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將領特赦後的沉浮人生

來源=新浪網 原文刊載2013年第10期《小康》

作者=談樂炎

原題《國民黨將領特赦後的沉浮人生》

特赦 1975年3月17日，第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次會議決定特赦釋放全部在押戰爭罪犯，並給予公民權。3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宣布特赦釋放全部在押戰爭罪犯，共293名。至此，在押的戰爭罪犯全部處理完畢。這是最高人民法院向原國民黨政府軍第12兵團中將司令黃維（前右）發特赦釋放通知書。

杜聿明、黃維、沈醉、文強等一大批留在大陸的原國民黨高級將領從被俘及至獲赦，身體上的自由並沒有帶來精神上的解脫。他們面臨回歸社會、重建生活、實現價值等多個「戰場」，命運沉浮令人唏噓。

65歲的黃濟人每每看到案頭上那本《將軍決戰豈止在戰場》，總有一種「言之未盡」的感覺湧上心頭。

30年前，這本書一經出版就轟動海內外，讓身為作者的黃濟人始料未及。《將軍決戰豈止在戰場》是國內第一本記錄國民黨戰犯的書籍，它突破題材禁區以國民黨軍官為主人公，記述了原國民黨軍事將領、特務頭子、黨政要員等在功德林戰犯管理處的「改造」經過，在黃濟人的筆下，國民黨軍官不再是影視作品中面目猙獰、不可一世的形象，相反，他們也曾在抗日戰場揮灑熱血，也有兒女情長，以及對戰敗者角色的「痛定思痛」。

「戰敗者」這個詞對於黃濟人來講一點都不陌生，他就是一名戰敗者後裔，黃濟人的父親是原國民黨十六軍少將副軍長黃劍夫，守備川北重鎮閬中古城時，黃劍夫最終掛出白旗，繳械投誠，後加入解放軍，而他的舅父，則是被蔣介石稱為「邱老虎」的國民黨青年軍整編206師少將師長邱行湘。

遺憾的是，《將軍決戰豈止在戰場》只寫到國民黨戰犯「改造」就戛然而止，而這些人獲赦後的人生境遇卻不為人知，「新生後的他們面臨回歸社會、重建生活、實現價值等多個『戰場』，況且他們還遭遇了『文革』的衝擊，經受了改革開放的洗禮，命運沉浮令人唏噓。」黃濟人說，這些都讓他覺得有續寫下部的必要。

雖然下部寫作只用了短短半年的時間，但寫作素材卻早有積澱，在完成上部後，黃濟人經杜聿明等人介紹，被借調到全國政協文史專員辦公室工作，得以親身與杜聿明、黃維、沈醉、文強等一起共事，從而獲取了續寫下部至關重要的第一手資料。

「如今父輩這批人都走了，我應該還原真實完整的歷史。」黃濟人說。

從「將軍」到「文人」

邱行湘永遠記得1959年12月4日那天，他拿到了盼望已久的「特赦證」，作為第一批被釋放的國民黨戰犯，他下一刻的身份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

七天後，十名獲釋戰犯在中南海西花園見到了國務院總理周恩來。「你們下一步的志向是什麼？」周恩來問。

志向——在這些人看來，原本戎馬倥傯的抱負在成為戰俘那天就戛然而止，經過十年思想改造他們最想做的就是解甲歸田，從此與世無爭——杜聿明說他要當木匠，楊波濤表示他更傾向做一名農民，而邱行湘自嘲有使不完的力氣，可以當一名搬運工。

「你們的志向很好，但別忘了你們都是歷史的見證人，有義務和責任把自己的經歷寫出來以示後人，歷史有正面和背面，它不光為勝利者擁有，沒有背面也就沒有正面。」周恩來微笑著說。

邱行湘一行人對總理的話頗感意外又摸不著頭腦，周恩來繼續說他打算在全國各省市政協所轄的各個專家會中，增設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在這個委員會下面設立文史專員辦公室。「你們的職位就是文史專員，身份就是國家幹部」。周恩來揮了揮手說。

