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航天專家李光亞：中國航天的彎道超車和跨越發展

李光亞，中國運載火箭技術研究院研究員、原黨委副書記，航天精神研究專家。他先後畢業於北京交通大學鐵道車輛專業和北京理工大學科技管理專業，在近40年的航天生涯中，多次率領火箭發射隊參加重大型號發射，先後任神舟三號、神舟四號飛船發射隊黨委書記，曾獲國家某重點武器型號工程銀質獎章，曾被授予「載人航天工程先進工作者」，多次被評為中國航天科技集團公司和國資委系統優秀黨務工作者，近年來有多篇論文在中央和省部級刊物上發表。他經常應邀到航天系統內外、社會各界宣講中國航天發展成就與航天精神，被譽為「傳播航天精神的文化使者」。

2018年4月24日是第三個「中國航天日」。今年的「中國航天日」活動以「共築航天新時代」為主題，旨在吸引和調動社會各界力量共同參與和支持我國航天事業的發展，傳承航天精神，勇攀科技高峰，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凝聚強大力量。

如果說火箭是通往天路的雲梯，那麼中國運載火箭技術研究院的科學家們，就是這偉大雲梯的架設者。正是他們牢記航天報國使命、銳意創新、紮實工作，才有了這浩瀚太空中的神奇天路。在「中國航天日」到來的前夕，記者懷著崇敬的心情來到了中國運載火箭技術研究院，採訪了被譽為「傳播航天精神的文化使者」的該院研究員、原黨委副書記李光亞。

航天機構變遷是時代發展的必然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如何評價中國航天機構的歷史變遷？遠的不說，就說我國成立航天科技集團公司和航天科工集團公司，用歷史的眼光看，這對航天事業的發展有何影響？

李光亞：航天機構的變遷有其歷史必然性，一個很大的社會背景，就是國家發展從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在計劃經濟佔主導的歷史條件下，航天機構就是國家的行政部門，航天工業部就是國務院的一個行政機構。1992年，國家提出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到1999年改革開放也已經20多年，市場經濟蓬勃發展，改革開放日益擴大，在這種大的國內背景下，航天作為一個軍工產業，就不能按照行政機構運轉了。所以，航天機構變遷是歷史的必然，而且發展趨勢是要走向集團化、產業化。於是，按照當時國家的軍工體制改革方案，五大軍工工業總公司，即：核工業總公司、航天工業總公司、航空工業總公司、兵器工業總公司、船舶工業總公司，在1999年7月1日，全部一分為二，變成了十大軍工集團，航天也分成了航天科技集團公司和航天科工集團公司，這是一個很大的歷史轉折。

從工業總公司到集團公司，實質性的轉變在哪裡？以前的工業總公司，其實還沒有完全脫離行政色彩，雖然叫公司，但仍是行政色彩十分濃厚的國務院的機構。轉變成工業集團，就因應了航天產業化、規模化發展，這是中國航天適應國家發展的必然趨勢。所以，要評價航天體制的歷史變遷，需要從大的歷史背景來看其必然性，不能割裂地去看，或者完全否定這樣的變遷。不過，凡事總有兩面性，兩大集團公司並行的航天體制，固然可以形成同行競爭，但同時也帶來了一些負面效應，比如人才、裝備資源的分散和重複使用，使國家航天軍工的整體優勢和在國際上的競爭力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關於這一點，可以從航空兩大集團的先分後合得到印證。當年航空集團與航天集團是同時一分為二的，但是航空兩大集團在10年前就合併了。為什麼要合併呢？就是感受到了力量分散不利於形成國家層面的拳頭與合力。

《中國社會科學報》：如何理解中國航天現在正在向規模化和產業化發展的時代邁進？

李光亞：航天的產業化規模化是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因為航天原來就是一個任務牽引。現在我們有一個口號叫「去任務化」，就是說，原來我們的研製狀態是國家下達一個任務，我們就針對這個任務來研發，這是任務化的管理。現在隨著高強密度發射時代的到來，就不能一一對應了。因此，現在我們要對航天產品實施柔性管理，實現產品化、貨架化的管理。形象地說，就是把標準化、系列化的產品做好放在貨架上，任務來了，這個貨架上的產品很快就發出去了。這就極大地適應了航天產業化、規模化和高強密度發射的需要。

