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劫餘後的敦煌依舊是一場文化苦旅？
從被發現開始，敦煌藏經的完整流散過程就已經成了未解之謎。
數萬卷經書，或被斯坦因、伯希和等外國探險隊騙購盜取，或被地方政府官員巧取豪奪，或被鄉紳商賈經營倒賣，甚至於一些文人墨客也紛紛趕赴甘肅，廣為收藏……
如今，敦煌遺書有些早已經在戰爭年代損毀，而剩餘的更是遍布各地。那麼，這些流落民間的經書，等待它們的到底是怎樣的一個命運？
敦煌
時間回到一百多年前。
在那個腐敗不堪，內憂外患接踵而至的年代，清廷對於地方的控制顯現出有心無力的困境，對於偏遠的西北一隅，更是鞭長莫及，恰恰此時，藏經洞被道士王圓籙無意中發現。
對於後續，很多人或多或少有所知曉。王道士的愚昧無知與政府官員的麻木不仁，導致了敦煌文物大量流失，這一場中華文明的重大浩劫，成為國人心中揮之不去的痛楚。
事實上，在最初發現敦煌文物時，儘管王道士為此做了很多努力，然而這些精美的絹畫以及西亞、中亞各民族的文書價值，卻並沒有受到足夠重視，以至於1905年，俄國人奧勃魯切夫僅僅用了六包日用品就換走了兩大包的敦煌經書。
更令人感慨的是，據李德貽《北草地旅行記》所述，1909年，當時安西（瓜州）遭遇「天旱苦飢」，由於糧食奇缺，市面上，兩個饅頭即可以換取經卷一張。
如果在敦煌文物剛發現時，不清楚它的價值，尚情有可原，可是到了1935年，還出現這種情況，那隻能說是一個文明的悲哀。
據高良佐《西北隨軺記》記載，
「佛殿法輪中，尚有道人棄置經洞所出殘字，塵埃遍地，披揀檢閱，得北魏以迄五代、西夏寫經殘字，無不皆具，惜皆斷帙殘編，未窺全豹。」
其實，在飄零的亂世，一些國人對於文物的重視程度，往往取決於它的交易價值，而不是學術研究。
敦煌，這場文化苦旅，無情的撕開了國人數千年引以為傲的文明外衣。我想，在那些外國探險隊滿載而歸，嘲笑我們愚蠢無知的時候，這個古老民族的心一定在滴血。
斯坦因車隊，滿載而歸
1910年，在羅振玉等學者的呼籲請願下，清政府學部一紙電文，要求將剩餘寫本運往北京，藏經洞的秘密從此公開，很多士大夫開始意識到了這些經書的珍貴。
很快，在甘肅，很多人都在打聽想要收購敦煌經書，其價格自然也就水漲船高。
根據記載，
「張掖，王府街有一古玩鋪，見敦煌經卷數卷，價昂未購……」
「蘭州，蘭山市場有一鋪雲，有敦煌經卷，長達丈二，給價400元尚未肯脫手……」
……
亂世之中，面對經書高昂價格的誘惑，很難有人不心動。對於那些被認為奇貨可居的敦煌經卷，各級官員或者士族豪紳則是不遺餘力，雁過拔毛，為了充數交差，甚至將部分經書一撕為二。
而那些被挑選後運往北京學部的經書，並沒有裝箱，只是用草席草草遮蓋，不要說監守自盜，單單從敦煌，經過酒泉、高台、張掖、永登、再到蘭州，這一路就已經有不少經書遺失了。
到了北京後，經書又被李盛鐸、方爾謙、劉廷琛等人歷時三天，再次挑選。為了應對學部檢查，依舊是將剩餘經書撕成幾份湊數。
所以，從藏經洞被發現開始，除了被外國探險隊騙取外，剩餘經書一路上被各級官員攫取私藏，或者遺失，損毀，最終到北京京師圖書館的，很多都是殘篇斷記。
那些私藏的經書，最終的流向又如何呢？
以李盛鐸為例，與原甘肅代理巡撫何彥升是親家，他的很多古籍收藏最後都留給了女婿何震彝。可惜何家家道中落，又將經書收藏悉數售於上海商務印書館，當時任職商務印書館編譯室主任的是日本人長尾甲，所以最終的結果是流向了日本。
那麼其他甘肅官員的經書收藏呢？這裡不得不提的便是張廣建與許承堯。
1914年，張廣建調任甘肅督軍，他將敦煌經書當作買官契，根據經書多少來決定官職高低，所以很快他就收藏有七八百件經書。後來日寇入侵，在逃難過程中，他變賣了部分收藏，其中敦煌經卷，僅僅流散到日本三井家族的就有112件，更不用說其他日本家族了。
而應其之邀，一同來到甘肅任職的許承堯與孔少軒這對親家，對於經書，更是「冥心搜求」。不同於張廣建，文人出身的許承堯與孔少軒的經書收藏，更是罕見精品。
許承堯
許承堯（1874 ～ 1946年），曾單名芚，字際唐、芚公、婆娑翰林，室名眠琴別圃、晉魏隋唐四十卷寫經樓等，徽州府歙縣人。近現代方誌學家、詩人、書法家、文物鑒賞家。前清翰林，曾任甘肅省府秘書長、甘涼道尹、蘭州道尹、省政務廳長等職。
