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視歷史，接受批評，是人類得以進步的原因

天下 05-12

「有時候，關鍵不是去改變世界，而是去解釋世界。」

在某個關鍵時刻，關於如何解釋這個世界，如何與未來相處，我們需要聽聽睿智、獨立的聲音。

我們邀請了經濟學、法學、社會學、傳播學等領域的 20 余位專業人士，回答了我們的問題。

問題紛繁而且複雜，但與年輕一代的未來生活息息相關。被訪者希望，留給未來年輕一代的這個世界運轉良好而且文明進步；在複雜而且迷茫的世界中，保持獨立與理性。

美國記者張彥曾經做過一個計劃，記錄普通中國人自己的歷史。因為技術門檻的降低，很容易就可以做自己的紀錄片，「以前要花很多很多錢，現在很多人可以做這個」。除了技術原因，張彥遇到的另一個問題是「也許有點被限制。看你報道的東西是什麼，如果你要一直報道『文革』、『大躍進』方面的東西，會遇到問題。如果只是你村裡的一些情況，還是有很多人做」。

《好奇心日報（www.qdaily.com）》也做過多個系列報道，比如「房子和中國人的生活」，同樣是從個人歷史著手來記錄生活變遷。

我們遇到的更多的問題是，他們說的是什麼？不論是從讀者留言角度，還是我們記者在面對講述者故事的時候，有些事情我們都是第一次聽說，更多事情在於我們只知道概念，而並不了解前後的時間關係、邏輯關係。

費爾南·布羅代爾作為 20 世紀最著名的歷史學家之一，曾經為法國的高中生寫了一本《文明史》，他說：「我認為我們的年輕人必須在 18 歲，在準備從事不論何種職業前夕，要初步了解經濟與社會的現時問題，初步了解世界的重大文化衝突，初步了解文明的多樣性。他們要能夠閱讀嚴肅的新聞日報，理解讀到的內容。」

這個於我們是缺失的。

而且情況可能越來越糟糕。在關於高中歷史教科書對文革內容做出修改之後，有廣州中學生接受採訪，「如果不去強調它的錯誤的話，歷史可以更完美一些吧，沒有說絕對的錯誤吧……」

賀衛方在接受我們採訪時說：「一個心態健康的民族絕對不能迴避自己的歷史。一個總是掩飾過去這個民族所出現的災難，所出現的荒唐的、瘋狂的作為的民族，註定會重演這種悲劇。這就是面對歷史的一個合理的態度。」

如何面對歷史？他說：當然需要直面它。

這一篇訪談中涉及一些我們如何審視一些歷史上發生的具體的事件，但更多的是面對歷史我們應該採取什麼樣的態度，我們如何認識歷史。

我們從那個著名的歷史教科書事件說起。

1.我們如何面對歷史？

「文革」對整個中國的衝擊是空前的。我認為中國至少要花 100 年才能消化這麼一個衝擊

唐世平，復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

我認為如果教育部真的這麼做，那肯定是錯的。我們天天告訴別人說，不要忘記歷史，包括我們對日本或者是其他國家。這就要求我們自己不能塗改或者忘記自己的歷史。事實上，我覺得，這個國家傷害最深重的運動其實是從「反右」開始。「反右」和「文革」其實是有相當強的內在聯繫。一個根本的共性就是摧毀中國平民以及中國領導人對知識的尊重以及對知識分子的尊重。沒有一個國家能夠完全拋開知識而活下來。現代社會更加如此。沒有知識、科技的創新，那就不可能有國家的經濟成長。

所以，我覺得如果教育部真的要把「文革」改掉，這是完全錯誤的。這不僅僅是因為我個人經歷，而是「文革」對整個中國的衝擊是空前的。我認為中國至少要花 100 年才能消化這麼一個衝擊。它使得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受到破壞）。另外一個，最重要的，使得對整個知識精英、知識界、知識體系的尊重被摧毀。我認為這是一個民族真正的血脈。這個血脈就是你對知識的傳承。