原來我們一年也就是兩三次的航天發射任務，現在有時候一天就達到兩次，僅長征系列運載火箭，2018年的計劃任務就是36發，每月平均三發。從1970年4月24日至2018年3月30日，長征系列火箭一共實施了269次發射。第一個100次我們用了37年，第二個100次我們僅僅用了7年，第三個100次會更短。這麼大的任務量，不搞產業化、規模化怎麼能適應呢？高強密度的發射是必然的。產業化、規模化既是國家任務的牽引，又是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必須要考慮技術和經濟這兩方面的效益，必須面對國際市場的挑戰、面對國家發展任務要求的挑戰。所以產業化、規模化是時代發展的必然。

《中國社會科學報》：如何評價中國運載火箭技術研究院在中國航天界的地位？

李光亞：中國運載火箭技術研究院是中國航天的發祥地，它一誕生就具有兩大紅色基因，一是人民軍隊的基因，二是以錢學森為首任院長的尖端高科技基因。這兩大紅色基因決定了火箭技術研究院在中國航天界的地位極為特殊、極其重要，概括起來是「六個最」：第一，歷史含量最高，是我國東風導彈的誕生地，是火箭技術研究院生而優之、生而強之的主要標誌；第二，強軍使命最重，是國家最大的導彈武器和運載火箭研製基地；第三，引領作用最強，因為火箭技術是航天發展的基石，火箭的能力有多大，航天發展的平台就有多大；第四，主業覆蓋最廣，火箭技術研究院是中國航天界唯一全面覆蓋航天兩大主業的單位；第五，領軍人物最多，中國航天的領軍人物比較集中地出自火箭技術研究院；第六，文化積澱最深，火箭文化是航天精神的源頭和精髓。

兩大主業彰顯國家力量與高度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剛才談到中國航天的兩大主業，能否具體談談何為兩大主業，以及如何處理好這兩大主業的關係？如何理解航天最重要的主營業務是研製以各類導彈為主體的武器裝備？

李光亞：中國航天的兩大主業，一是研製各類導彈為主體的高新武器裝備；二是研製運載火箭，發射各類衛星、飛船和其他深空探測器，進行太空開發和深空探測。這兩大主業是我們的立業之本。

我認為，中國航天人對國家承擔的最重大的使命，是研製各類導彈武器裝備，奠定國家安全基石。我們國家可以晚幾年搞空間站，晚幾年登月，但不可以晚幾年沒導彈！如果沒有導彈武器裝備作支撐，中國不可能有今天這樣的地位和底氣。國家的強盛，就是其綜合實力的提升，特別是國防實力的提升，而航天武器裝備是國防實力中的重中之重。未來的戰爭形態一定是導彈、衛星之戰，或者說是導彈、衛星先行，不可能再是坦克、大炮之戰，也很難說是航母與航母的對決，所以，航天對國家承擔的最重大的使命是強軍，這是中國航天人與生俱來的天職，研製各類導彈武器裝備是航天第一大主業。

中國航天第二大主業是太空開發，我們要搶佔太空制高點。導彈武器裝備研製和太空開發這兩大主業的分量都很重，彰顯的都是國家力量和國家高度，展現的都是國家意志。在航天系統內部，兩大主業的管理都被稱為型號任務管理。型號任務就是國家下達的我們必須無條件完成的任務，這跟一般的國有企業是不一樣的，而「產品質量」這個詞在其他企業可能更多地關係其經濟效益。

《中國社會科學報》：當今在世界航天大國之間的競爭中，中國所處的位置是怎樣的？

李光亞：值得關注的是，當今世界航天大國之間的競爭，突出反映在低成本、快速進軍太空能力的較量上。近年來，中國運載火箭技術研究院抓總研製的長征十一號固體火箭異軍突起，搶佔了世界固體火箭發展的先機，多次實現了一箭多星的成功發射，我們今年還要實現海上發射，這在世界上尚屬首例。相比傳統液體火箭，固體火箭的優勢在於發射速度快、周期短、成本低，不僅能夠應對未來世界商業航天發展的挑戰，更能有效應對未來太空作戰的需求。誰能主導太空，誰就能主導地球。美國在20世紀60年代舉全國之力推進「阿波羅工程」，不僅在航天領域，而且在整個科技領域，把蘇聯遠遠甩在後面，這給我們帶來了很多的啟示。

