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軍寧失武漢也要圍安慶，軍事首腦的堅定意志是安慶之圍的關鍵因素

原標題：湘軍寧失武漢也要圍安慶，軍事首腦的堅定意志是安慶之圍的關鍵因素

湘軍在曾國藩、胡林翼(鄂軍)領導下，穩定湖南，佔據武漢後，亟謀將勢力推進到江西和安徽。以上制下，穩紮穩打，逐步推進，是湘軍對太平軍作戰的總的戰略方針。湘軍悍將李續賓率部取得了圍殲太平軍林啟榮部於九江的重大勝利後，驕兵冒進，終於招致了年底全軍覆沒於三河鎮的重大失敗。

三河敗潰之役，使湘軍"元氣盡傷，四年糾合之精銳，覆於一旦"，驕兵輕敵之風為之一掃，士氣低落，不敢言戰。胡林翼受命於敗亡之際，復出視事，首先撫恤敗殘，整頓營伍，調整統兵將領，召募新兵，抓緊籌餉，重點在斂兵養氣，增強作戰能力，同時與曾國藩等湘軍首腦反覆檢討軍事形勢，重新磋商並決策戰略方向。

曾國藩

軍事形勢包括在戰場上爭戰的敵我雙方。就"我"而言，同太平軍作戰的清兵又分湘軍和清政府的經制之兵--綠營。10年來，綠營兵同太平軍作戰無慮千百次，卻很少在重要戰役中獲勝。太平天國在南京建都後，軍鋒所向，幾無對手，統治地區日漸擴大，活動範圍愈益寬泛。但是，在太平軍第一次西征過程中，卻碰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敵人--並非國家常備軍的湘軍。

事實證明，湘軍是太平軍的真正勁敵，在它同太平軍作戰的早期戰爭經歷中，雖然失敗不少，損失慘重，但不乏在重要戰役中戰勝敵人的戰例，並實現了將太平軍逐出湖南、湖北和江西的願望，不僅在太平軍的西線戰場上構築起了一道堅固的屏障，而且為湘軍進一步實施東線作戰提供了可靠的後方基地。雖然經歷三河之役的慘重失敗，整頓之後，湘軍仍具備頑強的戰鬥力，是清朝其它軍隊無法比擬的。

胡林翼為請求支援軍餉寫給陝西巡撫的信中報告說："所自信者，此軍人才殄於三河，志氣骨力或遜於前，規模肅括，資地朴謹，尚較東南各省為優。數力(月?)之後，仍可奮發有為耳。"

此信是寫給外人的，比較謹慎。

寫給自己人的信，就直率多了。如給李續宜的信："天下兵將只靠吾楚耳!"給曾國荃的信："滌丈當羅網高張，取天下之英才而盡羅致之。兵則暫時必應以楚人為倡，為綱領耳。"這就明確道出了湘軍以鎮壓太平軍為己任的氣概，也表明，湘軍將帥對綠營兵是不屑一顧的。"國家養綠營兵五十餘萬,二百年來所費何可勝計?今大難之起，無一兵足供一割之用"，教訓實在太深。"天下皆須兵之地，天下無帶兵之人"，胡林翼對此大發感慨。

安慶之役形勢

就"敵"而言，太平軍後期的主要統兵將領，在曾國藩、胡林翼看來，只有踞守皖北安慶、桐城一帶的英王陳玉成勇敢善戰、知兵有方，可作對手，其部將劉瑲林頑強敢拼、能打硬仗，最為曾國藩讚賞；其次能戰的是侍王李世賢、輔王楊輔清、堵王黃文金，比較起來，忠王李秀成戰鬥力最弱；璋王林紹璋、玕王洪仁玕最不受重視。

至於翼王石達開，在與湘軍的早期作戰中曾叱吒一時，自分兵遠擾以後，失去了對全局的威脅，已不為湘軍所看重。這種從戰爭實踐中得出的觀察，大體上是可信的。對太平軍來說，打綠營是他們的拿手好戲，無論是正面突擊還是出奇制勝,往往能取得輝煌的成果。不論是江北大營還是江南大營，都一再被擊破，以致不能恢復建制；其它督撫提鎮所轄的綠營兵，簡直不在話下，太平天國每次擴地增城，都是在擊敗綠營後取得的。但是他們與湘軍作戰，就不那麼應付裕如了，有時候免不了要觸霉頭。根據湘軍的經驗，陳玉成最怕多隆阿，李秀成最怕鮑超。