一個傳說說，可口可樂的總裁曾經說過，你們把可口可樂的廠燒掉了也沒關係，我有一個配方就行了。說白了，知識的血脈就像一個配方。你沒有這個了，你剩下的只是那些廟宇、殿堂。這不是真正關鍵，真正關鍵是知識的傳承。特彆強調，這並不是說中國傳統所有東西都是對的。我是說，如果一個國家、一個社會，對於整個知識階層、知識，沒有根本意義上的尊重的話，這樣的社會和國家是不大可能真正成功的。

南京大屠殺紀念館，來自：維基百科

面對傷疤，尊重歷史，應該有更多的「文革」紀念館

吳飛，浙江大學傳媒與國際文化學院教授

當時一看到那個東西，我覺得好像不可思議，怎麼可能「文革」被刪除？這麼一個非常重大的創傷記憶，不是說你的歷史教科書一抹就抹掉了。就像日本人不願意談南京大屠殺，不承認這個東西一樣，但這個東西它就存在，怎麼可能就抹得掉？當然最後我還沒有看清楚，沒有怎麼去看，所以也不能夠做出一個準確判斷。

但是，我覺得如果說是誰有這樣的想法，試圖把這個東西給抹過去，那絕對是不可思議的事情。我覺得像「文革」這種類型的事情，實際上是可以去多談，大談。儘管它可能是一個創傷記憶，但至少讓我們會覺得回到過去是不可能的。因為大家都不願意，都是付出了很多痛苦和民族發展受挫，生命財產受到很大傷害這樣一段痛苦的歷史。它應該讓我們銘記。我甚至覺得應該弄好多的「文革」紀念館才行，讓那些沒有經歷過的人知道「文革」到底是怎麼回事。

當然，這是一個很大的文化事件。因為教材是對我們青少年培養最重要的一個東西。儘管它很不可思議，但是我也覺得，只要社會上還有其他的渠道（了解）關於「文革」的說法，你再不想讓別人知道，他都有可能會知道。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講，你想從教科書中刪掉，也不可能刪掉我們民眾的記憶。因為檔案就在那裡，歷史就在那裡，你不承認不行。因為歷史永遠是後人來書寫，所以我覺得明知不可為而為之，有的時候是挺愚蠢的。

你就要尊重歷史，它是怎麼樣就是怎麼樣。何況這個東西本來就是一個重大的創傷事件。就像南京大屠殺一樣，你說怎麼能抹去呢？我們就要記住中國當年所受的那種屈辱，但是我們不一定要把它引到一種民族仇恨敵對的狀態。我們要知道它本身是人類的災難，或者甚至是人性的災難。

那我們要防止這個東西是不是可能重新出現或者發生？比如日本的軍國主義當年做出那麼慘不忍睹的事情，未來是不是還有其它的軍國主義同樣也可能做呢？讓我們去記住這種類型的歷史是很重要的。「文革」也是一樣。「文革」搞成那個樣子，是怎麼做的呢？所以，應該好好去總結，而不是試圖去隱瞞，好像遮羞布一樣，是不想揭開的傷疤。它既然是傷疤，是事實，是歷史，就應該讓它存在在那個地方。

我一點也不吃驚，我們從來沒有認真反省過這個問題

洪濤，復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

我在微信上看到過（修改教材這個消息），我一點不吃驚。哪怕它寫「全面肯定『文革』，『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我也不吃驚。為什麼？因為，某些類似的輿論已有很長時間了；因為，反思一下，多年來，我們有沒有認真地、真正地反省過「文革」？我覺得問題的關鍵在這裡。「文革」如果有對的地方，它到底對在哪裡？有錯的地方，又錯在哪裡？老百姓，尤其今天的年輕人，根本不了解、不清楚。只要不真正反省「文革」，就不可能真正清除「文革」之所以發生的土壤，它再來一遍就不是不可能的。

