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C主編Silvio Waisbord：後學科狀況下，我們應該如何繼續研究？

訪談背景

Silvio R.Waisbord 博士畢業於美國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社會學系,現為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媒介和公共事務學院教授,2008-2014年擔任學術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主編,2015-2019年擔任學術期刊Journal of Communication主編,他用英語和西班牙語發表了上百篇學術文章,擔任英語和西班牙語多份學術期刊編委會成員和審稿人,主要學術興趣為媒介社會學、新聞專業主義、全球媒體等。2018年1月6日至11日,他受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之邀,首次踏足中國,跟中國學者們進行了面對面的學術交流。本刊趁此機會對他進行了專訪,對談他的研究心得與學術經驗,以饗讀者。

一

新聞學、傳播學與後學科

《國際新聞界》:

您談到自己正在寫作的新書的標題是《傳播學的邀請:後學科狀況》(An Invitation to Communication: The State of the Post-discipline),您在整個新聞傳播研究領域被公認為是新聞學研究的代表性學者之一,您的新書為什麼從「新聞研究」轉向「傳播研究」?

Silvio Waisbord:

一直以來,我的確對新聞研究很感興趣,但是,新聞研究是傳播研究的一部分,傳播研究所包括的範圍更廣。不過,研究者只是用不同的透鏡來觀察相同的現象,我們的研究對象是一致的,區別只是看待現象的方式。我做了兩本期刊的主編,尤其是後一本叫做《傳播研究》,所以我需要更廣闊的視野來看待自己的研究對象。

很多人只是在傳播研究的領域裡進行研究,研究其中的一小部分或某一個具體現象,並沒有從更大的背景上思考整個傳播研究的地位,而我想跳出具體傳播研究的範疇,從整個學科的角度來思考我們的走向,所以我研究「後學科狀況」。

《國際新聞界》:

怎麼理解「後學科」呢?傳播研究的後學科狀況是什麼樣的呢?

Silvio Waisbord:

跨學科現在是一個時髦的詞,然而,傳播研究早就是跨學科( interdisciplinary )的。傳播研究同其他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一樣,都面臨統一性（unification )的困難。傳播研究的後學科狀況指的是,傳播研究是多學科的( multidisciplinary ),而非僅僅是跨學科的。跨學科發生在特定研究領域裡,而傳播研究是一個整體,不能僅僅著眼於跨學科。學術共同體、學會組織、學術刊物共同強化了傳播研究特定化( specialization )的趨勢,更加使得傳播研究不可能面對統一的研究主題和研究問題。

那麼,面對後學科狀況,我們應該怎麼做呢?我們要承認現狀,圍繞當代社會現象來提出理論問題。在研究現實時,傳播研究也許不是獨一無二的研究視角了,我們要承認多元主義和多樣性,整合多重傳播視角來研究真實世界的現象。

《國際新聞界》:

您做過兩本期刊主編,這兩段經歷對您寫手頭的這本書有什麼不同的影響嗎?

Silvio Waisbor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更側重政治傳播,更加特定化,Journal of Communication話題更多元,社會科學領域裡其他背景的學者也會向我們投稿。作為編輯來說,這很有挑戰性,我不得不熟悉傳播研究的各個領域,有一些領域我不理解,有一些領域我甚至有誤解,所以我必須學習。期刊主題越多元,我作為主編,越覺得自己無知,因此必須要有謙虛謹慎的態度。既然傳播研究的對象是多元化的,那麼,期刊發表文章的主題也應該是多元的,至少能夠反映我們身處的學科和學會組織的多元性。

《國際新聞界》:

您始終對新聞研究情有獨鍾。您上一本編輯的書《關於巴爾的摩事件的新聞:種族、憤怒和城市》(News of Baltimore: Race, Rage and the City, 2017)就是一本新聞學著作,在這本書里,您和同行們研究了媒體在2015年巴爾的摩地區種族騷亂中所起的作用,這樣的研究很符合您過去三十年一直以來的研究取向,觀察媒體在真實世界裡的活動和影響。

Silvio Waisbord:

我的研究興趣隨著環境變化而不斷變化,特定化( specification )很重要,但是太局限,所以我會嘗試更多元的研究問題。巴爾的摩距離我所在的華盛頓特區很近,我經常去那裡,那裡的種族問題在美國很有代表性。當2015年那裡發生種族騷亂的時候,馬里蘭大學Linda Steiner教授(注:該書另一位編者)就在那裡,所以,我們從個人視角來看媒體和社交媒體在巴爾的摩事件之前和之中都做了什麼。巴爾的摩研究是個案研究,短時間裡發生了那麼多事情,資料非常豐富,但是,我們並不僅僅談巴爾的摩個案,我們試圖通過這一個案來回答更具普遍性的問題,記者能否預測這一事件?碰到類似事件時,記者應該如何報道?種族、城市、騷亂,這些都是媒體研究里的典型問題。個案研究的價值在於提出理論問題、進行理論分析。

二

調查記者與南美經驗

《國際新聞界》:

您在2000年曾經出版了一本關於南美調查記者的書,《南美的看門狗新聞業:新聞,社會責任和民主》(Watchdog Journalism in South America:News, Accountablilty, and Democracy),您能給我們介紹一下南美調查記者的情況嗎?

Silvio Waisbord:

這本書跟我大多數研究的路數是一樣的,精選個案,收集資料,講故事,通過對材料的分析來提出新的理論觀點,再帶著新的理論觀點回來關照新聞研究。個案研究豐富了理論,理論關照個案研究,這是雙向的。不僅僅是應用理論,還要挑戰理論。

我曾經跟其他中國研究者交流過,他們提出了相似的問題:美式調查記者那一套為什麼在其他國家沒有被廣泛接受、它僅僅在美國成功了?全球新聞界有沒有通用的慣例( convention )?新聞研究有沒有全球通用的普遍性理論( universaltheories )?如果不能全球通用,那麼我們如何理解各國自己的特殊性呢?我們對於西方理論要保持警惕,畢竟那產生於西方的社會環境,產生於七八十年代西方社會的理論,如果能應用於2018年的北京,這將很奇怪。這就是我在這本書里所持的態度,我們必須對西方理論保持批判立場。

《國際新聞界》:

南美調查記者跟美國經驗不一樣,是什麼原因造成的呢?

Silvio Waisbord:

結構上的原因。南美新聞界對政府的依賴性很強,媒體缺乏資源,或者即使有資源也不願意投入調查性報道。美國調查記者可能投入五六個月調查一則新聞,而在南美則不可能,沒人會這樣做,這太奢侈了,工作環境太不一樣了。

政治和經濟環境能夠解釋一部分原因,文化上的差異也是一個原因。美國調查記者會看到更大的社會背景,新聞事件置身其中,而南美記者更看重自己參與的特定報道領域。美式新聞專業主義並不適用南美,期盼美式新聞專業主義也在南美出現,這是不現實的,這促使我們去思考新聞專業主義的適用性和多樣性。

三

新聞專業主義

《國際新聞界》:

近年來,中國學者們對新聞專業主義研究很感興趣。您寫過一本關於新聞專業主義的書,《重塑專業主義:全球視角下的新聞與新聞業》(Reinventing Professionalism: Journalism and News in Global Perspectives, 2014),您對新聞專業主義的基本看法是什麼?

Silvio Waisbord:

當我們討論新聞專業主義的時候,我們必須記住,我們對這個概念缺乏統一定義。它是美國新聞界的主導觀念,產生於二十世紀的美國,今天的情況跟當時遠遠不同。今天的記者不能再宣稱「我們是能夠提供新聞的唯一群體」,現在,人人都能提供新聞。

《國際新聞界》:為什麼您的書名是「重塑專業主義」?重塑了什麼?