從戰犯到國家幹部，從「將軍」到「文人」，這樣的角色轉換讓邱行湘們既驚喜又惴惴不安。

三個月後，周恩來的承諾兌現。

此時邱行湘已回到南京，每日在江蘇省政協文史專員辦公室坐定，第一件事就是閱讀《文史資料選輯》，某天讀到《蔣介石解決龍雲的經過》這篇文章時，邱行湘呆住了，作者正是與他分別不到三個月的杜聿明。

對於杜聿明來說，促使他完成這篇文章的部分動力來自陳毅的一句「揶揄」。一天，杜聿明接到國務院通知，陪同周總理宴請英國元帥蒙哥馬利，席間杜聿明神色凝重沉默寡言，周恩來為打破沉默的氣氛向蒙哥馬利介紹：「杜聿明先生是我國解放戰爭國民黨軍隊戰場的最高指揮官，指揮過百萬大軍呢！」蒙哥馬利突然問杜聿明：「你的百萬大軍到哪裡去了？」杜聿明愣怔了一會兒，隨即笑著指向對面的陳毅：「都送給他了。」陳毅沒有笑：「你哪裡有那麼大方？你的百萬大軍是被我一口一口吃掉的！」杜聿明一時無言以對，這時周恩來出來打了圓場：「不以成敗論英雄，杜聿明先生從戰犯到公民，也不失壯士斷腕勇氣。」

事後，杜聿明忍不住向楊伯濤發「牢騷」：「陳毅的話我只同意一半，但是國民黨軍隊至少有一半是敗在自己手裡的。」楊伯濤一個勁點頭，突然叫起來：「你可以把這一段歷史寫下來，當年你的第五軍駐守雲南，正是在你的幫助下，蔣介石才吃掉龍雲的……」

杜聿明說寫就寫，連續「作戰」5個夜晚後，2萬多字的《蔣介石解決龍雲的經過》完成，杜聿明在結尾這樣寫道：「蔣介石經過這次事件後控制了雲南，表面上擴大了地盤，增強了實力，殊不料為以後盧漢在雲南通電起義埋下了伏筆。」

明面上，邱行湘為杜聿明的文章感到「欽佩」，但由於兩人分屬原國民黨內部不同派系，邱行湘暗自較上了勁，不久《洛陽戰役蔣軍就殲實》寫成，邱行湘一直對當年孤守洛陽耿耿於懷，這從文章里的一段話可以看出一二：「我為了防守固地，只有『通天一術』，於是連電蔣介石，迅速由北平空運第五師一個團來洛陽增防，可是蔣介石說氣候的原因空運困難，最終沒有結果。」

在黃濟人看來，周恩來對待國民黨戰犯的「寬厚」顯示出一個政治家的智慧，他發明的「文史專員」職位，不僅讓本毫無生存尊嚴的「戰犯」們能夠體面生活，而且將戰犯的社會價值發揮到極致，在那個以階級鬥爭為背景的時代，周恩來這種做法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共產黨元帥們的一致質疑和反對。「平心而論，這一切離不開毛澤東支持，但是毛澤東對戰犯的『關心』是站在「成功者」與「失敗者」的角度，某種程度而言有一種優越感，周恩來則不同。」黃濟人說。

這一劫，他們註定逃不掉

1966年那個春天，文強站在高牆之下目送著第六批獲釋人員背影，久久不願離去，原國民黨中將方靖回望到這一幕，忍不住再進功德林，與文強相擁而泣。「好飯不嫌晚，有可靠消息說我將於明年獲釋。」文強反倒安慰起方靖來。