近幾年，俄羅斯雖然年度經濟總量還不如我們廣東省大，但它的核彈頭比美國還多200枚，如果僅從經濟上看俄羅斯，它就構不成中美俄三足鼎立中的一極。

鄧小平同志曾說過，如果沒有導彈原子彈，沒有人造地球衛星，中國就不可能有現在的國際地位，就不叫一個有影響的大國，這反映了一個民族的能力。用這段話來評價當今的俄羅斯也恰如其分。所以我認為，中國航天產業與其他產業不同，它的發展成就，最集中地展現了國家意志、國家道路、國家力量、國家高度、國家速度、國家精神！設立「國家航天日」，成立「中國航天精神研究會」，其時代意義就在於，通過對航天精神的研究、宣傳、傳承，激發起我們中華民族走向偉大復興的強大精神動力。

《中國社會科學報》：現在社會上很多人搞不清航空與航天的區別，問題在哪裡呢？

李光亞：問題是我們宣傳不夠。我到北京某中學，看到一個標語：「熱烈歡迎航空專家李光亞教授到學校作報告」，他把我當成搞航空的了。航空與航天的區別很明顯，大體上說，距地面70公里以內是航空的事，70公里以外是航天的事。航空器離開了空氣就沒有動力了，但是航天器可以擺脫空氣，自己可以產生氧氣。

國家必須要儲備一些航天的高端專家，承擔航天科普和航天精神的教育責任。航天科普沒有專家是講不清楚的。要讓航天走進老百姓當中，必須強化航天科普，特別要利用好互聯網技術在網上廣泛傳播，讓航天知識和航天精神永駐國人心中。

中國航天的彎道超車和跨越發展

《中國社會科學報》：我國航天事業發展速度很快，用現在流行語講就是實現了彎道超車，這個問題應該如何理解？

李光亞：中國航天發展既要堅持自力更生、自主創新，又要彎道超車、跨越發展，不能跟在別人後面亦步亦趨。正如我國的航空母艦，走的是典型的彎道超車、跨越發展之路。美國航母上的艦載機起飛經歷了三大階段：滑躍式、蒸汽彈射式、電磁彈射式，技術含量最高的當然是電磁彈射。從滑躍式到蒸汽彈射式，美國人花費了幾十年。而我國有可能直接繞過蒸汽彈射式，首艘國產航母上就可能運用電磁彈射技術，這就是彎道超車、跨越發展。中國航天走的也是這種跨越式發展之路。

大家知道，人類從1957年開始發射人造地球衛星，到2017年底，共實施了5674次宇航發射，其中俄羅斯發射3273次，美國發射1657次，我們才274次。從發射數量、投入成本和起步時間上，我們和俄美都遠遠不在一個量級上。但是，現在我們已經穩坐國際宇航俱樂部第三把交椅，而且今年我們的長征和快舟系列運載火箭至少要實施41次宇航發射，從年度發射次數上可能遠超美俄。事實上，美國在20世紀90年代對我們進行了兩大封鎖：一是不讓我們參與國際空間站建設；二是對我們進行衛星技術封鎖，美國的衛星從1998年5月30日起，再沒有進入中國的發射基地。但擺在全世界人民面前的事實是，當人類的歷史走進2024年時，美俄主導的國際空間站將終結其使命，因為它的使用壽命到期而不得不墜毀。屆時人類的上空，就運行著屬於一個國家的空間站，它的名字叫「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空間站」，中國將成為世界上唯一一個擁有太空站的國家。2020年，中國的北斗全球導航定位系統將全面建成，它將徹底取代美國的GPS。如果沒有彎道超車的跨越發展，我們不可能取得這樣的輝煌成就。

