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學術批評的潛規則

原標題：中國學術批評的潛規則

作者：唐小兵

轉自：美國史教學與研究

原載《社會學家茶座》2009年第2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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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批評的潛規則

唐小兵

一談到中國學術的自主性和問題，我們總是很容易習慣性地把這些弊病歸咎於體制性的「終極原因」，比如學術自由、學術獨立等客觀社會情境。但這並不是問題的全部，甚至有時候並非造成低劣學術的最關鍵的原因。學院自身的邏輯與規則在一定程度上也嚴重阻礙了學術的正常發展，在決定學術的創造與評價的過程中，學術共同體並非完全喪失了自主空間，相反，它們擁有學院外人可能無法想像的權力與影響力，而在這中間，學術批評是一個重要的環節，學術批評的優劣並不由政治因素控制，但是在它的實際運作中間，卻往往被種種非學術的因素主宰。眾所周知，真正的學術批評在中國的學界是難得一見的，更多的是學術表揚與「學術」謾罵，這種潛規則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中國學術的惡性循環。在筆者看來，中國學術批評存在以下問題：

其一，學術批評的圈子化：所謂圈子化，意思就是學術共同體成了一個個小圈子，這個圈子可能是同氣相求而自然形成的，也可能是通過一兩個學術領袖的發起而組織起來的，它開始時可能還奉行公開的、自主的學術規則，以追求學術為核心目標。到了一定程度後，它的目標發生異化，以維持和擴展這個共同體的學術利益為最高價值，對於圈子內外的學術批評採取雙重標準。黨同伐異和內外有別成了維繫這個學術共同體的潛規則。對於圈子內的批評，可能會採取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態度，甚至會急切而真誠地期盼傾聽圈子裡的「建設性意見」，以完善論文。對於圈子外的批評，尤其是學術批評來自從事相同或相似學科研究的個體，就會輕易地認為是一種挑釁行為，把個人的學術批評當作另外一個學術共同體的「集體進攻」，因此，往往會以一種泛政治化方式對待來自圈子外的「學術批評」，最後導致的就是學術共同體內部的自我循環，成了一群知識背景大同小異的個體的相互的「學術撫摩」和「學術搔癢」。這就更容易強化學人的自戀意識。另外，同樣一個學者，在同樣的一個學術場合，在面對圈子內外的學術論文時，可能就採取雙重標準。圈子內的自然視為兄弟姐妹，再劣質的論文，也會覺得「瑕不掩瑜」，甚至違背自身學術良心地極盡讚美之能事，而對於圈子以外的論文，則不管對方論文實質水準如何，只要是來自「異己」，尤其當這個異己又是小字輩的時候，就以學術批評的面貌，大加鞭撻，痛下針砭，甚至不惜進行人身攻擊。筆者曾參加一個有海內外諸多學者參加的一個學術會議，曾經親眼目睹一個學者的這種行為，讓當時的我困惑不已。這位來自美國的華裔學者，在評論一個可能與他私交較好的青年學者的論文提綱時（這位青年學者時間倉促，沒來得及寫成文章，只列舉了可能要寫的幾個要點），不吝讚美之詞，對每個要點都稱頌有加，覺得都是學術創見，發前人之所未發，絲毫沒有任何批評。而這個提綱在我看來，學術價值並非如同他所評論得那樣突出，甚至中間不乏一些已有觀點的綜述。同樣的這個學者，在評論另外一位來自澳大利亞的青年學者的論文時，也不知道這個旅澳學者曾幾何時開罪於他，他從開始批評到結束，幾乎無一句肯定的話，甚至攻擊對方的漢語表達能力，在學術的包裝下，他幾乎是窮形盡相地展示了一種批評家的「風采」。在場的另一位美國華裔學者實在看不過去，阻止了這個學者的批評，並指出對青年人應該要厚道，就文本論文本，切忌上綱上線。