聽說有幾個學生，在那裡讀馬克思的東西，被警察取締了，要抓起來。這樣做的結果是什麼？所以，「文革」的爆發難道沒有它的原因嗎？不允許研究，不允許談「文革」，禁錮的結果反而是，「文革」不知不覺又回來了。其實，在某種意義上它已經回來了，只是不在官府建制政治的層面，而是在日常政治的層面上。

對這個問題，我覺得不能再採取「鴕鳥政策」了。應該允許談論、討論和研究，讓老百姓能夠接觸到「文革」文獻，知道那個時候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歷史學家要承擔起責任，而政治家也要有歷史意識。現在兩種不同的說法都有，各執一詞，彼此對立。一種是官方正統的說法，認為是內亂、是災難，只是這話很長時間不講了，不知是否還作數。另一種說法認為「文革」很好，或者不可能那麼糟。多年前我就聽一些年輕人講，為什麼「文革」不把知識分子都搞死，而有些年輕人則斷然不信「文革」中所發生的許多事情是真實的，認為是編出來的。真理可能並不全然握在某一方的手裡。但不管怎樣，應該讓大家有可能來了解曾經發生了什麼。這是一個重大的歷史事件，是無法迴避的。對「文革」的判斷直接關係到當下，關係到未來。這已經是很明顯的了。

現在可怕的是，一方面，公開地，不管講好講壞，都不能提。另一方面，又在不知不覺地改變關於它的說法。據說，教材里以前寫「毛澤東錯誤地認為」，現在把「錯誤地」刪掉了。當時認為「錯誤地」，是他們自己的判斷，現在，他們自然也有權認為這不是「錯誤地」，對此，老百姓是無從置喙的，中國老百姓的命就是受令。當然，老百姓只是希望這個「令」能夠是顯白的，讓老百姓可以對自己的行為有一種正確的預期，不至於誤陷入羅網中去。

所以，還是以講明白比較好。要講明白，首先就要弄明白。這樣就要研究。現在不管哪一方，都能講出一番道理。但是，首先要把事實弄清楚。的確，「文革」並非鐵板一塊。搞「文革」的，有領袖本人，有屬於統治集團的，也有小民百姓；在「文革」中遭殃的，有屬於統治集團的人，也有小民百姓。「文革」的十年，也不是同質的、一成不變的，其間有很大的變化。譬如，後來對「文革」的批評，不少說法本身就來自「文革」十年，而「文革」十年尤其是後期的一些做法，也未經反思地為後來所繼承、發展。所以，「文革」有其多面性、複雜性，這是應該予以充分認識的。不管怎樣，只有對這一歷史事件本身、它的前因後果，等等，作深入地、全面地的探討和研究，才能獲得對不同立場、觀點作出辨析和評判的基礎。

認真對待「文革」，意味著認真面對「文革」中那些真正的死難者，意味著認真面對我們自己的現在和未來。這是對歷史負責任的態度，也是對生命負責任的態度。

2.如果我們不能從歷史當中學習，那麼會發生什麼

如果不能吸取歷史當中的教訓的話，它還會教訓我們

王建勛，中國政法大學法學副教授

這樣做很糟糕了，毫無疑問的。因為「文革」是我們的一個災難，如果不對它進行深刻的反思，不吸取教訓，也就意味著我們無視它給我們帶來的這種傷害，我們不想從中去吸取教訓。我覺得這個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因為人和其他動物的區別就在於我們能吸取教訓。我們能從過去的錯誤當中來總結出來一些東西，然後進而超越，朝著一個更好的方向去。如果說我們把「文革」的東西給淡化了，也許還不是刪除，或者說從公眾視野當中稀釋或者是抹去的話，那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因為它給我們造成的這種災難，無法無天的這種狀況，那麼多人遭到傷害，我們無動於衷，忽略它的結果就是歷史的悲劇會重演，還會再來「文革」。我覺得這個是非常糟糕的事情，我們一定要抵制、抗議、反對這種做法。如果我們想避免再次發生「文革」，我們必須要得對這種做法說不。

