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慕克：我想要在土耳其這個國度，做某種意義上的女性主義者
性醜聞的不斷發酵「殺死了」今年的諾貝爾文學獎。
諾貝爾文學獎自1901年設立以來曾有7次停頒（主要因為兩次世界大戰的原因）。除了不可抗力因素之外，因醜聞而停頒，這次是第一次，也是二戰以來的首次停頒。
這讓我想到2006年諾獎頒獎典禮的演講中，帕慕克所說到的——他寫作，正是因為他不滿於日常生活，因為他「生每個人的氣」；他寫作，正是為了創造一個在他看來更加真實、更加迷人的世界。
這個世界有時候真的並不迷人，讓人生氣，但依然值得我們去關心，值得我們去投入對自己與世界的理解、思考與探索，哪怕這個過程舉步維艱。
寫作、閱讀，都像是離開一個世界到另一個世界去探索、去尋求安慰……今天帶你走進帕慕克最新創造的世界《紅髮女人》。
帕慕克對談阿扎爾·納菲西
帕慕克是第一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土耳其人。在他已經出版的十餘部小說中，他一直在探討有關美、原創性、複製和鏡像的主題。在他成為小說家之前，他曾想成為藝術家和建築師。他的新作《紅髮女人》在土耳其20個月內就賣了25萬冊（《我的名字叫紅》20年間在當地賣了25萬冊）。這部小說充滿了鏡像和孿生的母題，它對比了波斯史詩《列王紀》和古希臘悲劇《俄狄浦斯王》的故事，因此它必然是一個關於父子的故事，但同時，它也講述了夢想、愛、誘惑、被拋棄和被遺忘的人群，以及古老的掘井過程。
本文出自帕慕克與著名作家、《想像共和國》《在德黑蘭讀〈洛麗塔〉》的作者阿扎爾·納菲西於2017年在華盛頓「政治與散文書店」的對談（全文有刪節）。
納菲西：有人說，《紅髮女人》是在某種現實的刺激下寫出的。我想問的是，這個現實是什麼，以及，這種現實似乎也被某種神話的力量所籠罩，你能否談談這一點？
帕慕克：這部書有兩個層面。首先，它是通過小說的方式，對一些堪稱原型的基礎神話進行闡釋和思考，這些神話分別屬於——粗略地說——歐洲文明和我所身處的伊斯蘭文明，特別是15—17世紀以波斯文化為中心的、從巴爾幹到加爾各答的廣大地域。所以，我想比較俄狄浦斯和《列王紀》中「魯斯塔姆與蘇赫拉布」的故事。
魯斯塔姆與蘇赫拉布
不過，謝謝你指出這一點。在此之前，我的確有現實的考慮。1988年夏天，當我正在寫作《黑書》最後一部分的時候，我在伊斯坦布爾的王子群島上。就在我房子旁邊的土地上，一個挖井人和他的徒弟正在挖井。那是在20世紀80年代末期，他們仍在使用古老的手工挖井方式。從兩千年前的拜占庭時期開始，他們就用這種方法打井了。但後來，人們發明了機器，開始使用自流井。通過挖井機器，人們只用3小時，就能達到這對挖井師徒需要三五個星期才能達到的深度。
作為一個作家，我對這兩個挖井人非常感興趣。我一邊寫作，他們一邊挖掘，他們比我快樂得多，有效率得多，他們知道目標在哪兒。後來，他們開始問我，先生，我們能用一下你家的電嗎？先生，我們能喝口水嗎？與此同時，我也在觀察他們。他們每天起得比我早。大概早上四五點鐘，他們就會生火煮飯，就像我在小說里寫的一樣。而且和小說一樣，他們也帶著一部攜帶型電視機，這為他們提供了唯一的娛樂。偶爾他們會去市中心，就像我和當時的妻子一樣。不過我們回來就是晚上11點了，但是他們在晚上早早就入睡了，因為第二天還要很早起床。
