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眾議：全民閱讀是時代精神的馬拉松
世界讀書日年復一年，業已持續二十餘載。這期間有反思，也有不屑；有喧囂，亦有沉默。原因固然很多，但無論如何，閱讀依然是擺在國人面前的一個問題。如今，全民閱讀更是時代精神的馬拉松，而我們才剛剛起步。
據新近發布的《2017年度中國數字閱讀白皮書》（以下簡稱《白皮書》）統計，2017年我國人均閱讀電子書數量為10.1種，紙質書為7.5冊，雖比2016年有大幅提升，但較之發達國家和閱讀大國依然差距巨大。而在近4億的數字閱讀用戶中，青年佔比高達70.9％，中、老年的比例分別為27.3％和1.2％。紙質閱讀人群佔比不得而知，估計情況恰好相反。年輕人選擇電子書籍雖無可厚非，然可惜了我國先人的「四大發明」，也讓我對年輕人的視力狀況平添憂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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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和市場使人遠離書本
用博爾赫斯的話說，書是中國人發明的，他這麼說是認真的。當然，他所說的書不包括泥板、貝葉和竹簡，而是紙和印刷術發明之後的物事。這個蠹書蟲，一輩子待在圖書館裡，晚年曾經這樣寫道：「我一直都在暗暗思量，天堂該是圖書館模樣。」
然而，我們這個發明了書的民族已經繁衍出了千百萬連《紅樓夢》都死活讀不下去的後人。因此，本文議論的不是國人的閱讀數量，儘管它還少得可憐；而是質量問題，即讀什麼書的問題。《白皮書》沒有公布國人的讀物排名，這令我再次想起了2013年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的抽樣調查。根據後者公布的信息，我國「四大名著」慘遭隱性「殺戮」。《紅樓夢》位列「死活讀不下去」榜單之首，《三國演義》《水滸傳》和《西遊記》也位列其中，再往下便是《聊齋志異》了。我不知道這能否代表我國的閱讀現狀，也不知道它是否可以代表「80後」「90後」乃至「00後」的閱讀取向、審美取向。但無論如何，社會學意義上的定性定量分析並非毫無意義，全民閱讀情況也並非不再堪憂。我想，夏志清、顧彬等西方漢學家所謂的「太啰嗦」（指《紅樓夢》），劉再復先生等人的「雙典批判」（對《三國演義》和《水滸傳》）及周星馳顛覆《西遊記》的大話戲說或許只是導致部分人等讀不下去的淺層因由，而資本和市場的誘導也許才是問題的首要癥結。
首先，名著從紙質到銀幕或熒屏，增加的不僅是技術，而且還有更為重要的資本槓桿。譬如《聊齋志異》的一些故事被反覆搬上銀幕，這本該誘發人們的閱讀興趣；但其中的悖論卻是影視作品先入為主，從而使人遠離了書本。也就是說，倩女成了王祖賢，書生成了張國榮「哥哥」，或者《畫皮》中的各色演員。文學作品一旦被影像定格，沒有閱讀習慣的人也便不再「染指」原著了。這是現代大眾傳播方式、音像製品對經典閱讀的最大挑戰。如今，電子產品、音像製品鋪天蓋地，這一方面使經典的傳播空間被無限放大，另一方面卻大大壓縮了人們閱讀原著的可能性。用麥克盧漢的話說，「媒介即信息」。但我們需要的僅僅是鋪天蓋地、令人眼花繚亂的信息嗎？事實給出的答案是：經典的邏輯在影像的快速流動和肥皂泡式的飄忽中人為地褪色，並淡出人們的視界。
其次，資本與技術理性合謀，創造了無窮無盡的「奶嘴式娛樂」（布熱津斯基稱之為「奶嘴戰略」）。這些年就有無數大人和孩子深陷「偷菜」「王者榮耀」等五花八門的電子遊戲而不能自拔。當然，海量的、真真假假的微信段子和各色自媒體、視頻更是奪取了無數人的眼球。由是，如何讓人潛心閱讀，尤其是閱讀經典，正越來越成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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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經典：一個民族的精神基因
讀什麼，尤其是孩子們一開始讀什麼非常重要，因為它關係到能否使孩子從喜歡閱讀，然後漸成習慣。無論做什麼，一旦成為習慣，也便成了生活方式和生命的有機組成部分。因此，欲使孩子喜歡閱讀、習慣閱讀，就必先讓他們親近文學，而且最好是文學經典。這是由文學的特殊性所決定的（或可謂文學的最大好處之一）：集具體性、生動性、趣味性和審美性於一身，且不說背後的「道」。古今中外，鮮有孩子不喜歡聽故事的。人們從聽故事到讀故事，再到寫故事和講故事，這是文學賴以存在的根本原因和樸素理由。若非要將人的心智分作情商和智商，那麼文學（當然還有藝術）顯然是人類情商的最高體現。2016年，適逢湯顯祖和莎士比亞、塞萬提斯逝世四百周年，文化部、國家圖書館等單位舉辦了一系列活動，旨在紀念偉大先賢、推動全民閱讀。就參加的幾場講座而言，所見所聞著實令我這個多年致力於推動全民閱讀的書生唏噓了好一陣子。首先，參加活動的聽眾或觀眾多為離退休老人和已晉父母的中年男女。歸類並包，他們的問題幾乎只有兩個：怎麼才能讓孩子喜歡讀書？孩子們該讀什麼樣的書？可見他們所來所往十分明確：為了孩子。
這就免不了再回到經典，尤其是文學這個話題。卡爾維諾（《為什麼讀經典》）道出了許多好處，卻始終沒有明確指認何為經典。自然，反過來說，經典的好處本身成就了經典，譬如它可資反覆閱讀，它具有多重乃至無限的闡釋空間，它能幫助我們了解別人的生活、別人的世界，等等。而我想補充的是：第一，經典是現時的，也是歷史的，但主要是現時的；第二，經典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但主要是民族的。它是我們集體無意識的重要組成部分，常常潛移默化、潤物無聲地轉化為我們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審美觀。因此，它是民族認同感和凝聚力的重要介質，是民族的精神基因。同時，在民族和外國經典之間不存在排中律。一部《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照樣可以使我國讀者熱血沸騰，讓無數青年奔赴延安、投身民族救亡。有關例證多多。
