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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夜爆頭、當街手撕小三,他拍出了最不堪的中國

從 此 過 上 沒 羞 沒 臊 的 觀 影 生 活

電影派

Vol.1201

智利紀錄片導演帕特里克.古茲曼曾經說過:

「一個國家沒有紀錄片,就像一個家庭沒有相冊。」

相冊是一個家庭最美好、最難忘的回憶;

同樣,紀錄片也是人類對於生活的客觀記述。

令人難忘的,不只是那些雄奇的自然景觀,令人嘆服的歷史文化;

還有那些被時代裹挾的平凡人,他們的生活同樣值得被記錄。

說到這兒,就不得不提起中國的獨立紀錄片。

這些紀錄片導演們,經常把關注的焦點,定格在我們生活中的平凡人。

而派爺今天要說的這部片子,同樣描繪了一副平凡人的眾生相——

《厚街》(2002)

片子的導演周浩,寶寶們一定不陌生。

憑藉《棉花》、《大同》兩部片子,他連續兩年拿下了金馬獎的最佳紀錄片。

今年夏天即將舉辦的第12屆FIRST影展,周浩也會以評委的身份參加。

眾多導演中,周浩可能不是藝術成就最高的那個,但一定是最會打交道的那一個。

上能和市長、書記搞好關係,下能和毒販交朋友。

警察局、急診室,都是糾紛最多的地方;

他卻能在裡面,捕捉到最真實的畫面。

而這部《厚街》,正是他成為紀錄片導演的處女作。

2001年,周浩還在報社擔任攝影記者。

組裡做了一檔關於進城務工者的專題;

周浩看到了同事們關於厚街的報道,覺得很有意思,於是想去厚街看一看。

從此,便開始了他和記錄片的不解之緣。

厚街,並不是一條街,而是隸屬於廣東東莞的一個鎮區。

雖然地方不大,但它的繁榮程度絕對超乎你的想像。

一年的經濟總量超過300億,是「廣東省中心鎮」、「全國百強鎮」。

改革開放的浪潮,讓厚街成為資本最先湧入的地方。

台灣商人在這裡投資建廠,早期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在此聚集。

這也吸引了大批外地人來此打工。

厚街的戶籍人口是10萬,而外來常住人口則是這個數字的三倍。

俗話說,有人的地方,就會有江湖。

厚街就像一個小江湖,魚龍混雜。

對進城打工的人來說,工廠附近的出租屋,成為了他們進入城市的第一個落腳點;

也是他們遠離故鄉後在千里之處,建起的另一個家。

厚街將鏡頭對準的,就是一座編號「No.4432」的群租房。

住在這裡的,什麼人都有。

工廠工人,二房東,算命先生,妓女,接生婆,無業游民,等等。

這樣的地方,發生什麼事情都不算稀奇。

路上躺著一個人,據圍觀群眾們說是被人打了。

為什麼被打?因為他是個搶劫犯。

搶手機未果,被人打倒在地。

120來了,醫生們檢查後,判斷這個人沒什麼大礙。

但是他只是趴在地上,問他話也不應聲,說什麼也不起來。

於是醫生姐姐靈機一動:

「趕快起來,爬到車上,要不然人家一會又來打你了。」

終於,男人爬起來了,踉踉蹌蹌地去了醫院。

圍觀群眾也因此發起了牢騷。

外地人的湧入,對當地的治安造成了很大的影響。

大半夜裡,流血事件經常發生。

兩伙人酒後動起了手,把一個人腦殼打破了。

房東急忙把受傷的小夥子,送往醫院。

小診所看到滿臉是血的男子,生怕對方送進來,趕快招呼大爺送大醫院。

除了小夥子打架,女人街頭撕B的事,也時有發生。

朱莫愁是個算命先生,帶著小他近20歲的情人秀秀搬進了出租屋。

該巧不巧,他的前妻也在厚街打工。

兩個人說起離婚,互相埋怨。

前妻說朱莫愁太花心,男人說女人不回家。

但感情這件事,是說不清的。

誰對誰錯,只有他們倆自己清楚。

前妻看到秀秀,更是氣不打一處來。

就在秀秀想要回老家那天,前妻在大街上和秀秀廝打在一塊,場面十分難堪。

但對那些圍觀的群眾來說,這不過是厚街上,又一個熱鬧罷了。

人群散去,生活還要繼續。

在狹小的出租屋裡,這個房間住著妓女和她無業的男友;

那個房間住著王叔叔和帶孩子的寡婦,兩個人搭夥過日子;

你家的煤氣罐著火了,他家的二孩出生了;

生活雖然有很多磨難,但是他們每個人都在努力生活。

911之後,許多工廠因為生意不景氣而倒閉,也辭退了許多工人。

年輕人們背上行囊,去往了下一個「厚街」,開啟他們新的生活。

這部《厚街》,周浩選擇了和《差館》、《急診室》相同的群像表達;

圍繞著一個地方,記錄一群人的生活。

其實這樣單純客觀的記錄,除了展示他們的生存之苦之外,並不能改變這個群體的命運。

但如同周浩所說:

「表面上我們拍這種片子,好像也沒有什麼作用,但實際上這種作用是潛移默化的。」

只有更多的人知道了他們的生活現狀,才會有人去關注;

關注的人多了,改變自然會發生。

《厚街》這部紀錄片距離現在,已經過去了十多年的時間。

厚街在發生著變化;

在那裡生活的人們,進城務工人員的待遇,同樣也發生了變化。

所以也有不少人期待著,周浩再回到厚街,拍一部續集;

看看現在那裡的人們,生活是什麼樣的。

國產獨立紀錄片的最大魅力,就在於此。

它給了我們一種渠道,去關注那些生活中不被關注、甚至是已經被遺忘的那些人。

從王兵的《鐵西區》到張贊波的《天降》;

從徐童的「遊民三部曲」到王久良的「垃圾」系列;

從陳偉軍的《生門》到今年奪得金馬獎馬莉導演的《囚》;

中國從來不缺少良心的獨立紀錄片,更不缺少良心的獨立紀錄片導演。

《三十二》、《岡仁波齊》票房成績創紀錄;

讓許多人看到了獨立影片走向院線的希望;

但是賺錢的,終究還是少數。

大部分的導演,依然只能掙扎在溫飽線上。

有這樣一個段子,據說陳曉卿曾經和法國紀錄片導演雅克·貝漢交流過,為什麼拍紀錄片的人都窮。

雅克·貝漢回答,有一對常年在非洲拍攝動物紀錄片的夫妻,就是千萬富翁。

怎麼做到的?原因很簡單,因為他們原來是億萬富翁。

看似是個段子,背後卻滿是紀錄片人的憂傷。

大多數獨立紀錄片的變現方式,都依仗著電視台買斷和私下放映活動。

有知名作品的,可以拿到投資;

而年輕導演們不僅賺不到錢,有時還可能要搭錢。

他們只能等空閑的時候,接點廣告宣傳片的私活,來維持生活這樣子。

有調查顯示,近四成的獨立紀錄片導演,仍然處於收入較低的水平。

不少人迫於現實壓力,選擇了改行。

君以國士報我,我卻未以國士待之。

中國獨立紀錄片,從來不缺少好導演,不缺少好觀眾,更不缺少好題材。

真正缺少的,是對國產獨立記錄片的支持和幫助。

或許,這才是最大的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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