我不停地看他們，有一件事一直縈繞在我腦中，或許這就是我最終寫出了這部《紅髮女人》的原因。
一天早上，天氣開始變得很熱，中年的挖井師傅正在怒吼，他在用一種非常有力、有威嚴的聲音責罵他的徒弟；但是當他們一起看電視、吃飯時，這位師傅完全是另一個人，他會問：你要放姜嗎？你餓了嗎？他變得非常溫柔、充滿關切。
這個情景令我印象深刻，久久不忘。因為我的父親完全是另外一種父親，他從來不吼我，不罵我，把我當作和他平等的人。但是另一方面，他也從未表現過這樣的關懷，從未關注過我細微的心理，不會問我是否快樂、餓不餓，甚至也不清楚我在學校讀哪個年級。他是一位常常不在身邊的父親。所以，挖井師徒的關係讓我非常著迷。
當我決定要寫這個小說，我打算要強化這個挖井師傅身上權威、專斷的一面，同時我也想到了一些與這種性格、這種心理相關的神話。事實上，這樣的靈感，也啟發了我創作《我的名字叫紅》這部書。
納菲西：在小說中，這位紅髮女人不是天生紅髮，而是染的。我想讀兩段您小說中的句子，我實在太喜歡了，她對另一位天生的紅頭髮女人說：
您頭髮的紅色是天生的，而我的紅色出於自己的決定。……對您來說這是天賜稟賦，是與生俱來的命運，對我而言則是自主意識的選擇。
我覺得這太美了。在我印象里，這是整部小說中唯一談到「選擇」的一個人物，她自己做出了選擇，並且堅持了這個決定。
帕慕克：我以她的獨白作為小說的最後一部分，是因為，儘管我已經寫了一個現實主義的故事——並用現實主義作家的方式，認真考察、還原了許多挖井的細節——但我覺得這還不夠。我上高中時，學校讓我們讀英文版的《俄狄浦斯王》，也讓我們讀了「魯斯塔姆與蘇赫拉布」（節選於《列王紀》），我感覺就好像，我已經做完了所有的家庭作業，但是還缺點什麼。我想，那就是我還要從女性的視角來看待整個故事。就像我早期創作時那樣，我有種奇怪的熱情，想要在土耳其這個國度，做某種意義上的女性主義者。當然，這聽起來很矛盾，一個典型的土耳其男人，竟然想做女性主義者。
在俄狄浦斯的故事和「魯斯塔姆與蘇赫拉布」的故事裡，儘管都有一個不斷悲傷哭泣的女人，但這個女人也在某種程度上引發和挑起可怕的災難。我想從女性角色的角度，重寫這個故事，將整個小說里外顛倒過來。在《紅髮女人》里，紅髮女人的兒子和丈夫互相想要殺死對方，但是她沒有不停地哭泣，她很好地控制了自己。
但丁·羅塞蒂《紅桃皇后》
之前我在英國，看到滿大街上的人都是紅頭髮。不過在土耳其，紅頭髮非常少見，大多數是染的。西爾維婭·普拉斯在她的詩歌里已經將紅髮女人的形象描繪得很清楚了，在此我不會重複（普拉斯在《拉撒路夫人》這首詩中寫道：「我披著一頭紅髮/從灰燼中升起/像吃空氣一樣吃掉男人」）。
在西方，紅頭髮被賦予的特質，在土耳其也一樣被承認——憤怒、強大、與眾不同，她也許是演員，也許沒有結婚，也許有些放蕩、輕浮。紅髮代表了這些負面的因素，也許你會認為，沒有人願意成為紅頭髮，但是我想說的是，依然有人主動選擇成為紅髮。
她們染紅髮時，潛台詞就是：沒錯，我就是這樣，我選擇成為這樣，我足夠強大。這就是我喜歡的形象——她的能量發動了小說的核心事件，我希望將她的力量注入這些古老的故事中。