Silvio Waisbord:

重塑,既指新聞界重塑了那些關於專業主義的實踐,也指學術界重構了那些關於專業主義的理論話語。

當人們能夠從任何地方得到新聞的時候,記者還是一門專業嗎?不,不是了。某種程度上,我們不再需要新聞業了,我們新聞專業的學生也不再讀新聞了(大笑),但是,我們仍舊需要新聞和新聞業。大眾不同意我的看法,他們認為他們不再需要新聞業了。

舊的信息金字塔已經倒了,新聞業不再居於信息金字塔的頂端,至少在西方如是。這恰好是一個我們反思新聞專業主義的絕佳時機。也許有人認為專業主義是一個殭屍概念,這個概念死掉了,但是它又復活了。我在書里分析了新聞專業主義的種種變化和所面臨的挑戰,而不是把它當成規範性的概念來看待。我並沒有說,這是好的新聞業,那是壞的新聞業,新聞專業主義是我的分析工具,我用它來考察新聞業。

《國際新聞界》:

這本書另一個關鍵詞是「全球化」,您是怎麼看待全球化與新聞專業主義的關係呢?

Silvio Waisbord:

全世界關於新聞專業主義的看法不一樣,我在書里多次強調了這一點,所以我要把專業主義放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來考察。同時,我們需要考察,為什麼專業主義會衰落?這才是有價值的問題,而不是去考察,專業主義的規範性內容是什麼?

《國際新聞界》:

專業主義跟芭比·翟利澤(Barbie Zelizer)提出的「闡釋社群」有什麼關係呢?

Silvio Waisbord:

闡釋性社區並不是新聞業的唯一工作,也不是只有新聞記者才能形成闡釋性社區,社交媒體上的個人也能形成闡釋性社區,記者頂多只是眾多幫我們理解世界的闡釋性社區中的一個。記者要跟其他群體競爭和分享信息,個人不僅從媒體上獲得信息,也從朋友和社交媒體上獲得信息。

《國際新聞界》:

如果沒有普遍接受的新聞專業主義模式,那麼我們還怎麼討論不同社會條下的新聞專業主義呢?

Silvio Waisbord:

如果看新聞類型的話,小報和商業新聞在全球都很相似。非洲、中國、英國雖然語言不同,但是這些國家的小報和商業新聞有諸多相似性,專業主義就不是這樣了,上述國家各不相同。我們很難給出一個普遍接受的規範性的專業主義定義。

《國際新聞界》:

在中國,新聞專業主義被視為與宣傳模式不同的一種職業實踐活動。

Silvio Waisbord:

這恰好就說明了,專業主義在不同國家具有不同的表現形式。可能更有意思的問題是:不同國家的新聞專業主義有什麼共同點呢?它們的工作方式、職業實踐、倫理準則是一樣的嗎?就像「新聞價值」這個概念一樣,我們可以比較美國、日本、中國媒體對於新聞價值的不同看法,也可以比較不同國家關於專業主義的看法。

《國際新聞界》:

你剛才提到了,小報和商業新聞在全球媒體的表現形式。我在想,遠離政治是不是造成這個現象的原因?它們基本上屬於非政治性的新聞。如果涉及到政治新聞,全球媒體的表現形式就存在諸多差異了。

Silvio Waisbord:

有時候,我們會認為小報和商業新聞不是新聞,它們是信息,這就涉及到我們定義什麼是新聞?什麼是好新聞?由此我們定義了何為新聞專業主義。傳統上,在西方,我們認為新聞專業主義跟公共利益和民主相關,醫生和律師只是服務於客戶的利益,而記者服務於整個社會的公共利益,新聞業為民主服務。但是,現在,那種認為專業主義僅僅關乎民主的看法——雖然我們多麼想實現這種想法——並不符合當下新聞業的實際現狀,當下新聞業受到了各種力量的驅使,可能我們並不喜歡,但是現實如此。

專業主義關乎保護優先權,任何職業都會保護自己的優先權,記者亦如此。專業主義要做的基本上就是不受外界干預獨立運行。當專業主義基於非專業主義因素而做出判斷時,弱的專業主義喪失了優先權,以前受專業主義保護的地盤被入侵了。

《國際新聞界》:

其他職業有沒有出現專業主義衰退的跡象呢?

Silvio Waisbord:

如果你看其他職業,比如醫生和律師,很難不受干預地獨立做出判斷了,醫生會基於病人的保險和費用而不是醫學院傳授的那一套來給出治療方案。對新聞業來說,這種現象更糟糕,因為我們不再考慮公共利益了。

《國際新聞界》:

社交媒體時代,新聞業前台與後台的邊界在消失,公眾更加了解新聞業的後台,這是不是也意味著專業主義的衰落?