其二，學術批評的等級化：西諺云：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學術面前本來應該是人人平等的，學術也只有在一種平等和民主的情境里，才可能得到一個良性的空間。但今天中國的學術，只要我們去翻閱學術雜誌和參加學術會議，就會發現學術批評已經等級化了，等級化就意味著學術場合的身份意識，學術也變成一種「權力的遊戲」，學術批評者只能根據其自身的學術位置來進行，這就造成在很多學術會議中間，年輕人對年長的學者就只能以請教的姿態進行和風細雨的「批評」，而且這種批評還必須是在進行了充足的學術表態後發生。年長者可以任意地，甚至不負責任地粗暴地批評年輕人，而年輕人還必須把這些純屬「學術廢話」的語言垃圾記錄，以此顯示後學者的謙卑態度。等級化表現得最明顯的就是師生之間的學術批評，一般來說在當今中國學界，幾乎很難見到學生對導師的學術批評，學術近親繁殖導致師生之間形成一個巨大的學術利益鏈條，學生往往不能觸怒導師，只能延續、發展其學術路向。筆者一個朋友曾經在一個重要的學術期刊發表一篇評論一本新社會文化史的著作的學術批評，這個批評也是他參加課堂讀書班的一個報告，在其中對於該書進行了一些批評。結果居然引發了一個學術事件，被批評者之一居然因此在同樣的學術期刊發表一篇題名為《××同學，以筆為槍》的回應文字，以長輩姿態居高臨下地狠狠教訓了他一通，從史料、方法與行文簡直把他批評得一無是處。不管我這個朋友的學術批評有何不得當之處，他畢竟還是一個正在問學的學生，犯點錯誤也是在所難免。如此「氣急敗壞」地口誅筆伐豈非讓後學者寒心，甚至噤若寒蟬而再也不敢發表不同意見。我的朋友受此打擊，也確實從此對於學術批評有視為畏途甚至意興闌珊之感。這種對待學術批評的態度，很容易讓我們聯想起文革時代大字報、社論式的表達方式，不是一種有容乃大而包羅萬象的學者氣度。民國學術為何比今天紮實而有成就斐然，只要我們去考察當時學術批評的狀況就知道了。當時一樣地存在很多學術共同體，但這些共同體基本上能夠保持一種學術至上的取向，把「道問學」作為學術批評的首要目的。當時小字輩也可以向「學閥」（中性意義上的）公開叫板。如傅斯年就經常批評胡適。李長之也年紀輕輕就發表《魯迅批判》，對魯迅思想進行評論。另外，如民國清華的年輕詩人朱湘就曾經在文章中直接指出胡適的《嘗試集》內容粗淺、藝術幼稚、思想平庸，也沒看見胡適暴跳如雷大加反擊。只要是懇切的批評，都是對於學術或創作的有益的催化劑，而且對於學術來說，批評才是對於學者真正意義上的尊重，也只有批評才可能給學者提供一些不一樣的視角，以及指出其學術盲點。批評不是批判，更不是階級鬥爭，因此被批評者完全沒必要像個軟弱而敏感的刺蝟一樣把自己包裹和封閉起來。

其三，學術批評的形式化：形式化就是學術批評的形式主義，學術批評成了學術批評秀，甚至成了學術交際和學術捧場的變體。很多學者參加學術會議並沒有做認真的準備，也沒有真正仔細地閱讀要加以評論的論文，在學術現場也僅僅是大而化之地加以即興發揮而已。自然，如果真正是大家，也可能會有所發掘。但更多的是學術口水，是一堆脫離被評論文本的空洞而無的放失的具有「普遍適用性」的廢話。一些學者確實練就了一張三寸不爛之舌，任何一篇論文，他都可以在不對文本進行細緻閱讀和艱苦思考的前提下，進行長篇大論的學術批評。而且這些批評聽起來好像還挺有道理，其實仔細一想，都是換湯不換藥的學術批評創口貼，到哪裡都可以張貼和應用。去年一個在哈佛大學東亞研究所讀博士的朋友來上海參加一個為期兩天的學術會議，回美國前我問他對於中國學術界最大的感觸是什麼，他脫口而出說中國的學術會議場合難得聽到真正的學術批評，感到大家都是在利用學術會議進行學術休假和學術聯誼，在學術場合的學術批評大部分是不痛不癢的話，更不用說精心準備的專業的學術批評了。他說在美國參加學術會議，如果對被評論的論文提不出切中肯綮的嚴厲的批評，會被認為對被批評者缺乏足夠的尊重，也會被同行認為自己沒有學術素養和能力，是一件丟面子的事情，這種學術批評保證了美國學術能在高水準的層次遞進，而避免了低層次的重複。自然，國內也並非所有學術場合都是學術表揚，偶爾也會碰到一些精彩而犀利的學術批評，不過這一般發生在初出茅廬還不懂學術江湖的潛規則的青年學生身上。例如，筆者前不久曾經參加一個江浙滬研究生學術論壇史學分會。一個治明清史的博士在學術會議上，對安排由他來評論的來自浙江一所著名高校的歷史系博士的論文進行了「體無完膚」的學術批評，從史料、方法、觀點、行文、學術史回顧、注釋等各個層面進行了細緻而中肯的批評，據說他為準備這個學術批評曾經一個晚上沒睡，借閱了大量相關資料，還去核對第一手史料。批評還沒完全結束，他的話就被其導師打斷了，認為他不應該在這種學術場合如此「苛評」，建議他會後與被批評者交流。這本來是一件再自然不過的學術批評，但因其犀利而深入往往被視為一種學術挑釁行為，被批評者也可能認為自己大失臉面。而且這種學術批評可能會危及批評者今後的學術前途。其實，對學術的謙卑和學術的嚴謹作風往往就是通過這種嚴格的批評建立起來的，沒有有效的學術批評，學術共同體沒有一以貫之的有約束力的行規與家法，就會導致很多人以玩票心理或敷衍態度做學術，最後只能生產學術垃圾。相比較而言，西方的學術批評已經建制化，形成對學者強大的規範力量。余英時先生曾在談「史學紀律」的一段文字中講述了足以印證這點的亞伯翰故事。亞伯翰在1981年出版了根據其在芝加哥大學的博士論文修改而成的《魏瑪共和國的崩潰》一書。其時他是普林斯頓大學歷史系的助教，該書出版後好評甚多，系裡準備向學校申請給他長期聘任。結果，耶魯大學的屠納和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費德曼作為治現代德國史的資深專家出面干涉，指出亞伯翰史料引用諸多錯誤，甚至指出其為了論證觀點有心作偽。這掀起美國史學界的一個軒然大波，最終導致亞伯翰被驅逐出史學界，以四十多歲的年紀改行去學法律。由此可見，美國的學術批評的嚴肅性與規範力量，學術批評的這種性格保證了學術工作的純粹性與神聖性。