換言之，文學經典不僅是審美對象、認知方式或載道工具，它也是民族的記憶平台，蘊藉了太多的集體無意識，因此還是民族文化及其核心價值觀和生活方式的重要體現。這就牽涉到語言文學與民族精神之間那難分難解的親緣關係。正因為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當有人以柯爾律治般的假設問及邱吉爾，莎士比亞和印度孰輕孰重時，他說如果非要在兩者之間做出選擇，那麼他寧要莎士比亞，不要印度。當然，這非常文學，他的答案分明是從卡萊爾那裡學來的，用以指涉經典的重要、傳統的重要。而語言文學永遠是一個民族所能傳承的最大傳統，也是其向心力和認同感的重要基礎。
當然，文學，尤其是文學經典的力量並不局限於本民族。前面說過，奧斯特洛夫斯基的一部小說可以使無數中華熱血青年放棄優越的生活奔赴延安，奔赴抗日戰場。問題是時移世易，如今連自家的「四大名著」都上了「死活讀不下去」的榜單，那麼我們還剩什麼？是脫離現實的玄幻，還是無病呻吟的自戀？或者張愛玲、徐志摩、周作人、廢名、穆時英？後者並非一無是處，但若置於彼時彼地及其歷史語境，那麼其分量不言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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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閱讀變遷及現狀反思
從歷史的角度看，自從孔家店和「四書五經」被五四運動的先鋒們打倒，我們經歷了幾次翻燒餅式的大反覆。早先，魯迅取法「拿來」，並說文學最不私利。他身體力行，閱讀、介紹了大量東歐文學、俄蘇文學，等等。如此，中國現代文學的奠基人們鯨吞式閱讀和借鑒世界文學，尤其是西方文學和周邊國家文學：從日本到印度、從印度到朝鮮……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我國遭到西方國家的全面封鎖，文壇風向標迅速改變，我們全面學習蘇聯、追隨蘇聯、照搬蘇聯。除十年動亂外，蘇聯文學一直是我國文壇的不二選擇。儘管隨著「三個世界」理論的提出，我們也曾一度將目光投向第三世界，但我們的話語體系和價值取向基本沒有偏離蘇聯模式。及至「改革開放」，風向逆轉，我們開始全方位學習西方：從現代派到後現代，我們幾乎來者不拒。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有意無意、自覺不自覺地接受了西方的經典譜系和研究範式、話語體系。即使來自遠方拉丁美洲的魔幻現實主義文學，廣義上也是西方經典譜系的組成部分，因廣受西方推崇而輾轉來到我們面前的。至於拉美魔幻現實主義作家如何吸收西方文學成果，卻是另一個被業界眾多同人反覆探討和言說的話題。
如是，我們的文壇魚龍混雜，氣象混沌。時至今日，有些作品如《芳華》，在懷舊的面紗下鋒芒直指大多數國人。以此反觀作者的其他小說或影視劇本，無論是《小姨多鶴》還是《金陵十三釵》，天使皆異國「他者」。也就是說，無論是日本遺孤，還是美國流浪漢，關鍵時刻皆成「天使」、皆能「救世」。如果不是其他編導有意加入些許暖色調（如《金陵十三釵》中的中國狙擊手），我等情何以堪？同時，隨著《小時代》系列的走紅，大量似是而非的生活情景和時尚男女（俗稱「小鮮肉」）闖入受眾視域。同理，一撥撥與現實生活相去甚遠的「小仙靈」在紙上紙下、銀幕熒屏招搖過市。於是，神怪出沒，「耽美」成風，「女同志」充斥，卻美其名曰「二次元審美」。於是，文壇正在變成遊樂場或股票市場，現實主義的鋒芒被遮蔽了，主流意識形態被淹沒了。
這自然是大千文壇的一個側面。但若遙望周遭，我們能說不是村上春樹戰勝大江健三郎、阿特伍德戰勝門羅嗎？這是就市場天平而言，但正因為市場天平的傾斜，才更需要學術評價、學術良知。翻檢近一個時期我國學術界的話語體系和治學範式，當不難看出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眼中的世界文學巨匠是如何被「淡出」的。巴爾扎克、托爾斯泰們乏人問津，就連我們自家的「魯郭茅、巴老曹」也在不知不覺中讓位於張愛玲、周作人們了。這並不是要否定後者。在和平年代，張愛玲、周作人們無可厚非，但若將其置於彼時彼地歷史語境，那麼他們斷然不應是中國文學史或中國近現代文學的主流、楷模。
而今，抑或永遠，讀什麼、不讀什麼，在人生有限的時間面前絕對是一種零和博弈。哲人叔本華的名言是：「好書讓人變好，壞書讓人變壞。」這與塞萬提斯的說法不謀而合，後者的名言是：「讀什麼書，成什麼人。」由是，我們的當務之急是如何堅持「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的「二為方針」，努力建構符合我國國情，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經典譜系。後者必須遵循「三來主義」，即習近平總書記所說的「不忘本來，吸收外來，面向未來」，以便在國家利益和人類命運共同體之間尋求最大公約數、構建最大同心圓。
原標題：全民閱讀是時代精神的馬拉松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責任編輯：宗悅 排版編輯：張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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