剛才談到，自1998年5月30日後，我國再也沒有發射過一顆美國研製的衛星。其背景是，美國一個叫考克斯的眾議員，向美國政府遞交了一個《考克斯報告》，鄭重建言美國的衛星再也不能進入中國的發射基地，理由是中國人有足夠的智慧和時間把美國的衛星技術拿下。美國政府採納了他的建議，到現在仍然對我們進行衛星技術封鎖。不僅如此，美國還警告法國，歐空局的衛星如果進入中國的發射基地，上面不能有美國的元器件。這就是中國航天必須走自力更生、自主創新、跨越式發展之路的原因所在。

《中國社會科學報》：目前，中國登月從火箭技術上講還存在哪些難點？

李光亞：現在所謂的重型火箭就是為了應對中國探月工程而研製的，這比我們現在最大的運載火箭——長征五號的運載能力大得多，它的低軌道運力是140噸，而我們長征五號的低軌運力只有25噸。長征五號的直徑是5米，未來我們應對登月工程的長征九號，它的直徑要翻一番，達到10米。這樣的變化就帶來兩大難題。第一，它的發動機攻關是頭等重大的問題，據可靠信息，這方面的技術已經取得了重大進展。第二，這麼龐大的火箭，它的殼體製造工藝攻關也是一個重大難點。

《中國社會科學報》：搞航天必須要有大推力火箭，如何評價我國的火箭呢？

李光亞：火箭就是人類進入太空的天梯，就是人類往返太空之間的運輸系統，火箭的能力有多大，就意味著你這個國家進入太空的能力有多大，因此火箭是所有國家航天的基石。任何國家的航天都是從發展火箭起步的，沒有一個國家先搞飛船、先搞衛星的。論經濟實力、科技實力，總體上日本、歐洲航天局不比我們差，但無論是日本還是歐洲航天局，至今搞不了載人航天，國際宇航俱樂部就是中美俄三家。日本人、歐洲人至今不能搞載人航天的根本原因，就是沒有我們長征二號F這種先進的火箭。

長征二號F火箭有兩個指標，一個是它的可靠性0.98，一個是它的安全係數0.997。0.98的含義是這種火箭實施100次發射，98次是確保成功的，只有兩次失敗的可能。把這兩次失敗的可能變成1000個失敗的因素，其中，997個失敗的因素可以確保宇航員的生命安全。為什麼有這樣的安全可靠性？就是有兩套系統，一是故障自動檢測，一是安全逃逸。這個火箭跟其他任何火箭不一樣，上面那個尖尖的東西就是宇航員的安全逃逸塔，故障自動檢測系統在裡面安放著，火箭運行中受太空環境的影響出現飛行的偏差，這個偏差的數值大到超越我們的設計門檻，故障自動檢測系統就會發出一個信號給上面的逃逸系統，逃逸系統就開始工作，把宇航員乘坐的太空艙和火箭分離，帶到一定高度，降落傘打開，宇航員安全返回地面。我們航天人設計了這套系統，但它從來沒有起過作用。

《中國社會科學報》：在載人航天試驗現場，作為發射隊的領導者，您的心情如何？

李光亞：載人航天從神舟五號到神舟十一號，中央電視台都是現場直播。你們可以體會到，壓力最大的一定是我們火箭技術研究院的中國運載火箭發射隊。我曾經作為發射隊黨委書記參加神舟三號、神舟四號的發射，火箭起飛那一剎那，從火箭技術研究院的領導到每個參試隊員，心都提到嗓子眼上：千萬不能出現任何閃失！雖然我們設計了兩套安全保障系統，我們衷心希望這兩套系統永遠不要起作用！試想，如果載人航天發射失敗了，不是火箭技術研究院在全國人民面前丟臉，而是中國人在全世界面前丟臉，這種政治壓力太大了！所以說，火箭事業是永遠失敗不起的事業，火箭人沒有退路，只能成功！

