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高度就是20世紀中國藝術的高度
你的高度就是20世紀中國藝術的高度
文/汪振軍
2018年4月30日下午，我來到位於鄭東新區的河南省藝術中心（河南美術館）參觀了李伯安先生的畫展。
在此之前，早就通過媒體和藝術界的朋友聽說過他的名字，但印象還不是特別深刻，只知道他是河南的知名畫家，畫了一幅很有名的作品《走出巴顏喀拉》，在國內美術界反響很大，畫家本人已經去世20年，至今人們還在懷念他。
等到我進入展廳，一幅一幅近距離的看完，我的心中已經有了一種強烈的衝動，一定要把這位畫家推薦給大家，他的畫太好了，他是河南真正偉大的畫家！
當天晚上，我將李伯安的畫發到了微信朋友圈，並寫下了這樣幾句話：「李伯安先生的畫有著激蕩人心的力量，表現了歷經苦難與滄桑的人，依然堅守精神的信仰與追求。他以寫實而不是唯美、直面而不是逃避，反映人的貧困與豐饒、脆弱與堅強。正由於此，他成為我們這個平庸時代的偉大畫家。」
我之所以對這位畫家給予如此高的評價，不是因為他顯赫的地位，不是因為他耀眼的頭銜，而是因為他的畫，他的短暫而精彩的人生。
從他的畫來說，他是受過專業美術訓練的，他的畫有一定的技巧，但這並不是他成為偉大畫家的理由。我在展廳中看到一幅他上個世紀80年代畫的《少女》作品，不少人對這張畫表示讚賞。這幅畫也確實唯美，賞心悅目。但是，這不足為奇，只要是美術專業畢業的人，稍微用點心，都可以達到這種效果。但這代表不了李伯安的水平，真正代表畫家水平的，應該是他反映藏民生活的那些畫。那些畫不是唯美的，按一般人的理解，甚至不美。但這些畫能給你以強烈的視覺衝擊，而且這種衝擊力可以由形象抵達心靈——讓你震撼，讓你感動，讓你反思，讓你敬佩。讓你感覺到人的氣息，精神的力量，信仰的力量，堅持的力量，追求的力量。畫家筆下的藏民形象飽經滄桑、歷經苦難，臉上和額頭上的皺紋像刀刻一樣，貧困的物質生活和嚴酷的氣候條件，給他們留下了太多的印記。但他們的精神沒有因為環境變得萎縮，反而更加堅韌。你仔細看看他們那堅定的眼神，手裡的轉經筒和匍匐前去朝聖的身影，你會不由自主地受到精神的感染。
黃河是中華民族的母親河，巴顏喀拉是藏民心中的聖山，黃河發源於青藏高原，這不僅僅是一條自然的河流，而且是一條精神的河流。走出巴顏喀拉，預示著黃河不畏艱難險阻，奔騰向前。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水是至柔的，也是至剛至堅的。《走出巴顏喀拉》這121米長卷中的一個個人物，正是中華民族的化身！勤勞而勇敢，苦難而堅強。自強不息，百折不撓，正是中華民族精神的寫照！也正是因為這樣的畫，李伯安成為20世紀中國畫的代表人物。李伯安的高度就是20世紀中國藝術的高度。
然而，這樣一位偉大的畫家，生前卻寂寞無名。身後的盛名與生前的無名形成強烈的反差，已經成為今天大眾傳媒炒作的熱點。人們在關注他的盛名和作品的同時，確實需要反思一下我們這個時代的文化環境。當整個藝術界追名逐利之風盛行時，我們還需要不需要李伯安這樣的畫家？一個時代，不能總是為那些偉大的畫家逝去而留下諸多遺憾。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誰發現千里馬，愛惜千里馬，誰為千里馬提供賓士的場地？
李伯安是幸運的，因為他憑藉《走出巴顏喀拉》而一舉成名；李伯安又是不幸的，因為在他還沒有看到成功的時候就累得倒下了，永遠沒再起來。他生前所受的磨難與委屈都是常人難以理解的。以現在藝術界看人的慣例，他沒有強大的學歷背景，不是清華、北大、中央美院畢業的，只是一個普通的美術學校。儘管在改革開放後，35歲的他，也試圖通過考研究生來改變自己的命運，但兩次都失敗了。幾經周折才找到一個安身立命之處——在出版社做一個普通的編輯，總算有了一個職業，一個飯碗。但這也不足以成為他與美術界同行競爭的資本。及至去世，他也只是一個副編審和一個國家級美協會員。但李伯安好像對這些並不在乎，他更在乎的是畫畫。能畫出好畫，就是他最大的滿足。為了畫畫，他可以說是：「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他把繪畫當作自己的生命，除去繪畫，生命中再沒有更重要的事了。也正由於他一門心思撲在繪畫上，其他的事也就無暇顧及了。