Silvio Waisbord:

我不認為當前的新聞業已經處於全然透明的階段,只是透明程度增加了而已。非專業群體挑戰專業群體,會變得更好還是更壞?普通人即使有駕駛執照,也不能宣稱自己可以跟專業飛行員一樣操作大型飛機。我們生活的時代在削弱專業主義,追求透明性。當記者不再壟斷新聞,這是好還是壞?有人認為這是好事,因為記者不再有權利決定什麼是新聞。但是,對於公共生活來說,削弱了新聞專業主義,會產生什麼樣的後果?一定會有人懷念從前的日子。

《國際新聞界》:我們重塑的到底是什麼呢?舊的專業主義被改造成什麼樣?

Silvio Waisbord:

在新的環境下,新聞業重新吸納( incorporate )專業主義。舊的時代已經遠去,人人都可以發表評論挑戰記者。我們應該徹底思考新聞業的運作方式。市民新聞是補充,而不是改變了專業主義模式。當前,數字新聞是研究的熱門話題之一,但是,數字新聞也遵循了傳統新聞業的模式,對傳統新聞業的衝擊只是零碎的( fractional ),並非顛覆式的。

《國際新聞界》:

有些學者把新聞業的變革歸於技術因素,認為新聞業的困境可以通過技術進步被解決。

Silvio Waisbord:

為什麼有些東西變了?為什麼東西沒有變,這個問題更有趣。為什麼新聞業的結構、組織、常規,都沒有變?數字新聞業沒有能夠改變傳統新聞業的哪些方面?看看媒介組織,並沒有太大改變。生產新聞的日常過程已經改變,其他常規如故。對新聞的接收依然如故。新聞業面對創新的回應非常不一樣。新聞業在這個多變的社會裡如何探索?我們很難有一個全景式的研究。

有人認為,新聞業這頭恐龍還活著還在運行。在我們出生之前,新聞業就已經存在著了。如果你問人們,什麼是新聞業?他們的回答跟二十年前差不多。我們總是更想知道什麼改變了,卻甚少關注什麼沒有變。

《國際新聞界》:中美新聞業存在著不同的傳統和現實,中國記者們似乎更歡迎公民記者。

Silvio Waisbord:

這是由於政治和社會背景不同而造成的。我們可以預知中美新聞業的不同,公民新聞在中美有著不同路徑和影響。

《國際新聞界》:

南美的情況怎麼樣?

Silvio Waisbord:

南美的情況跟中國美國都不一樣。但是,社交媒體並沒有從根本上顛覆傳統新聞業,無論在哪裡都是。華盛頓記者跟他們二十年前的做法並沒有太多不同,他們依然重視合法化信源。新聞業對這些點點滴滴的變化持懷疑態度,這是變化應該被看成是屬於新聞業的一部分,而不是從內部瓦解新聞業。

《國際新聞界》:發展中國家的新聞業是不是比發達國家的新聞業更容易接納創新技術?

Silvio Waisbord:

這取決於政府決定如何應對新技術和新機遇。新聞業選擇性地接納了這些變化。新聞業的基本模式並沒有由於技術創新而被顛覆,相反,新聞業基於自身的政治和經濟條件來吸納技術創新。那種認為這些創新會給新聞業的基礎來帶一場革命的看法,是過於天真了。

四

學術經歷

《國際新聞界》:

您在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求學時,舒德森教授是您的導師。他的好幾本書已經被引進中國,中國讀者熟悉他,那麼,您跟他的看法有相同之處嗎?

Silvio Waisbord:我贊同他的看法,新聞業跟民主相關。但我不認為,新聞業僅僅跟民主相關,它還跟人與人的聯繫、人的發展、社會功能等因素相關。

《國際新聞界》:媒介社會學、新聞社會學、新聞生產社會學、消息來源社會學,這些概念之間有什麼區別嗎?