（關於）「文革」（的研究）長期以來都是一個禁區，不是從現在才開始的。因為「文革」裡面的一些資料、檔案都是見不著的。按說早就應該被公開了，讓大家去研究，去了解，去調查，但是恰恰相反。這表明其實我們並不想吸取「文革」的教訓，某些人試圖還要再發動「文革」，所以不想讓人們了解「文革」。現在年輕一代很多人都不了解，不知道我們發生什麼，或者你告訴他，他會說，怎麼可能發生這種事呢？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如果我們不能從歷史當中學習一些什麼，不能吸取歷史當中的教訓的話，它還會教訓我們。這個是非常關鍵的。

奧威爾，來自：維基百科

人某一天真的變成機器，那《1984》絕對是可以實現的

王曉漁，同濟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我覺得問題關鍵在於公共空間是否釋放。我們反過來想一想， 60 後小時候處在「文革」時期——現在 90 後接受教育再差，能有那個時候差嗎——一旦公共空間稍微釋放一些，到了 1980 年代，立即有萬物復甦的景象。所以，個人的努力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否有一個開放的公共空間更為重要。在缺乏公共空間的情況下，說得殘酷一點，個人能否形成自己的價值觀是有偶然性的，比如父母或者老師的影響。

（經歷「文革」的一代逐漸遠去）這點我覺得並非記憶消失的最主要原因，我也沒經歷過「文革」「反右」，你也沒經歷過，但你我都了解。我是覺得，對「文革」等歷史有所了解的人們，依然是一個並不那麼少的群體，只是面臨言說的困境。

如果回頭去看《1984》的話，這種遺忘機制會有悖論。因為當你要求大家遺忘的時候，其實就在提醒大家。你看《1984》裡面最有趣的，溫斯頓自己是在什麼部門工作？他自己恰恰是在要求遺忘的真理部工作。因為他要來做這個事情，反而等於是讓他有記憶。某種意義上而言，人畢竟不是機器。人某一天真的變成機器的話，那《1984》絕對是可以實現的。但人畢竟有自己的血肉和慾望、精神和思想，所以歷史是否會終結在《1984》，我倒沒有那麼悲觀。

對歷史採取美化的態度，結果會喪失發現真正問題的能力

賀衛方，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

官方在 1970 年代末期到 1980 年代初期，對十年浩劫、文化大革命進行了徹底否定，也大規模地平反了冤假錯案，糾正了文化大革命許多極左的一些做法。但是，官方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同時，也終止了、阻止了對文化大革命的深入研究和相關歷史真相的一種揭示。

所以，我們後起的、年輕、新生代的一些國民，對文化大革命其實是非常陌生的。（我們）對政治運動到底給這個國家帶來了怎樣的一些影響、損失？大規模的人權災難到底發生了多少？這些東西其實都沒有容許再進行研究。現在關於文化大革命的研究的著作，在中國是很難出版的，基本上沒有多少。倒是在海外還有少數的一些成果，但是其實由於檔案資訊不公開，所以導致這種研究本身也是非常困難的。現在的情況就是說，改革開放本身固然讓社會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是其實由於政治體制改革的滯後，也導致了社會中間出現了許多弊端，一些問題，例如貧富差距，官商勾結、腐敗大規模的蔓延，太多的問題，社會中間越來越不滿，越來越憤怒。那麼，這樣一種不滿和憤怒，有時候當我們不了解歷史真相的時候，會美化過去。人們會想像毛澤東的時代，可能是一個更值得懷念的時代。那時候，有些人說沒有腐敗。那時候，老百姓可以造反，可以打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樣的一種情形，其實在 2008 年、2009 年的重慶，已經是變成非常突出的一個現象，薄熙來、王立軍他們在重慶所作所為，其實都是建立在這樣一種（認識之上）。

