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本聰和他的去中心化思潮
區塊鏈最近很火，春節期間的【3點鐘區塊鏈群】讓區塊鏈進入大眾視野，加之之前網上炒的沸沸揚揚的土豪花200萬（幾百個比特幣）包下城市自媒體頭版祝福前任的新聞，且不論是不是炒作，這回比特幣算是徹底火了。
區塊鏈是什麼？
一個去中心化的分散式賬本。這個去中心化的概念吸引到了我。於是我特意去了解了一下比特幣的創始人-中本聰。
比特幣創世論文的語言，顯得格外冷靜和去政治化，文中沒有出現政府或主權的字眼，甚至僅將比特幣描述成一個區別於傳統金融的支付系統；但是，中本聰在比特幣的創世區塊里留下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
The Times03/Jan/2009 Chancellor on brink of second bailout for banks。（翻譯：《泰晤士報》，2009年1月3日，財政大臣正站在第二輪救助銀行業的邊緣）。
儘管，比特幣創世論文問世時，密碼朋克們已經過了鼎盛期，由創始人之一John Gilmore在2001年宣布解散；但是，在最初由中本聰註冊的比特幣網站上，密碼朋克Wei Dai提出的b-money被稱為是比特幣的精神先導。
似乎，中本聰在刻意地迴避與密碼朋克們的聯繫；似乎，中本聰在委婉地表達對密碼朋克們的敬意。比特幣去中心化的特性，真切地呼應了密碼朋克們的追求：用密碼技術保護個人隱私，不受其它人、或者政府的侵犯。
這一意識傾向在TimothyMay的《加密無政府主義宣言》和Eric Hughes的《一個密碼朋克的宣言》中有充分的體現。相比而言，Timothy May的觀點更為激進：
「國家必然會試圖減緩或阻止加密技術的傳播。但是，這並不能阻止加密技術的無政府主義擴散。團結起來，除了帶刺的鐵絲網，我們沒有什麼可失去的。」
Eric Hughes說：
「在信息時代，對於開放的社會，個人隱私是必需品。個人隱私要受到普遍的保護，它就必須成為社會契約的一部分。人們必須聯合起來為了共同的利益來推動密碼技術的發展和應用。」
比特幣為首的加密貨幣從一誕生開始就預想到未來的路很曲折，它們在政治的邊緣努力地掙扎。
密碼朋克們的理想
密碼朋克們充滿激情的宣言里，透露著熱切的無政府主義理想。在中國的話語體系里，「無政府主義」從來都不是帶有褒揚意味的詞語，甚至連中性詞都不能算。
在西方，「無政府主義」淵源來自，深深根植於霍布斯、洛克、盧梭等民主鬥士的自由理念里。只不過，與自由主義者從同一起點出發，無政府主義者並不認同：政府可以通過某種方式，成為自由的保障。
無政府主義者主張「對完全自由的捍衛、及對政府的徹底否定」，但是他們的思想，與自由主義有著本質的同源性。自由主義政治哲學的代表人物，諾齊克、布坎南和哈耶克的著作《無政府、國家與烏托邦》、《自由的限度——在無政府與利維坦之間》、《自由秩序原理》也強有力地支撐了無政府主義的諸多觀點。
諾齊克論證了優先於利益的絕對權利，認為任何人都永遠沒有資格侵犯個人權利，不管是出於什麼理由，包括政府在內。
哈耶克「自生的社會秩序」則透露了：在無政府狀態下，沒有政府而獲得秩序是可能的。
自由主義是什麼？一種政治信念？一種意識形態？一種社會體制？一種生活方式？
1973年，哈耶克在為義大利《新世紀百科全書》撰寫「自由主義」詞條的時候，就已經遭遇到這樣的困窘——「自由主義」一詞現在正以各種不同的含義被使用著，而這些含義，除說明它對新思想的開放性之外，幾乎沒有任何相似之處。
這些新思想包含著一些同自由主義在19世紀和20世紀初所表示的本初含義截然相反的東西。」
儘管哈耶克這樣描述自由主義的混亂，我們仍可循著自由主義發展的時代印記，追尋其代表人物的觀點，梳理出自由主義的基本訴求。學者們普遍認可洛克創始了古典自由主義，但這並不意味著突然有一天，洛克的腦海里就出現了體系完整的古典自由主義。
事實上，隨著政教分離、宗教改革、文藝復興的興起，憲政制度的萌芽、大批受啟發的教徒已在等待古典自由主義的召喚。