現存上海博物館，許承堯的舊藏敦煌《佛說佛名經》寫卷，上有其題跋，曰：
清學部乃遣人輦其經人都，號五千卷，然佳者寥寥，又皆割裂充數。其留於武威、張掖、皋蘭者不少，皆精整。
由題跋可知，剩餘的敦煌寫經在運送到北京時，早已經被當地官員精挑細選。在甘肅任職長達十一年時間，許承堯自然也收藏了數量頗多的精品敦煌經書。
眾所周知，作為收藏大家，許承堯生平極愛收藏古物，他的收藏令人嘆為觀止，如米芾、唐寅、文徵明、八大山人、石濤等。而且他對於書法字畫也有很強的鑒賞才華，這一點，他的好友黃賓虹也是極為讚歎，有人說經許氏題跋的物件，便是一個「真假」判斷的重要的保障。
因此，得益於許承堯的高品味，高鑒賞能力，有他題跋的字畫或寫經，便有了十分的風流，價值也有很大提升。
此外，據程先甲《游隴叢記》中提及，許承堯與孔少軒，曾開「評經大會」，二人所收藏的敦煌遺書，誠巨觀也。
「公開評說經書」，據此，我們也可得知，許承堯不僅寫經收藏甚富，而且都是精品，甚至對於斷代著論也必然有著很深的研究，否則評經之時賓朋滿座卻詞窮眼拙，豈不尷尬。
許承堯的經書收藏的確強大，他的室名之一為「晉魏隋唐四十卷寫經樓」，就是源於他將自己多年收藏的敦煌經書中，書寫最佳且有完整年代題記的精品篩選出四十件，藏於經樓。這些經卷經過整理裝裱，裹以黃菱緞套，儲在小檀木匣中。
事實上，據《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晉唐五代書法》第19頁所述：敦煌數萬經卷中附寫題記者僅千餘件，而有題記、首尾俱全的則更為稀少。
因此，許承堯以一己之力能夠有這麼多的精品敦煌經卷，實屬不易。可惜，在戰亂的年代，因為生活所迫，他只能將一部分收藏釋出，其中有一些精品經葉恭綽介紹，賣給了中村不折，後為山本悌二郎所得。
不過，在許承堯過世後，家人遵照他的遺囑，將剩餘的藏品和手稿都捐獻給了安徽省博物館。
而那些流落異國他鄉的經卷，就包括此次亮相中貿聖佳2018春拍的唐朝大中十年智惠山寫《瑜伽師地論卷第卅三》，敦煌佛經，再次回歸，此等佛緣，殊為難得。
智惠山《瑜伽師地論卷第卅三》
唐大中十年（856年）寫本
紙本 尺寸：30.5×408cm
中貿聖佳2018春拍
本經所書為《瑜伽師地論第卅三卷》。《瑜伽師地論》共計一百卷，內容見《大藏經》第30冊。白麻紙，首尾俱全，八紙，264行，每行27字左右，首題「瑜伽師地論卷第卅三，彌勒菩薩說，沙門玄奘奉詔譯」，尾題「大中十年（公元856年）六月三日苾蒭僧智惠山隨聽學記」。
作為許承堯舊藏，該卷首部下角鈐其藏印「歙許芚父游隴所得」，此印許氏多鈐印其重要收藏。如安徽博物館鎮館之寶《二娘子家書》，國家圖書館北新0704、北新0714、北新0773、北新939。上海博物館上博36、台北中央圖書館004759、07524等。
左1-2安徽博物館藏《二娘子家書》局部，許承堯藏印「歙許芚父游隴所得」
右1寫經局部，許承堯藏印「歙許芚父游隴所得」
著錄
據許承堯《疑詩庵》中所載，1916年所作《以敦煌寫經寄馬伯通先生即題其後》中有「慧凈傳高文，瑜珈勤速記」句，小注「所藏有慧凈法師遺著，沙門智慧山聽講手寫瑜珈師地論義記各卷」。
著錄：《疑庵詩》丁卷p7-8。1926年（民國15年）刊行。安徽圖書館藏。
著錄：《疑庵詩》p84。1990年5月黃山書社出版。
從上面著錄中，可知至少在不晚於1916年，許承堯已經收藏了該經書。而這個時候距離敦煌經書被發現並受重視，時間才過去數年而已，市面上作偽敦煌經書很鮮見。
此經書的著錄累累，1929年日本東京出版《大正新修大藏經·法寶總目錄第一卷》中也有記載。
著錄：《大正新修大藏經·法寶總目錄第一卷》，第1067頁左上角，1929年出版
該書歷時十三年，由多位佛教學者基於中國多部《大藏經》整理而來，是自古以來卷帙最龐大的善本大藏經。
上文我們曾提到，寫經後來被山本悌二郎收藏，其有《澄懷堂書畫目錄》十二卷行世，該經書亦被收錄其中。一同收錄的包括吳道子《送子天王》卷、宋徽宗《五色鸚鵡》卷、米芾《樂兄帖》、李成《喬松圖》等。
其實在羅振玉、內藤湖南的指點下，山本悌二郎的中國書畫收藏，非常豐富。內藤湖南還曾在該書序中說道：「日本的中國書畫收藏當以山本君澄懷堂為第一」。
著錄：《澄懷堂書畫目錄卷一》，第6頁，1932年日本文求堂書店出版。