戰爭的結果說明，多隆阿、鮑超確是陳玉成、李秀成的剋星。在三河之役中大獲勝仗的陳玉成本應揮勝利之師，將湘軍逐出皖境。但陳玉成、李秀成二軍在收復太湖後就無法前進，因為多隆阿扼守宿松，鮑超踞守二郎河，勝利之師在多、鮑守軍面前又變成了敗軍。胡林翼聞訊後說："賊不能乘我軍氣奪，并力襲我，吾知其無能為矣"。李秀成在自述里對此也直認不諱。

事實上李秀成直至被俘後還對鮑超心有餘悸，在被問及"十一年秋，爾兵至鄂省南境，更進則武昌動搖，皖圍撤矣，一聞鮑帥至，不戰而退何耶"時，回答說："先欲救皖，後知皖難救，又聞鄂兵強，故退，抑天意耳。"又回答李鴻裔的問話說："鮑軍之衝鋒猛戰，曾軍之穩練不搖，多軍之應變善戰，皆賊中所憚。"湘軍、綠營和太平軍的狀況如此，則湘軍和太平軍之間的決戰遲早要到來。

就湘軍說，李續賓精銳之師雖敗殘不堪，但多隆阿、鮑超統部均完好無損，正盤踞在皖鄂交界地帶，虎視著皖南北。一方面，他們要雪三河敗潰之恥，另方面，湘軍以奪取太平天國首都天京自任，而奪取安慶則是進軍天京關鍵性的一步。就太平軍來說，安慶是保障天京安全的鎖鑰，所謂"安慶一日無恙，則天京一日無險"確是不易之論。二破江南大營之後，太平軍闢地拓疆，穩定了東部戰線，回師西向，解決安慶的保障問題，也是勢所必然。

陳玉成畫像

湘軍決心組織安慶戰役，據曾國藩說，創其議者是身任湖北巡撫的湘軍另一首腦胡林翼。按胡林翼的說法，湖北決心謀奪安慶，從咸豐七年就開始了。那時確定的戰略方向雖是正確的，但由於戰爭經驗還不夠豐富，對太平軍的戰略戰術手段缺乏深刻認識，又受總的戰爭形勢的制約，迄未取得重要進展。

咸豐九年正月，胡林翼再次提起組織安慶戰役問題，即所謂三路謀皖。這大約就是曾國藩所說"其謀始於胡林翼一人"的那一次。經與各方磋商，並在同年八月與曾國藩會商於黃州，方才作出了四路謀皖的戰略決斷。

總的計劃是：組織馬步精兵5萬人(水師在外)分四路直搗皖北。一路由曾國藩率領，由石牌進圍安慶；一路由李續宜率領，從鄂東北出兵，阻遏太平軍從六安、霍山、商城、固始一帶內犯；一路由多隆阿、鮑超率領，從太湖規潛山、桐城；一路由胡林翼率領，居中策應，從英山、霍山會於桐城。這個計劃隨著軍事形勢的變化有所改變，特別是太平軍佔領杭州後，清廷不得已授予曾國藩署理兩江總督重任，令其進援浙江之時。曾國藩率鮑超等部進入皖南祁門，擬分三路對敵：一路濱江，一路駐祁門、寧國、徽州山內，一路駐贛東北廣信、貴溪一帶，擺出了進援浙江的姿態，實際上是在江南牽制、吸引李秀成、李世賢、黃文金、楊輔清等部太平軍，以保證江北兵力的展開，促成安慶戰役作戰計劃的實現，當然也含有分散浙江太平軍勢的意義。

因此北岸兵力不敷，四路謀皖變成三路謀皖：由曾國荃統曾國藩原統人馬一萬多人進圍安慶為一路，由多隆阿統所部萬餘人進扎桐城挂車河、李續宜統乃兄殘部及新募之軍萬餘人扎青草塥為二路，由胡林翼所部成大吉、金國琛、余際昌萬餘人分駐潛山天堂、羅田松子關、霍山黑石渡為第三路。