納菲西：看到這個女性形象的顛覆力量，確實令人吃驚。我想到在《列王紀》中，塔赫米娜引誘了蘇赫拉布。
帕慕克：我上一部作品《我腦袋裡的怪東西》是有關伊斯坦布爾日常生活的史詩，時間跨度達到40年，其中的女性人物是我們社會環境中典型的女性，她們被宗教、社會、傳統，特別是被大男子主義的男人所壓制。我看了一個調查數據，在土耳其，64%或65%的財產登記在男人的名下。如果你往土耳其東部走，這個比例還會上升；如果你往西部走，這個比例就會有所下降。
納菲西：在書中，塔赫米娜對蘇赫拉布表達了自己的愛意，主動引誘了他。
帕慕克：有一種陳詞濫調的觀點，大家普遍認為，在我們的傳統中，女性大受壓迫——被傳統、宗教、文化、男性所壓迫。西方報紙上都寫，我們（土耳其）的女性受到壓迫，沒有反抗。但是我在我最近的兩本書里想說的是：我們的女人仍然會反抗，用她們的幽默、憤怒、故事的力量。
納菲西：在我們結束對話之前，我能否請您讀一段您書里的文字？
帕慕克：好的，在我要讀的這一段里，這個主人公多多少少有些像我自己，因為他說的，無非就是我剛剛說的那些了。
這位說話人是一位十六七歲的高中生，他是中產階級家庭的孩子，他和他父親都是非常世俗化的，他的父親也像我自己的父親一樣，經常不在家。他是在30年後，以另一種不同的語調，講述這個1980年代的故事。你知道，如果是隔了30年，我們可能會使用一種完全不同的語言來描述當年的事情。
菜園旁邊的院子里正在打井。我時常過去看他們幹活：師傅用鎬和鏟在下面挖，兩個徒弟把他挖的土拉上來，倒掉。
徒弟們搖動木製轆轤的兩個把手，伴隨悅耳的沉吟聲，把師傅運上來的滿滿一桶泥土卸在一旁的手推車上。緊接著，和我年齡相仿的一個徒弟推車去倒土，比他年長、高大些的那個對井下喊聲「來了！」，又把桶放還給師傅。
師傅一整天都很少上來。第一次見到他，是在一次午歇，他抽著煙。那是一個跟父親一樣身材高大、英俊而瘦削的人，但不同於父親的冷靜、和藹，他很暴躁，經常訓斥徒弟。考慮到讓我目睹這一切會令他們不快，因此師傅上來時，我很少靠近井邊。
六月中旬的一天，井那邊傳來一陣歡呼和槍聲。我走近一瞧，竟是井裡挖出了水，聞訊趕來的里澤土地主興奮地向空中鳴槍。我嗅到一股沁人的火藥味。土地主給師傅和徒弟們打了賞。這口井會在他即將於此處興建的工程中派上用場。城市水源那時還未引至格布澤郊區。
接下來的幾天，再沒聽到師傅訓斥徒弟。一輛馬車拉來成袋水泥和少許鐵材。一日午後，師傅用混凝土灌注井口，加上鐵蓋。趁大夥心情舒暢，我也跟他們湊得更近了些。
現實種種——一如帕慕克所訴諸的土耳其的政治現實；一如諾貝爾獎性醜聞的發酵，「諾貝爾文學獎一位評委的丈夫，涉嫌性侵卻未受到應有處罰」——讓人生氣。
因為生氣，瑞典文學院包括院長在內的多名院士辭職。
因為生氣，帕慕克寫作，用主動選擇的「紅髮女人」示意「女性的反抗」。在對談的最後，談到「如何面對當下的土耳其」時，帕慕克說道：
我想說，不要失去幽默感，不要放棄希望，不要崩潰，不要失去理智，永遠不要對現代價值、對言論自由喪失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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