事實上，文強的內心是很焦急的，在第五批特赦戰犯名單里沒有他的時候，有人就建議文強：「唯一辦法是給表哥毛澤東寫信。」文強冷冷一笑：「他要想救我，我就不會進來了。」

兩個月後，「文化大革命」開始，文強的「特赦夢」徹底破滅。失去精神支柱，文強整日萎靡不振，神經衰弱，而他的改造地點也搬到了燕山腳下的秦城農場。

文強沒有想到，比起高牆外經歷的那場浩劫，能繼續接受「改造」其實是一種幸運。

1968年，曾獲特赦的原國民黨天津警備總司令部中將總司令陳長捷因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衝擊，與妻子雙雙自殺。

當邱行湘知道這個消息的時候心如刀割，上海其他獲赦人員告訴邱行湘，陳長捷離開這個世界的前夜，紅衛兵衝進他的房間舉鞭就抽，陳痛得滿地打滾，而他體弱的老伴根本無力制止，只好跪地求饒，凄楚的哀鳴聲換來的卻是紅衛兵的大笑。等紅衛兵揚長而去後，一直咬緊牙關、汗如雨下的陳長捷撕心裂肺喊道：「毛主席啊毛主席，我在監獄呆得好好的，你為什麼要放我出來啊！」

邱行湘沒有想到妹夫黃劍夫也難逃厄運，雖然他不屬於戰犯，但現在的罪名是「現行反革命」，在看守所里遭到連續幾天的嚴刑拷打後，黃劍夫奄奄一息，最終搶救無效死亡。當時尚年幼的黃濟人，清楚地記得父親在被逮捕前對母親說的一句話：「要相信共產黨，我很快就會回來的！」

作為1960年第二批戰犯特赦人員，沈醉卻在此時「二進宮」，這位原國民政府國防部保密局雲南站站長，深得戴笠信任。當逮捕他的汽車路過功德林時，這裡已經夷為平地，沈醉此時尚不知道未獲赦的戰犯已經轉至撫順，他有些惴惴不安：尚未獲赦的戰犯看見自己會如何作想？倘若地下有縫，他會鑽進去的。

清晨時分，汽車駛進了秦城監獄，沈醉被安排在單間，這是專門囚禁國家級要犯的地方，「還升級了」，沈醉自嘲，但是他想不通，自己犯下了怎樣的彌天大罪，可是一連好多天，都沒有人審問他。

終於在半月後，審訊室大門為沈醉打開，氣氛神秘，主審問：「在你所寫《我所知道的戴笠》中，你提到軍統直屬通訊員崔萬秋這個人物，他和什麼人來往最密切？」

沈醉立刻明白主審的「用意」，崔萬秋的公開身份是上海《大晚報》副刊《火炬》編輯，經常寫吹捧演員藍萍的文章，作為投桃報李，藍萍自然是崔萬秋家裡的常客，而藍萍正是擔任中央文革小組組長的江青。

多年後，沈醉在回憶這件事情時感嘆：「一生中我做過的最聰明的一件事情，就是在四人幫幫凶的刑訊逼供下，沒有承認認識與崔萬秋有密切關係的人，事後我得到確切消息，當時的公安部部長謝富治，為了要討好正在企圖篡奪黨權的江青，還下條子要槍決我。」

在採訪的過程中，黃濟人多次問到這些特赦戰犯們對「文革」的看法，大部分人表示一種釋然的態度：「我們很清楚自己不是這場運動主要鬥爭對象，但是我們是不可避免被剷除清理的群體，可是想起共產黨元帥的遭遇，我們還有什麼怨言？」

「父輩這幫人不是這場運動的主角，他們沒有任何話語權只能無奈接受，這一劫是他們註定逃不掉的。」黃濟人說。

房子在地球上，地球在房子里

至今黃濟人還清晰地記得第一次見到黃維的情景，當黃維看到黃濟人破舊的鞋襪時，就質問他：「你怎麼這麼窮？是不是好吃懶做？」黃濟人尷尬地回答說不是。轉而黃維深深嘆了一口氣：「我又有什麼資格來問你。都是我們打了敗仗，才讓你們吃苦。」