其餘著錄，如1946年第一部由中國學者編成的流入日本的中國文物目錄，《中國甲午以後流入日本之文物目錄》中有記載。
著錄：《中國甲午以後流入日本文物目錄》，卷三，第388頁，2012年中西書局出版。
亦或者，1962年王重民《敦煌遺書總目索引》，其中1062號著錄「瑜伽師地論卷第三十三（大中十年六月三日云云）山本悌二郎藏。」
著錄：《敦煌遺書總目索引》，第334頁，1962年商務印書館出版。
1990 池田溫編《中國古代寫本識語集錄》記載
著錄：《中國古代寫本識語集錄》，第414頁，1990年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出版。
除了著錄，從經卷的包裝題籤可知，該經書還曾被大財閥「住友家族」收藏。
經卷、紙盒、木盒外題籤
1988年栗山氏也親筆撰寫收藏來由和敦煌寫經資料與經文同置於桐盒內。
事實上，該經書的珍貴並不單純因為著錄累累，名人或權威機構遞藏，流傳有序。單從智惠山寫於唐大中十年的《瑜伽師地論》各捲來看，目前所知在我國公藏機構只有兩件，一件為國家博物館所藏第二十四卷，一件為故宮博物院所藏第四十卷。
其中，故宮博物院所藏第四十卷，曾在《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晉唐五代書法》以及《中國美術全集書法篆刻編·隋唐五代書法》兩部權威著作中有大幅介紹，並附有高清圖片，足見智惠山寫經在故宮藏品體系中彌足珍貴。
《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晉唐五代書法》，第211-215頁
《中國美術全集書法篆刻編·隋唐五代書法》
國家博物館所藏第二十四卷，著錄於《中國古代書畫圖目第一冊》，第375頁，京2-080，文物出版社2001年出版。
由此足見智惠山寫經的價值之高。而對比中貿聖佳與故宮所藏的經書，不難發現這兩件都是智惠山於唐朝大中十年六月書寫，而且紙張、書法及體例完全一致，甚至於尺寸都是幾乎一樣的（故宮尺寸30.5×411cm），足可以說明本卷和故宮藏品為同一人所書是確鑿無疑的。
左：故宮藏品 右：中貿拍品
左：故宮藏品 右：中貿拍品
行筆至此，或許你還會發現，兩卷經書首尾的摺痕走向都幾乎一致，所以有人推測此二卷在藏經洞中可能本來是卷在一起的。
敦煌經書的本意或為祈福，而《瑜伽師地論第卅三卷》中所蘊含的清凈追求與美好境界，使得它成為可以單獨誦讀研究的佛教經典，更是意義重大。
後話
敦煌經卷散落世界各地，命運也不盡相同。
除了英籍斯坦因、法國人伯希和外，還有日本大谷探險隊、沙俄奧登堡、奧勃魯切夫，美國人華爾納，以及抗戰過程流失日本等，這些人用盡各種手段盜取或騙購大量敦煌文物。
目前累計俄羅斯12000件、英國13300件、法國5700件、日本1000件以及美國公私藏家若干。
俄國強盜奧登堡探險隊和哥薩克騎兵 攝於敦煌
以至於，有人說，敦煌遺書在英國的藏卷最多最長，在法國的藏卷最精最廣，在俄國的藏卷最雜最碎，在中國國內的藏卷最散最亂，而在日本的藏卷則最隱最秘。
如今，追溯中貿聖佳這件經書的歷史，我們可以感受，在意識到敦煌經卷的藝術價值與文物價值乃至於學術價值後，藏有經書的藏家或機構無不珍之寶之，關於敦煌學的研究也愈加深入，這或許是劫餘後的經書不幸中的萬幸。
我們也期待著，未來會有更多的敦煌文物，重歸故里，繼續散發信仰的光輝與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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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斯文處，必有同古堂
文：同古堂 圖：中貿聖佳
參考資料：
潘德利：敦煌文獻流散與回歸的艱辛歷程
李利安：智惠山寫《瑜伽師地論》第三十三卷的地位與意義
唐朝大中十年智惠山寫《瑜伽師地論卷第卅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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