其四，學術批評的單向性：單向性的意思是被批評者對於學術批評根本不以為然，甚至認為是公開的挑釁而把學術問題轉化成一個非學術問題。參加了諸多學術會議後，一個最深刻的感受之一是港台學者和海外學者對待學術批評比大陸學者要嚴肅得多，所做的回應也認真到位得多。這些學者不管批評者的觀點、立場、知識背景與其存在多麼大的差異，一般來說都會認真傾聽被批評者的意見，而且會逐條給予細緻的回應。這首先是一種尊重學術批評的態度，他們會特別重視與自己意見不一樣的觀點，認為會構成自己論文的有益補充。他們提交論文的首要目的就是把一個正在思考的論文，拿到學術共同體中來進行嚴格的評議，而且，國外一流大學的學者發表的每篇重要論文，基本都會在不下於5次的學術會議上認真討論過，進行不斷的調整、修改。所以，他們對待學術批評是一個敞開的態度，他們的基本預設也是學術是必須通過公共場合的理性溝通來完善的。國內一些學者參加學術會議，宣讀論文更像學術表演，希望得到的是學術共鳴而不是學術批評，尤其是那種暴風驟雨式的批評，反應了多數人心態上就是極其封閉的。這種封閉性最終導致其故步自封，難以有學術進步。幾年前，筆者曾經在復旦大學旁聽一個史學會議。至今美國歷史學家海登·懷特在學術會議上的風采還歷歷在目。他當時年齡已逾70歲，仍舊精神飽滿，對待每個學者的批評都作了精彩而細緻的回應，包括一些在場學生提出的可能在國內學者看來顯得幼稚的問題。他的那種富有戰鬥性的睿智與充滿學術興趣的情調，讓他對於每個批評者都充滿了一種交談與對話的樂趣。在一些國內的學術會議上，學術批評往往是一旦批評即將結束，被批評者經常不會仔細地回應問題，尤其是當批評者資格較淺的時候，尤其如此。這樣一來，學術會議就會顯得沉悶而單調，根本不是一個知識者激烈爭論問題的場合，也就很難導致更多的學術靈感產生。長此以往，一些青年學者也就慢慢地喪失了批評的激情，也成了關起門來做學問，打開門來念論文的那種「學院動物」，知識、智慧、靈性、學術等等，自然不可能在這樣一個學術環境里生長出來。

歸根結底，學術共同體的營造非常重要，只有在一個洋溢著自由、平等與民主氣味的學術場合，學術批評才能得以發揮其積極功能，從而有效地促進學術進步。而這些並非一個體制的原因，卻是學者可以從自己做起的事情，認真地發表學術批評，懇切地接受學術批評，互動地創造學術氛圍，虔誠地進行學術思考，這些都是學者可以做到的，這些做到後才可能給學院生活奠定一個自由而開放的學術環境，培養出一批真正的蘇格拉底意義上的愛智者。要實現這些學術目標，首先要瓦解的就是前面提到的這些學術批評的潛規則和弊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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