胡林翼老營駐太湖，居中策應。胡林翼預料："非三路分進，終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枝枝節節而為之，吾恐三四年未必成功。而水陸將領精力盡疲，英華衰歇，是欲速而反遲也。若蓄勢審機，駐兵於賊所必爭之地，使賊欲不戰而不可得，則一半年之後，城邑可盡復，是似遲而實速也。"這個計劃是經過精心謀劃而後作出的，是符合戰局發展和戰術原則的。戰役的展開及結束證明它是正確的。

胡林翼、曾國藩對這種部署是滿懷自信的。他們認為自己具備了打勝這次戰役的主觀條件。胡林翼致庄蕙生函中分析說："同人之和，揆帥之德，天下疆吏，無此遭逢，且兵精吏飭，蒸蒸言上。天下巡撫之安穩，豈能更有第二哉!"這是說參戰的將領們是團結一心的，湖廣總督官文是支持和配合的，兵氣高漲，官吏盡責，這種內部條件，是其它面對強敵的封疆大吏們不具備的，消滅太平軍捨我其誰呢。

咸豐九年八月作出會戰安慶的戰略決策以後，政治、軍事形勢不斷發生變化。每一次重要變化都可能動搖安慶圍城的決策。這對安慶戰役的決策者無疑是嚴重的考驗。我們且來分析一下咸豐十年、十一年出現的幾次可能動搖決策計劃的情況。

咸豐十年二三月間，太平軍在李秀成率領下奔襲杭州成功，旋迴師天京，運動殲敵，在陳玉成配合下，再破江南大營，佔領蘇常，朝野震動，清廷命曾、胡救援江浙。朝命所在，對新近署理兩江總督的曾國藩無疑是一大壓力。這時湘軍剛剛經過苦戰奪取了太平軍的重要據點太湖、潛山，正在休養兵力，並按預定計劃分兵進入陣地，安慶已被包圍。曾國藩從安慶戰役關係全局考慮，堅決表示湘軍「不能救援下游」，"仍以進攻安慶分搗桐城為上策"，只有待安慶取勝，"然後有餘力兼謀下游"。他並奏明朝廷，力陳安慶不能分兵的理由，指出要救援江浙，也要先克安慶、蕪湖，"庶得以上制下之勢"，結論明確："安慶一軍目前關係淮南之全局，將來即為克服金陵之張本。此臣反覆籌思，安慶城圍不可遽撤之實情也"。朝命當前，敢於依據戰局發展，力陳與朝命不同的戰略方針，沒有相當自信和勇氣是不能為此的。湘軍以外的其它各省督撫和帶兵大員，無此膽略，當然只能在太平軍進攻面前狼狽奔竄了。

十年八九月間，英法聯軍逼近北京。咸豐帝奕詝北狩熱河，途中諭令曾國藩等率兵北援。率部北援與圍困安慶構成一對尖銳的矛盾。當時的形勢是：聯軍打入北京，逼訂城下之盟，"北援是君父之急難，不敢不遵"，"北援理也"；據情報，太平軍即將全力西征武漢，以解安慶之圍，涉及到兩湖江西的安全，涉及到安慶圍困是否能堅持下去，涉及到奪取安慶、奪取金陵的戰略方針的實現，"保江西兩湖三省，勢也"。在"理"與"勢"之間，"求不違乎勢，而亦不甚悖乎理"，成了曾、胡等人焦思苦索、反覆籌商的關鍵所在。以此為指導，尋求兩全之策，只能是：北援"但明奔問官守之義，不求補救全局之策"，"雖無裨益於北，而猶不掣動南三省之全局"，顯然全局在南而不在北。事實上，聯軍已近北京，即使率兵赴援，也是緩不濟急。曾國藩在九月初六日拜折朝廷，表示由曾或胡二人中選派一人北援，究竟何人前去，請求朝廷明示。按曾的估計，"如蒙派出，則十月即須成行"。實際上，此折發出後五天(尚在途中)，中英北京續增條約就已簽訂，北援自然無須成行，奪取安慶的戰略方針終於堅持下來了。

最可能動援安慶圍師的是太平軍從南北兩岸夾擊武漢的軍事行動。此舉聲勢磅礴，足可威脅安慶圍城之軍，使湘軍首腦們策劃的謀皖之術功虧一簣。這種壓力來自軍事形勢的發展，而不是朝廷的命令，不是虛幌一槍可能濟事的。