1746年，英國一個社會團體發表了《痛斥一切暴君》。這說明，早於古典自由主義，自然法、個人權利、財產私有、權力制約等理念，已經逐漸成熟了。基於此，洛克提出：
個人權利來源於神聖的自然法，政府法律如果與個人權利相違背，個人有權利不遵守；政府權力來源於人民，人民仍保留撤回這一授權的權利；個人自由依賴於私有財產權。
從洛克的古典自由主義原點出發，以羅爾斯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探討了人的平等，主張個人平等地擁有最廣泛的權利，政府應該公平分配資源，保證個人平等的實現。
自由主義的思想在經濟學界也不乏追隨者，比如奧地利學派、芝加哥學派、公共選擇學派和新制度經濟學派。
自由的理念自始至終貫穿在哈耶克、弗里德曼的基本思想中。他們認為，市場是最有效的資源配置手段，政府干預會扭曲資源配置，主張有限政府。
權力制約的思想在布坎南、諾斯的理論中也體現得相當充分。布坎南認為，人都要追求個體利益，憲政要解決的問題是如何引導個體自利實現社會協作，主張權利的監督和制衡。諾斯認為，西方社會的成功源於一套社會規則控制了政府權力濫用，這些規則就是制度。政府應該明晰產權，保護契約執行，促進市場競爭。
個人、市場、有限政府、權利制衡，在不同的時代，這些關鍵詞反覆出現在自由主義的政治哲學裡，無不體現著自由主義追求憲政的政治理念和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
自由主義學者福山在其《歷史的終結及最後之人》一書中宣告，一個普遍認同自由主義理念的時代的來臨，是人類意識形態發展的終點和人類的最後一種統治形式，並因此構成「歷史的終結」。
在福山的世界裡，自由主義居然是以終結者的身份出現的！這會不會太誇張了？且不說數百年間，自由主義跌宕起伏的命運，以及演化出來的眾多撲朔迷離的流派，在一個如此多元化、如此複雜化的現代社會，怎麼還能像古代社會一般，通過一場政治運動、一次思想洗禮就能達成統一共識，找到終極答案？難道我們的世界已悄然發生了變化？
全球化的社會結構
工業革命之前的經濟生活，在英國神父托馬斯·馬爾薩斯的分析中描述得十分悲觀：人口以幾何級數增長，而穀物以算術級數增長，人均穀物產量只會下降。長遠看，農業生產跟不上人口增長，人口過剩的最終解決方案還得靠饑荒、疾病和戰爭。現在看起來，這種觀點顯得有些可笑，但它卻可以作為理解前現代社會的基礎。
馬爾薩斯的世界裡，技術進步不可預測，發生時間的前後往往有很大間隔，當時的經濟增長基本是粗放型的。儘管總體的人口和資源有所增長，但並不在人均的基礎上。在近乎零和的世界裡，人們想增加財富，最好走政治途徑來掠奪：享有強制權力的人可以徵稅，其他人可以動員社會成員去攻擊和偷竊。
考古學家斯蒂芬·勒布朗指出：史前社會中的戰爭和暴力不斷，原因就在於人口老是超越環境的支撐能力。換言之，人們寧願打仗，也不願意挨餓，國家正好提供了一個有效的實現途徑。軍隊和警察是戰爭和政府的資源，又可以保障統治者掌權。通過征服或徵稅獲得的資源也可轉換成強制能力。
國家的強制能力需要合法性。在大多數馬爾薩斯的社會，合法性以宗教的形式出現。古代中國等政教合一的國家，從其控制的宗教權威那裡獲得合法性。基於宗教的法治社會，宗教將合法性賦予獨立的法律秩序，後者再向國家頒發批准。
可見，馬爾薩斯社會中的成員多有惰性，政治權力創造經濟資源，後者反過來創造更為強大的政治權力。這個過程自我循環，直到對外擴張遇上物質上的極限或碰到另一個強大的經濟體。
在馬爾薩斯的世界裡，變化的來源相對有限，動員新的社會群體會有諸多限制。技術發展也限制了思想的遷徙和傳播。只有佛教穿越了喜馬拉雅山脈，抵達中國和東亞其他地區，其他制度大多困頓於自己的出生地。秦始皇發明國家的消息，從沒傳到羅馬共和國領袖的耳朵里。歐洲、中東和亞洲的法律傳統都自我發展，很少相互影響。
比如，公元前3世紀的中國由很多小國組成，最後鞏固成單一的龐大帝國，而歐洲國家體系雖也有兼并鞏固，從中世紀末的400個主權政治體降至一戰前夕的25個，卻從來沒有見到單一的歐洲大國。也許有地理、文化和領導人的因素，但是最直接的原因恐怕是社會結構的差別。