Silvio Waisbord:

當然,媒介比新聞的外延大,比新聞業的外延也大。但是,這些概念之間並沒有太大區別,都是用社會學理論來研究媒介。一個很有趣的現象是,社會學家起初關注媒體,比如哥倫比亞學派,但是像卡茨所說,他們後來拋棄了媒介研究。我覺得,當下是一個好時機來研究數字媒體,數字媒體社會學跟媒介社會學的研究差不多,只是研究對象和時代改變了。有學者運用社會學理論研究媒介與身份認同,但是我們不會認為這屬於媒介社會學研究。我關注常規、媒介組織研究,所以我編的書里收錄了很多這些主題的研究,我不關心個人心理層面,所以,我的書沒有收錄這些研究。

Silvio Waisbord:

很不幸地,只有少數社會學家研究了新聞室。新聞傳播學院很少招聘來自社會學系的學者,我覺得,這就是媒介研究從社會學研究里消失的原因。但是最近,美國的新聞傳播學院有一些學者重新回來研究數字媒體時代的新聞室,他們在七十年代那波研究潮流的基礎上繼續前行,面臨更大的挑戰,也生產了更多的研究成果。我很高興看到這些研究出現。

《國際新聞界》:

美國最主流的研究流派是實證主義範式下的傳播效果研究,但是您的研究興趣跟這個主流很不一樣,為什麼會這樣呢?是您的個人興趣、還是機遇使然?

Silvio Waisbord:

我從本科到博士,都在社會學系裡。我所在的社會學系裡,沒有人從心理學角度來研究媒介效果,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的量化傳統也不強大,如果我去了另一個系,可能我會對其他問題感興趣。在聖地亞哥,每個人都關心社會如何運作?人與人如何聯繫和交流?媒介對於社會整合起到了什麼作用?這樣,我就跳到了媒介研究領域。

我成長的阿根廷也沒有社會學家從心理學角度來研究媒介效果,從社會學和政治學角度倒是有一些研究。我第一次接觸媒介研究是在阿根廷讀大一,那時我讀到了法蘭克福學派霍克海默和阿多諾關於文化工業的研究,他們的結論很有意思,當然這並不意味著我贊同他們的結論,但是,我沒有選當時流行的經濟社會學或勞工社會學,可能這就是我個人興趣吧。

《國際新聞界》:

您是阿根廷人,在美國求學工作已經三十年了,您的拉丁身份對您在美國的研究和工作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呢?

Silvio Waisbord:

阿根廷和美國,對我的學術研究都有影響。部分原因可能是我來自社會學系,新聞傳播學院很少有社會學學者;另一個原因是我的阿根廷和美國經歷。這是雙重文化。我跟這個領域裡其他學者都不一樣。我讀到了西方理論,就會想起自己祖國的文化,不同文化的碰撞可以啟發我從不同角度進行思考。

兼具兩種身份的優點是,在一個邊界消失的世界裡,我可以跨越不同領域。這取決於你站在哪兒,你站在正統的傳播研究領域,並且持有開放心態,你的研究會很不一樣,你對學術共同體的貢獻也會不一樣。傳播現象如此多元,傳播研究如此多元,你可以從不同取向來研究傳播。但是,如果僅僅站在西方,那麼你就會感受到很少的多元化。主流的傳播研究範式正在受到挑戰,這也是我對主管期刊所採取的態度。

《國際新聞界》: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發表最多的還是實證主義範式的研究。

Silvio Waisbord:

看我們的歷史數據,的確如此。這跟我們的審稿人有關,可能審稿人偏好這一類研究。但是我奉行開放政策,不同取向的研究都可以被發表,傳統審稿人也許會說:這不是傳播研究,不應該被發表。但我會認為:這是一個高質量的研究,應該被發表。JOC一直有著很好的名聲,我希望多元化能夠延續它的聲望。喬治·格伯納(George Gerbner)是JOC的創刊主編,除了他,其他主編任期都是四年,明年我就到期了,2020年將會由其他主編來傳承這份工作,我希望JOC能夠出現種族、性別背景更多元的主編。

本刊特別鳴謝上海社科院新聞學研究所白紅義副研究員對於擬定訪談提綱時所提供的幫助。

原文刊載於《國際新聞界》2018年第2期。

封面圖片來源於網路

本期執編 / Savann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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