老百姓或者說官方的某些人士，他們都願意去通過美化一種不應該被美化、不應該被讚美的時代，給人們有一種希望解決社會的問題，通過那種方式解決社會的問題。

所以我想，我們今天可能，像 2017 年的鄧相超事件也好，左春和事件也好，給我們帶來了一個非常大的警醒。就是說，我們必須要認真地對待我們的歷史，認真地對待我們教育中間對歷史真相的一個揭示。包括出版自由、言論方面能否更加開放，讓大家能夠通過各種各樣的研究，把歷史真相揭露出來，不至於我們在現實面前產生一種由於對歷史的無知所導致眩暈的一種感覺，會飲鴆止渴。這種是我個人覺得非常大的問題。

3.正視歷史，才有接受批評的能力，人類因此才獲得進步

「歷史感」，可以幫助我們解釋十月革命當年的號召力，私有制重新得到認可，以及為什麼有的改良成功，有的實踐失敗

馬勇，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研究員

（關於十月革命 100 周年，）我有專門的演講，在網上搜一搜，應該還能搜到。我的看法，可能和很多流行看法不一樣。比如現在很流行的看法，就認為整個十月革命以來導致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就是人類的毀滅。我對這個看法基本上是不能認同的。因為我覺得這種看法是從今天的立場來看世界，而缺少一個歷史感。缺少歷史感是什麼？工業革命之後，資本主義在它的早期階段，確實像馬克思和列寧所分析的那樣，一直到中國的學者，像嚴復、陳獨秀。這些分析就是從馬克思以來對資本主義的批判，我們還得承認，從歷史的觀點來看，他們的批評是對的。早期的資本主義確實有很大的問題，就是列寧後來概括的這種貪婪、腐朽、財富的壟斷。

總結一句話，到了 19 世紀晚期、 20 世紀早期的時候，可能就像中國學者梁啟超、梁漱溟所意識到的，私有制是人類罪惡的根源。今天我們講私有制可能還是社會存在的一個很重要的東西，但是是時代條件變化了。那麼我對十月革命的看法，當時在那樣一種狀態下，在資本主義早期發展狀態下，人類對私有財產的這種痛恨，可能是一個歷史的存在，否則我們就沒法解讀他們那一代人都這麼「混蛋了」，給我們今天造成這麼大的問題，那就太「混」了。

我是做歷史研究的，我還是願意從一個歷史的這種感覺去回溯，就當年追求十月革命的社會主義，應該有它的正當性和合理性。甚至還可以預言，人類未來可能還會沿著這條道路走，但是一定不是已經走過的這條路。因為這個也符合儒家的理想，儒家所講的人類大同，實際上也就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這裡面當然要解決的問題是，十月革命之後，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導致蘇聯、中國和其他國家運動中的社會主義確實都是失敗的，但是不能否認這個理想本身代表人類的一個嚮往是對的。這是我講的一個方面。

另外一個方面來講的話，資本主義的改良，確實與馬克思、列寧的批判有關。如果馬克思別批評、列寧別批評，可能資本主義（現在已經）完蛋了。資本主義的改良，一方面是基於社會科學的進步，特別科學技術進步，使社會生產力大幅度提升。另外一個方面，我們也應該看到，從馬克思以來，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者對資本主義的嚴厲批判。這個批判就等於他們看病，給它開出藥方來了。特別是像孫中山講的，馬克思是個病理學家。我不僅是一個病理學家，我還是可以拿手術刀給它治病的人。

那麼，資本主義的問題就在這一系列的批判當中獲得了改善。當然還有一個科學技術的進步。畢竟社會財富的巨大增長，使改善成為一種可能。因此我們看到一戰，特別是二戰之後，資本主義的調整，就向一個社會主義方向調整，我們講的福利資本主義實際上是在接受一種批判之後的調整。資本主義本身體系的開放性，可能也是我們要注意的問題。