植根於宗族的中國貴族，其權力往往分散於各地，又糾纏於其他親戚團體，而歐洲封建社會發展了強大且等級分明的地方政治主權。中國貴族的人數因數世紀不斷的部落戰爭而幾乎耗盡，專業政客得以組織強大的庶民軍隊，擊敗早期貴族軍團。
君主、貴族和庶民階層之間的交叉鬥爭，對歐洲現代政治制度的發展至關重要，卻從沒在中國發生。相反，中國形成了一個早熟的「現代」集權，一開始就打敗了所有的潛在對手。
漢朝歷史學家司馬遷聲稱，建造秦始皇陵動用了70萬勞工。即便是誇大其詞，但很明顯，秦始皇所創建的國家掌控大量資源，並且以驚人的規模調配資源。秦始皇創造的不僅是一個國家，更是一種文化、制度，以至於屢經朝代興亡，卻歷久彌堅。
但是，秦朝政治的現代化並沒有帶來經濟的現代化。中國歷史上，資產階級從沒有出現，也沒有法治來限制國家沒收私人財產；國家不是創造獎勵使農耕更為有效，而是定出限額，完不成的要處罰；宗族關係沒有轉換為現代個人主義，而是與非人格化的管理並存。
這十分符合馬克斯·韋伯描述的傳統社會的特徵：廣泛的宗族關係，宗教或宗族的約束對市場交易設限，缺乏個人社會流動性，基於傳統、宗教和超凡魅力的非正式社會規範。
歐洲卻是截然不同。天主教會更改婚姻和遺產規則，中世紀的歐洲就非常個人主義了。當家做主的是個人，而不是家族或親戚。社會層次的個人主義早於歐洲國家建設的開端，比啟蒙運動、工業革命更是早了數個世紀。
政治權力集中於中央政府之前，法治就已經存在了。因而，16世紀在歐洲興起的資本主義，不必克服在中國那樣的宗族集團的抵抗，封建關係下的法律合同為個人主義和法律人的理解樹立先例。
歷史學家傑諾·蘇克斯認為：西方每一次農民反抗，都在表述地主違反合同所激怒的尊嚴，都在訴求自己的自由權利。如同韋伯描述中的現代社會一樣：是個人主義的、平等的、以優秀和市場為導向的、流動的，並以法理型合法性權威組建起來的。
國家、法治和負責制政府的組合一旦出現，證明是高度強大和極富吸引力的。福山認為，能把優勢帶給社會的制度，總是被他人複製和改進；知識和制度的跨社會交匯，伴隨著歷史的始終。如同地中海世界的古典共和政府、公民社會被歐洲廣泛模仿，後續產生的歐洲文明隨著工業革命的興起而傳播到世界各地。
17至19世紀的日本德川幕府時期，君主從葡萄牙人和其他旅客之處早就獲悉火器的存在，但他們正長期處于軍火自我管制，不想放棄傳統的冷兵器戰爭形式。
當美國海軍准將馬修·佩里和他的「黑船」在1853年的東京灣露臉時，執政的日本精英知道，他們必須終止這種舒適的自我管制來取得美國人的軍事技術。1868年明治維新之後，日本引進的不止是軍火，還有新式政府、中央官僚體制、新教育制度。
除了日本式的防禦性西方化，還有中國式的被迫西方化。鴉片戰爭之前的中國，是一個以自然經濟為主的封閉保守的農業社會，而宗法血緣紐帶在古代中國，起著維繫社會、組建國家的重要作用。
因而，宗法與農業經濟結構的結合，是中國古代社會穩固的基礎。專制主義的統治制度矗立於其上，以禮為核心的傳統文化籠罩於其中，它們之間互相促進，互相滲透，成為一個十分協調的「永恆不變」的整體。
1840年，西方用堅船利炮轟開中國的大門之後，西方文明也隨之輸入中國，並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達到高潮。如1898年翻譯赫胥黎的《天演論》，1900年翻譯盧梭的《民約論》，1902年翻譯孟德斯鳩的《法意》，斯賓塞的《社會學原理》，斯密的《原富》，1903年翻譯達爾文的《物種起源》。
根據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國近代期刊篇目彙編》統計，從1857年到1918年的60年間，在495種、一萬一千多冊的期刊文章中，介紹西方哲學、社會科學、進化論及西方政治學說中自由平等、天賦人權理論和各種人生觀的文章，佔到了總數的三分之二以上。
開明的士大夫面對日漸明晰的世界政治格局、西方的步步逼近、中國國勢的衰微，開始對中國傳統的政治制度和思想產生懷疑、反思和批判。內外交困的壓力下，1901年清政府被迫實施新政，推行君主立憲的政治改革，振興實業的經濟改革，廢除八股、興辦學堂的教育改革。