從咸豐十年九月到十一年五月，由於軍事形勢格外緊張，考慮安慶撤圍問題大約有三次之多。第一次在十年九月。由於太平軍李世賢、楊輔清、劉官方等部在皖南積極活動，佔領廣德、寧國、徽州等府州，弄得曾國藩在皖南幾無立足之地。曾國藩一再呼籲援兵，其弟曾國荃顧慮到乃兄的安全，想撤安慶圍師。胡林翼不便反對，表示"如滌帥嫌南岸兵少，可以沅圃萬人調去，北岸不須沅圃也"，言詞間有不平之氣。因為陳玉成在北岸已開始活動，北岸已成緊張情勢。由於曾國藩季弟曾貞干堅決反對，曾國藩表示："季弟不欲撤安慶之圍，此是至當之論，吾亦力持此議"，才把這次議論擱置起來。

曾國藩另在致曾國荃的信中強調指出："安慶不宜撤圍，此人人意中所有之事。普天下處處皆系賊佔上風，獨安慶一城系賊下風，豈肯輕易撤退?"這是對敵我雙方總的軍事態勢的清醒估計。

從全局來說，太平軍從二破江南大營後，佔有蘇南及浙江大部分地區，在蘇北可自由活動，在皖南北有雄厚勢力，太平軍在軍事上似呈上升趨勢。只是在安慶周圍地區，由於湘軍集中了主力，太平軍主力東調，形成被動局面。湘軍抓住了安慶這一關鍵的戰略地帶，力圖變局部優勢為全局優勢。

從這點說，堅持安慶合圍，帶有明確的戰略意圖。第二次在十一年二月。這時陳玉成大軍直趨湖北，占黃州府，進入武漢外圍,湖北省城頓呈瓦解之勢。因湘軍主力已集中在安慶、桐城一帶，武昌、漢陽、黃州附近本無兵勇，胡林翼恨自己"笨人下祺，死不顧家"，忙向曾國藩表示"謀之不臧，願任其罪"，急調李續宜一軍自安慶附近回援湖北。

曾國藩認定，太平軍分路上犯，其意無非援救安慶。只要安慶圍師堅不動搖，不論武漢失與否，陳玉成必定要回援安慶，做好了寧失武漢，不動援安慶圍師的準備："江夏縱失，尚可旋得，安慶一弛，不可復圍，故餘力主不弛圍之說。"這次由於敵人方面取武漢以救安慶的戰略思想不堅定，戰術錯誤，武漢未曾失守，安慶緊張形勢才鬆弛下來。第三次在十一年四月。陳玉成率師回援安慶，在集賢關外赤岡嶺駐紮四壘，以悍將劉瑲林為首，在關內菱湖中空地帶築壘十三座，直接威脅曾國荃、曾貞干兄弟圍安慶之軍。鮑超、曾國荃分別進攻關外關內太平軍營壘，一度受挫。

這次輪到曾國藩首先提出弛圍建議了。他考慮到乃弟安全，耽心多隆阿、鮑超打不贏陳玉成，敦勸曾國荃考慮"退兵弛圍"之計，說："若不弛圍，而足以全軍又無後患，上也，……若不弛圍而不能全軍不免後患，則又不如弛圍之尚可偷安旦夕。"這次是曾國藩的意見遭到了反對，不僅曾國荃不同意，胡林翼也不同意。胡林翼的意見很明確："滌帥……欲撤安慶之圍，元圃不應，厚庵恐亦不應。……今湖北江西已吃大虧，忽又撤圍，殊屬不值。"以上情況可見，不管如何艱苦，湘軍首領們都把對安慶的包圍堅持了下來。奪取安慶的戰略思想，體現在對安慶實施包圍、以及集中主力於安慶附近的戰術思想的堅持之中。

沒有這種戰術原則的正確堅持,戰略構想的實現是不可能的。以此反觀太平軍，正是在這關鍵點上吃了大虧。是否能在戰役最艱苦的時刻堅持預定計劃，等待並促成戰局有利於我的變化，是對軍事首腦意志的一種特殊檢驗。

編輯 |胡一舟 別畢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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