構築航天人才高地

跨越新的四大里程碑

《中國社會科學報》：航天人才隊伍建設情況如何？

李光亞：以中國運載火箭技術研究院為例，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們院有三大人才培養工程。一是「3200」工程，培養跨世紀三高人才。為什麼叫「3200」呢？就是三個「200」，200個領導管理人才、200個高級技術人才、200個高級技能專家。我們建立了資料庫，有嚴格的考核、具體的培養目標。「3200」工程取得了非常圓滿的成功。二是「2112」人才培養計劃。2000年以來，火箭技術研究院開始實施核心人才計劃。「2112」的含義：「2」即200名左右的核心人才，「1」即1000名左右的精英人才，「12」即1.2萬名的戰略儲備人才。這個計劃確立了「造就領軍人物、塑造知名專家、培養能工巧匠、推出市場精英」的核心人才工程建設思路，構築了由200名左右的核心領導人才、核心專業技術人才、核心技能人才、核心經營管理人才和出資人代表組成的人才高地（其中四類核心人才各50名），打造出1000名左右的精英人才方陣，拓寬了各類人才的成長通道，形成了不少於1.2萬人的人才戰略儲備。三是班組建設工程，這是火箭技術研究院人才培養的基礎工程。對班組建設的定位，最重要的成果是領導幹部的基礎工程建設，就是說，未來的所長、院長、各級書記，主要從班組長中產生。因為班組是一個組織的細胞，班組的活力有了，這個單位的活力才有。全院召開1800個班組長參加的動員大會，集團公司的副總、院長、書記都在會上講話，會後還組織培訓、評審等，班組長隊伍就這樣成長起來了。三大工程從戰略規劃層面決定了研究院人才工程的推進紮實而有效。

《中國社會科學報》：是的，人才決定未來。那麼，請您描述一下中國航天事業未來的宏圖。

李光亞：2030年之前，中國航天要在第一個50年的基礎上跨越新的「四大里程碑」。

第一，要完成國家空間站建設。其時間表是2022年到2024年，這一時間點正好就是國際空間站壽命終結的時間。現在網上輿論有一個說法是，人類即將進入只有一個國家空間站的時代，那個時代就是2022年到2024年中國的國家空間站建成之日。因為現在的國際空間站，嚴格來講不是一個國家的空間站，而是16個國家的國際空間站，這是我們必須要跨越的第一大里程碑。

第二，要完成中國人登月。2030年左右，我們要完成登月壯舉。我們國家的登月與美國有很大的不同，美國從20世紀60年代至70年代，一共有12位宇航員到達月球，但是後來就沒有下文了，無非是把美國的國旗插到月球上炫耀一番，無非是採集一些標本帶回地球，就無所作為了。而中國的探月登月工程確定了「三步走」的目標：第一步是探月，第二步是登月，第三步是要在月球上建立永久月球站，它的代號叫「月宮一號」。我們可以到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看看「月宮一號」的模型，非常震撼。「月宮一號」研製團隊負責人是首席科學家、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生物與醫學工程學院的劉紅教授，她帶領的團隊把人類的生命保障系統試驗成功了，以實現人類在月球上的生存，這個生命保障系統已經走在了世界前列。三位志願者在月宮一號模擬艙中封閉工作了109天，取得的人類生命保障系統數據很理想。2017年5月15號，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又啟動了更大的「月宮365計劃」，八位志願者入艙分批持續工作365天，進一步驗證這套系統。所以我認為，我國的探月登月工程跟美國人有很大的不同，我們最終追求的是建立永久月球站，在月球上開展一系列對於地球人來說具有開創性的工作。

第三，完成中國探測火星「兩步走」。第一步，2020年底，我們要完成火星探測器繞、落、巡，就是到達火星軌道要繞行，還要落到表面上，進行巡視，巡視後還要拍回照片；第二步，2030年底，我們要完成繞、落、巡、回，就是要採集至少兩公斤的火星標本帶回地球。這可是美國人目前還做不到的，他們的「好奇號」只能在火星上巡視和傳回照片。

第四，建成我們國家的北斗工程。2020年底要完成35顆衛星的發射，實現全球組網，徹底取代美國的GPS。北斗系統由35顆不同軌道的衛星組成，具有定位、導航、授時、短報文通信四大功能，是我國完全自主創新的成果，它不僅對我國國民經濟建設具有重大意義，還對我國做好軍事鬥爭的準備，打贏未來戰爭意義非凡。

作者：劉濟華 宋澤濱 任國鳳

原標題：傳承航天精神 築夢浩瀚太空——訪中國運載火箭技術研究院研究員李光亞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責任編輯：張卓晶 排版編輯：張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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