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事錄箋證》一則：明軍初克寧國及宜興二地

《紀事錄箋證》

（頁82-93，卷之上《丁酉至正十七年》）

「丁酉至正十七年（公元一三五七年）」第一〇條：

上問指揮段興曰：「三代之治，何以如此享國久長？」興對曰：「彼時有伊尹、周公輔政，所爲以仁義爲先。」上曰：「段興武將，所言正合吾意。」賜以名馬。陞郎中李善長爲參議。善長忌興之才，委守南陵縣。雙刀趙聞興之名，不敢侵。

至正十七年（1357）四月朱元璋親克寧國縣。寧國縣爲寧國路屬縣，寧國路則在宣城，寧國縣、宣城殊不相鄰，此前朱元璋遣徐達、常遇春取宣城，未下；而寧國縣克之時或稍後，宣城守將謝國璽（《紀事錄》作「謝璽」）也棄城逃跑，宣城乃下，寧國路其餘屬縣太平、旌德、南陵、涇縣相繼皆下。《中國歷史地圖集·元時期·江浙行省北部》：

此條前半段記四月克寧國縣及謝璽棄宣城走江浙事，繼而記錄委任朱文輝（朱元璋義子，《皇明開國功臣錄》作「朱文輝」）、老宋元帥（據《箋證》考證爲宋朝用）守宣城，陳德元（《皇明開國功臣錄》作「陳德」）守寧國縣，接著的便是上引這段文字。

《箋證》本條注五：

《明太祖實錄》記李善長丙申年七月陞參議，俞本則記當時陞左右司郎中，記此時李善長陞參議，或更近實。但南陵縣在紅軍克寧國後投降，或段興於此時受李善長之命，故俞本此處或僅追述李善長升參議之事。

細觀前引第一〇條，首先，俞本記段興守南陵必在此時，南陵新降，合於事理；前述諸將守職，合於文理。其次，俞本此段敘事似意在揭露李善長擅用參議之權，故若果李善長甫一陞爲參議，即建議委任段興守南陵，這一行爲更能激發《紀事錄》中這種帶有明顯傾向性的敘述產生。所以《箋證》所謂「俞本此處或僅追述李善長升參議之事」，似可商榷。

至於朱元璋與段興問答一節，亦應在此時，《紀事錄》顯然在暗示「彼時有伊尹、周公輔政」與後「陞郎中李善長爲參議」之間的關聯；既然原作「上問指揮段興」，而非「上嘗問指揮段興」，《箋證》未懷疑此爲俞本追述，應無需置疑。由此來看，段興對答受賜、李善長陞參議、委段興守南陵三時應皆在此時，並無追述。

第一六條：

七月，克宜興。以總管瘦朱同周智良俱陞元帥，守之。

《箋證》注稱錢謙益《國初群雄事略》據《明本紀》「丙申……明年，復破其兵於宜興、湖橋，擒其弟張九六」認爲張士弟張士德（即張九六）於丁酉七月在常熟被擒，「宜興」爲「傳寫之訛」，即丁酉年朱元璋軍未克宜興。關於朱軍初取宜興的時間，《箋證》認爲《明太祖實錄》與《皇明開國功臣錄》互相矛盾，前者與俞本《紀事錄》一致：

徐達兵徇宜興，取常熟。

後者《廖永安傳》則有至正十八年（1358）正月庚子：

並取爛泥洪、黃山等寨，及橫□、三寸港、太湖大浦口、宜興、無錫等處。

然廖永安所部既爲舟師，則「橫□（原闕）、三寸港、太湖大浦口、宜興、無錫等處」很可能是指「等處水寨」，且無錫此時應尚爲張士軍固守，故此所謂「宜興、無錫等處」均非縣城。而「徐達兵徇宜興」才是陸軍攻克宜興城。徇，略也。所以，《明太祖實錄》、《皇明開國功臣錄》所載實無分歧。

此外明人文集又有丁酉三月取宜興之記載，《箋證》辨之甚明：

紅軍丁酉年三月克常州後，主力迅速西下宣州，其間必無克江陰、宜興之事。紅軍克宣州後回師向東，六月克江陰、七月克常熟。

《箋證》最後判斷《紀事錄》「七月，克宜興」爲實，無可非議，只是《皇明開國功臣錄·廖永安傳》所載與之實爲二事，並非《箋證》所謂誤繫，於此可置一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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