儘管如此，剛開始黃維還是謝絕了黃濟人的採訪請求。他對黃濟人說：「我們都是戰敗了的人，事情就讓它過去；你要寫，又要把我們痛苦的東西翻出來，我們感情上很難接受。」

倔強如牛的黃維，始終不肯「認罪」。這位原國民黨中將是很多人眼裡的「書獃子」，在「改造」的27年中，唯一的樂趣和追求就是發明永動機。

1975年3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頒布了對全體戰犯的特赦令，黃維代表最後一批特赦人員，宣讀了致毛澤東主席的感謝信，這不是他本人所寫，倒也讀得朗朗上口，當他讀到一半的時候，突然放下講稿，即興演講起來：「我知道大家對我發明永動機微詞甚多，我之所以要發明永動機，就是要把三年內戰的損失奪回來，以補償罪孽之萬一，這有什麼不好啊！」

讓黃維沒有想到的是，現場掌聲雷動，在接過特赦證填寫決定去向時，黃維堅定地說：「我唯一的願望就是定居大陸。」

1989年，黃維在全國政協七屆會議期間不幸病逝，他的手裡，還有一份「儘快落實好原國民黨中下級軍官政策」的未交提案，特赦後很多曾經的國民黨戰犯都成了政協委員。

而杜聿明則很配合採訪，黃濟人在全國文史辦公室主要的工作就是搜集杜聿明資料，為寫《杜聿明傳》而準備，然而在1981年5月27日這天，所有採訪終止，杜聿明逝世，在臨終前他拉著妻子曹秀清的手艱難地囑咐道：「我死後你哪裡也不要去，共產黨待我不薄，出去會招人話柄。」

讓曹秀清傷心欲絕的是，當她發電報給台灣當局負責人蔣經國，請求他允許在台子女返陸奔喪時，遲遲得不到迴音，雖然她知道那時台灣當局有個政策「凡是被共產黨釋放的前國民黨人，統統是叛徒，台灣拒絕接收」，但是蔣經國竟阻止骨肉親情的最後相見，這讓曹秀清心寒之極，最終他等來的是周恩來夫人鄧穎超的慰問。

在杜聿明葬禮上，黃濟人踮起腳尖看到了前排的鄧小平，他發現鄧小平的眼圈紅了，當年淮海戰場上的兩個老對手，恩仇都化作歷史。

邱行湘卻登上了去台灣的飛機，他此行是去探望弟弟邱行槎，懷揣著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邱行湘轉道香港辦理了「台灣地區旅遊證」，見到50年未見的兄弟，他老淚縱橫。

邱行湘離開台灣的前一天，台灣「國家安全委員會」秘書長蔣緯國要為他送行，按時到達赴約地點後，一個自稱「國防部撫恤基金會」辦公室主任的陌生人拿出一份表格，「我知道您在大陸生活艱難，請您在下面簽字。」邱行湘立即明白了陌生人的意思，他筆一摔，淡定地說道：「我在大陸收入寬裕，我這次來台是探親訪友，不是叫花子伸手要錢。」

同是那次送行，蔣緯國要邱行湘談談台灣觀感，邱行湘說：「我在台北看到一個書名叫《匪情年鑒》，這樣的書名以後不要用了，現在都已經基本實現了兩岸三通，不應該再罵來罵去了。」

黃濟人說父輩這批人有著相同的人生遺憾，他們信仰三民主義的思想根深蒂固，所以投筆從戎來到黃埔軍校，但這種夢想被突然中斷，他們覺得人生是失敗的，以後的日子註定苟延殘喘，但是這樣的結局是歷史造成的，所以認命是他們普遍的心態。

耄耋之年時，文強曾又一次來到文史辦公室，也許這個房子就要從世界上消失了，他推門走進去，忽然聽到了艾青的一首詩：房子在地球上，地球在房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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