作家李佩甫在《懷念大師》一文中寫道：曾聽人說，早年，伯安先生一直渴望著能有一間自己的畫室，可他沒有，他住的房子太小了，實在是放不下他那支筆。於是，為得到一間小小的、盼望已久的畫室，平時沉靜、木訥的伯安先生，竟然想出一個東方式的、民間化的解決辦法——離婚。在他心裡，畫永遠是第一位的。為了這間小小的畫室，在世俗社會裡，他甚至敢於捨去臉面。就這樣，他獨自一人背著鋪蓋卷搬出了家門，走出了溫馨，選擇了寂寞，在過了許久「單人抗戰」的生活後，才勉強佔有了一間小小的所謂的「畫室」。
讀到這樣的文字，讓人心痛。我們的社會給予那些真正想做一點事情的人關愛太少了。這是我們的罪惡，也是我們的恥辱！該關心的不關心，不該關心的卻給了很多。
傳說中的李伯安，面目清癯，身體孱弱，訥於言辭，為人和善，是典型的文人書生。以這樣的性格，又怎能應付你爭我奪的現實社會？怎能在現實社會中得到所謂的種種好處？李伯安可能知道自己的性格，知道自己只是一個普通的文人。能做的事，盡量去做。做不到的事，最好不會去做。也許，正因為此，他才將所有的精力用於創作，用於鑽研，用於他心愛的繪畫事業。他的退守又何嘗不是一種進取？退於莊子所說的「心齋」之中，才能有時間進入「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的藝術境界。「澡雪精神」才可能將他的精神、氣質、才華才全部融注於藝術，無問西東，無怨無悔。據說，他執意西行，義無反顧地畫，先受知於東瀛人西部基夫。西部基夫死後，受知於作家、畫家馮驥才。他什麼也不需要，只是欣慰於得到的鼓勵，便有萬丈豪情。所以說，他是退守的，也是進擊的。
他是柔弱的，又是剛強的。正如老子所言的「上善若水」，柔中有剛。平靜只是他的外表，剛強才是他的內心。在他生前，有一位畫商讓他按照要求畫一批畫，並給予不菲的報酬，由於不願委屈自己，他斷然拒絕了。在現在這個社會，當一個畫家的身價通過一平方尺幾萬塊錢來量化時，李伯安的決定顯得多麼不合時宜！但這就是他的性格，他的風骨！這使我想起馬克思所說的一段話:「作家絕不把自己的作品看做手段。作品就是目的本身。無論對作家或其他人來說,作品根本不是手段,所以在必要時作家可以為了作品的生存而犧牲自己個人的生存。」李伯安就是這樣一個為了作品的生存而犧牲了自己個人生存的人。這樣的人，在今天這個社會太少了。也正因為少，才顯得彌足珍貴！
人生如白駒過隙，轉眼間就成過眼煙雲，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追求和人生哲學。李伯安是一個對生命早已大徹大悟的人，生前幾次提到作家和藝術家的早逝。他似乎對自己的生命早有預感，但依然奮力前行，鞠躬盡瘁，直到最後一刻。西方哲學家海德格爾提出了一個非常有名的哲學命題：「向死而生」。死亡當然意味著一種終結或結束，但卻是一種與眾不同的結束。在海德格爾看來，人在直接面對死亡的過程中，內心才會產生一種存在意義上的緊迫感，才會懂得珍惜自己的生命，進而嘗試活出自身的價值。只有這時，人才真正清醒地認識到什麼是「本真」的自我，什麼才是「本真」的生活。對於熱愛生命的人來說，「死」似乎是有些悲壯、決絕，但「死」又何嘗不是一種「喚醒」和「重生」。放在整個宇宙的高度看，人的生命非常短暫，正如佛教所說的「如露亦如電」。既然意識到人生的長度不可改變，為什麼不在有限的人生中做自己想做的事。所以，「向死而生」是對生命的熱戀，是對有限人生的無限超越，是在似乎不自由而「命定」的人生中，追求精神自由的最大化，衝破現世的牢籠，讓生命綻放花朵，進入一種「詩意的棲居」（海德格爾）。因此，藝術是超越現實的，藝術家在一定意義上就是「超人」。理解了這一點，也就理解了李伯安，理解了西方的梵高和中國的徐渭！李伯安正是用生命最後的10年時光，換來了《走出巴顏喀拉》，他也因這幅畫超越了短暫的生命，獲得了永生！
20年前，李伯安去世時才54歲，那正是人生的盛年！20年後的今天，李伯安已經74歲，進入了人生的老年。如果在世，他會作何感想？然而，人生沒有如果，逝去的永遠不再回來。但無論時光怎樣流逝，在我們心目中都會記得有這麼一個人——李伯安；中國當代藝術史上都會記住有那麼一幅畫——《走出巴顏喀拉》。永遠的李伯安，永遠的《走出巴顏喀拉》！
願逝去的人安息，願活著的人珍惜！
願我們的生活華枝春滿，天心月圓！
2018年5月6日
編輯：劉軒軒 趙亞星
照片提供： 汪振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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