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到底該怎樣紀念你們？
奶奶看我長大，她去世的那個晚上，我從北京一路趕回濟南，還是晚了20分鐘。她就像睡著了，我站在她的病床前，把右手輕輕放在她的頭頂，左手拉著她的手指，體溫尚在，一如我小時她無數次哄我入睡一樣。此刻，她就像一個小嬰兒。我閉著眼睛，沒有掉一滴眼淚，沒有發出一絲聲響。這樣靜靜地過了很久，時間彷彿凝固了，頭腦卻飛速閃過的她樣子，蒙太奇一樣的片段，歷歷在目。工作人員把她運走前，我是這個世界上最後一個親吻她的人。
從此她永遠住進了我的心底。
……
大悲息聲。
十年前的現在，近十萬人不曾想到，他們的生命僅剩三十多個小時。十年後的現在，他們的家人不曾想到，時間可以帶走很多，唯獨帶走不了這十萬親人：少年永遠是少年，老人永遠是老人。
死亡剝奪了時間的特權，死亡讓他們以最後的模樣獲得了永生。
隆重的紀念都是給別人看的，安靜的紀念不分日子，只在心底。
紀念這一天，絕不是看他們的親人過得有多好，再好也不一樣了；絕不是看他們永遠看不到的新房建得有多好，再好也無法替代那些廢墟和瓦礫。
興邦的道路有很多，唯獨不願承受走多難興邦這一條。
看過了那麼多紀念報道，很鼓舞，很欣慰，但也很悲傷，很惋惜。個人層面，紀念最合適的打開方式是心底的追思和懷念；公共層面，紀念走過程序性的章節之後，最重要的則是要探討如何避免悲劇的重演。
中國是地震多發國家。環太平洋地震帶，青藏高原邊緣的地震帶，以及其他小版塊之間的地震帶上居住了數以億計的人口。從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甘肅古浪和馬堡地震，到六七十年代的邢台和唐山地震，再到21世紀以來的汶川、雅安和玉樹地震，都造成了巨大的人員傷亡，數萬數十萬人並不鮮見。
同樣是地震多發的日本，在1923年的關中大地震後啟動了全國系統性的防震抗震工程，從建築物選址和建設，到地震預警和救援，都做到了極致。以至於這個地震最多的國家確實世界上地震死亡率最低的國家。1995年1月17日凌晨5點46分7.3級的阪神大地震是關中地震後日本發生在大都市地區（大阪人口250多萬，神戶人口150多萬）的最嚴重的地震，最終造成人員死亡6400多人。
汶川地震過後的這十年正是中國城鎮化飛速發展的十年。數億人口湧入城市，在中國這個數千年的農業大國，城市常住人口第一次超過農村。在一個地震頻發的國家，人口的高度密集帶來的一個迫切挑戰就是如何降低地震死亡率。
在過去十年，面對如雨後春筍一樣拔地而起的樓群，我們必須捫心自問的是：動輒百萬千萬的房產建築質量如何？那些分布在地震帶上的城市群是否在規劃、建設和設計中體現了抗震減震的標準？那些生活在地震帶上的居民是否從小接受有強烈的防震救災能力和意識訓練？學校醫院這種公共建築的建築質量到底能不能經受地震的考驗？政府為低收入群體建的保障房質量如何？
數據顯示，2017年中國超過美國成為世界上摩天大樓最多的國家。2020年中國摩天大樓總數將達到1300多座，80%集中在中小城市。多少中國人，尤其是官員思想深處，摩天大樓是現代化的象徵，但在一個地震大國，在城市建設中堅定地走摩天大樓的路線，是否考慮到災難這一強制底線約束？
毫無疑問，中國世界上在短時間內實現最大動員規模，最高動員效率，最準確動員投放的國家，這是我們的制度優勢。中國也是世界上能夠在最短時間內實現大規模災後重建的國家。但這些與我們平時就加強防災減災建設、培訓和教育並不矛盾。遺憾的是，在過去十年，中國並未因一次次地震而在這些方面表現出突破性的決心和行動。
很多城市表面光鮮，地下管網落後，一場大雨就看海。這樣攤大餅建起來的新城在遇到嚴重自然災害時到底是人的避難所還是葬身之地？
一個人的紀念是為了親人，一個國家的紀念應當著眼於如何避免下一個汶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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