠烈祠，社會輿論與學術界出現了強烈的質疑之聲。經過多方拉鋸，終於決定建築群落完整保存，並編列預算予以整修後繼續作為桃園忠烈祠使用，供奉鄭成功、抗法名將劉永福、甲午戰爭以後眾多的台灣反抗日本殖民的英烈。後又在1994年將其定為「三級古迹」整體保存永久保存。桃園忠烈祠至此成為在日本本土以外保存最為完整的神社建築群。

修繕後的桃園忠烈祠

桃園忠烈祠事件反應的是台灣激烈去殖民化的時代已經過去，社會可以以更為平和理性的態度區分歷史與歷史遺迹。另一方面，問題的最終解決也顯示了國民黨當局威權統治的鬆動與社會力量的崛起。

「後殖民」時代弔詭的「神社熱」

1990年代後，隨著戒嚴法令的廢除，國民黨威權統治逐漸崩解，對國民黨當局主導的「中華民國」國族意識形態的挑戰從過去黨外時期的「暗流涌動」迅速「湧上檯面」。其中最主要的一種論述是「台灣主體性」的表述。如今成為台獨勢力老生常談的「台灣四百年」歷史觀和「西班牙、荷蘭、鄭氏政權、清廷、日本和國民政府都是殖民者」的論述都是在這一時期大量出現在公眾視野之中。其言下之意，其實就是要改變台灣歷史屬於中國歷史一部分，台灣人屬於中國人範疇的既有認同，建構新的「以台灣為主體的台灣歷史」和「獨立的台灣人認同」。

人類的族群認同固然有「想像的共同體」的虛構一面，但畢竟要建構在血緣、宗教、傳統習俗、共同歷史記憶等因素之上。台灣在整個中國近代史上經歷特殊，在不同歷史時期有不同原因而來的移民，加上原本的原住民族，要找到共同的認同基礎並不簡單。歷史上，漢人與原住民、山地原住民與平地原住民、閩南漢人與客家漢人、漳州閩南人與泉州閩南人都發生過激烈衝突械鬥不止，真正讓所有在台灣居住的人民都有記憶和有感的無疑只有最近的兩段經歷——日本殖民時代與國民黨當局的統治。「台灣主體性」的倡導者們所要反對的施國民黨當局主導的價值認同，因而必然要打擊所謂的「中華史觀」。因循「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原則，美化殖民統治，特別是殖民當局為維繫殖民統治與本國經濟需求的有限建設，成為了一種重要手段，導致整個台灣社會在最近二十年從終於能夠理性看待日據歷史的狀態又迅速擺盪到美化殖民統治的另一個極端。

2016年，蔡英文當局在日本沖繩眾多的緬懷亡靈的慰靈塔增添了一座「台灣之塔」，署名撰寫碑文緬懷二戰期間被日本殖民者「徵召」的台籍日本兵亡靈，行文中多有「奮勇參戰」、「犧牲自我」等站在殖民者立場上溢美戰爭的辭彙，全然忘記了大量台灣原住民以「高砂義勇軍」之名喪命於此的悲慘歷史，讓人不免有價值觀錯亂之感。

位於沖繩的台灣之塔

《自由時報》中提到的位於屏東的高士神社原建於1939年，祭祀天照大神，目的是配合日本在台的「皇民化運動」，用以實施對當地排灣族族人的「皇民化」。之後不久，大量排灣族人即被徵召投入太平洋戰爭，在一場予自己完全無謂的戰爭中客死異鄉。2015年，日本右翼團體「日本李登輝之友會」會員，同時也是一名神社神官的佐藤健一捐贈1000萬日元重建了神社。佐藤健一還出任了神社宮司。據稱神社建立是為了召回那些為日本「犧牲」的排灣族「英靈」，神社中並未祭祀天照大神，但卻忘記了國家神道本身根本就是強加在排灣族人精神上的「信仰枷鎖」的事實。而文中的台籍神官黃俊瑜，據稱「自幼立志成為一名神社神官」。因為日本神道教至今規定不能接受外籍人士擔任神官，黃即認佐藤健一為「養父」，取日本名佐藤冬木，終於獲得了日本神道教相關機構的認可與通融，其「實現夢想的」歷程可謂「一波三折」。

「台籍神官」黃俊瑜與其「養父」佐藤健一

與「神社熱」相對的，台灣在光復以後的一些建設，由於具有那一時期的歷史特徵，而被冠之以「中華民國美學」加以嘲諷。這些對市容和建築的「吐槽」背後很難不讓人聯想到是對「中國」的貶低與對「日本」的抬高。這種世界罕見的對殖民者的歌頌，是當代台灣人由於獨派人士不遺餘力鼓動「去中國化」而產生了自身認知與認同混亂的集中體現。

揶揄台北市容歌頌日據時期建設的圖片之一

日式神社在台灣一百多年的近代史中，分別扮演了「殖民工具」、「去殖民對象」和「後殖民」時代「去中國化」的工具。對於這些歷史遺迹，媚頌固然不可取，激憤其實也大可不必。兩岸人民血脈相連的事實，決不會因為這些神社而有任何改變。強行推動的民族認同改變，終將遭受失敗。相反，這些被賦予各種含義的符號，最終將會成為永恆的證據，訴說著曾經在這片土地上形形色色人所做的事，成為後人共同的歷史記憶。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