隨後的近百年來，中國的法治改革和社會發展，大致都沒有脫離向西方學習經驗的思路。在全球化時代，這種趨勢更是得到了加強，越來越強調與西方主導的國際規則接軌。
微觀上講，政治發展沒有普世的模式。但根據福山的觀點，在高層次的抽象中，政治發展與生物進化十分類似，競爭因素的影響至關重要，且總是較為成功的、能發展出較強的軍事和經濟力量的政治制度，取代較不成功的。這一邏輯下，擁有領先的科學技術、經濟的主導權、民主政治結構的西方文明無疑更具吸引力。
1989年，柏林牆倒塌之後，有個普遍的假設：幾乎所有國家都將過渡成西方民主制。也許這個假設有些過於樂觀，但不可否認的是，曾經各自為政的發展模式，已逐漸被西方文明主導的全球化進程改變了。即使是世界上非常封閉的地區，像阿富汗、美拉尼西亞這樣的地方也不能倖免。
加密貨幣的NGO通道
當下，西方的生產方式甚至生活方式、趣味流行於全球。生活在農村和城市沒有多大分別，生活在北京和紐約也沒有什麼區別，隨處看到的是同樣的水泥、玻璃的方塊建築。
全球化的時代里，社會關係逐漸走向了兩個極端：一方面是社會關係的廣泛化、複雜化；一方面是社會關係的虛擬化、弱化。這進一步引發了社會結構的變化：非政府組織（NGO）的大量出現、社會結構扁平化。
美國芝加哥大學歷史學教授杜贊其的研究中，中國傳統社會裡，國家政權內卷化的傾向十分明顯，鄉村組織並非僅是國家政權的附屬物。反而，在社會結構的最底層，國家權力的延伸依賴於社會權力，特別是宗族。宗族作為鄉村公務活動的主要組織者，承擔了維持封建倫理及秩序的作用。村務管理、公共活動以及構成村公會成員名額的分配，都以宗族或亞家族為基礎。
杜贊其還引入了「權力的文化網路」這個概念，來描述傳統中國社會結構：由鄉村社會中多種組織體系，以及塑造權力運作的各種規範構成，包括宗族、市場等方面形成的等級組織或巢狀組織。表面上看，這一網路並無用處，但它是權威存在和施展的基礎，將國家政權和地方社會融合進一個權威系統里。
傳統社會管理的很多方面，國家是放權的，通過地方社會自行解決，比如水利控制。用水的村民集團叫閘會，其成員包括2-10個村不等，控制著灌溉用水的分配。
這並不是管理用水和控制用水的唯一集團，實際上存在一個多層次的等級組織：從家庭、小集體到閘會、閘會聯合。每年，各閘會聚集一次，疏浚河流、加固堤壩，並根據使用水量提供勞力和財力。一般情況下，閘會內部或閘會之間出現爭鬥時，由閘會首領們開會調解，既不涉及訴訟，也不驚動官府。
要是把閘會放到現代社會裡，恐怕還有一個時髦的稱呼——非政府組織（NGO）。近20年里，非政府組織獲得了蓬勃發展。在民主傳統較為深厚的國家，非政府組織遠遠超越了傳統社會裡爭端解決機制的角色，已然成為一種獨立的政治力量。非政府組織的發展和壯大，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眾渴望政府服務、市場效率，又懼怕政府權力惡性膨脹、市場失靈的左右為難的尷尬境地。
全球化除了帶來社會關係的複雜化、廣泛化，也帶來了個體的孤立和渺小。面對強大的政府、無所不在的市場，單打獨鬥很難維護個體權利、表達個人主張，個體的聯合成為必然的選擇。
比如，有維護薪酬、休假權利的工會，有爭取同性戀權利的國際同性戀者人權委員會，有反對吸煙的反煙草非政府組織聯盟，有保障兒童權利的國際拯救兒童聯盟，甚至還有推動電子加密技術發展的密碼朋克郵件名單等，這些非政府組織都代表著不同的群體，在不同的領域表達各自的訴求。
假如，有一個同性戀者，擁有工作，反對吸煙，熱愛公益事業，同時還是一個比特幣愛好者，這些多元化的個人訴求通過非政府組織都能找到共鳴，得以表達。儘管，這些組織里的每一個人互相併不認識，卻基於多樣的、共同的利益表達，廣泛參與到社會事務的治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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