那麼反過來說，十月革命之後導致的運動中的社會主義為什麼都歸於失敗？因為它根本不能接納任何批判。從蘇聯一直到我們，任何批判都認為是就要顛覆我們，要妖魔化我們。實際上，批判是最大的幫助。沒有馬克思的批判，資本主義肯定早就玩完了。從馬克思以來，包括毛澤東從 1949 年之後，一直在批判資本主義。我這個年齡趕上批資本主義的尾巴，批資本主義的苗頭，在內心深處的資本主義傾向性都在批判，那麼這種批判實際上對資本主義本身的走向更加健全，真的是功勞非常大。

現實中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兩種競爭。我們現在可以明顯地看到，不管你怎麼自信，你的自信說出來就不自信。從一個歷史的觀點來看，可以很正面地講，資本主義這樣一種勇於面對缺點、面對問題，接受來自任何方面善意的、惡意的批判，是資本主義得到完善的一個很重要的外部環境、外部條件。我想十月革命可能要從這個角度去來理解它。

十月革命，來自：維基百科

4.自己的歷史和別人的歷史，可以為我們提供更多借鑒

日本，委內瑞拉這些別人的歷史可以提供什麼借鑒？

雷頤，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研究員

影響日本開始明治維新的因素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個是當時中國的狀況。包括中國人寫的書在中國被禁，恰恰在他們那兒（指日本），是一個人人要讀的書。所以，我當時覺得很遺憾，中國經驗沒有成為中國知識，反而中國經驗成為日本知識。

我覺得現在還是要堅持一個開放，並且要把別人的教訓作為自己的經驗。這樣就能夠代價最少。比如說，我在微博發了好多次，我反覆強調，比如說委內瑞拉現在的經濟到這個樣子，我們應該好好地總結，它為什麼會到這樣子？避免我們犯這樣的錯誤。你不要自己犯錯誤到這種地步，你再改，那就損失太大了。它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教訓。你對別人做個案分析，自己不必去走這麼一條彎路。

因為查韋斯上台是高度民意基礎上台。比如說，他滿足了那種民粹主義，開始是非常高的民意。直到現在，我都覺得，他的民意基礎仍然在那裡，已經到這種狀況。馬杜拉他們選舉，他沒有垮台。我們知道，都已經商店裡經常是空空如也。所以要研究這個現象，我們就可以把別人的代價（吸取經驗教訓），不必付這個代價。那麼，明治維新就是把中國前幾十年，從 1840 年到 1868 年的狀況，他們做了研究，覺得不能走中國晚清這一路，得走新路。他們就避免了中國晚清的那些曲折。

查韋斯，來自：維基百科

俄羅斯歷史博物館開放了半邊，那半邊是 20 世紀，它就封存了

戴錦華，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

我自己沒有做夠功課來在這具體討論俄國革命的成敗，或者俄國革命的意義。但是我大概不會認同俄國新史學或者說全球新史學對於俄國革命的那種論述，認為俄國革命是俄國的歧路，把俄國引向了災難。這是一個標準的勝利者寫歷史的方式。我完全不能認同。

因為如果你從所謂的俄國歷史自身，你會看到俄國始終處在橫跨歐亞大陸的這樣一個地理位置的限定之中，所以它一直有一個強烈的脫亞入歐的動力。曾經歐洲人認為歐洲就是整個世界，別的地方都是野蠻人居住的地方。俄國當然就處在這樣一個位置上，它的亞洲部分好像是作為邊陲蠻荒。所以從所謂的伊凡雷帝他們自己所書寫的歷史，它就有一個俄國巨大的對自身生存和世界地位的焦慮。

那麼，從這個意義上說，俄國革命造就了蘇聯帝國。它毫無疑問是實現了俄國世世代代的這種夢想。你今天說那是一條歧路，你重新去思考列夫·托爾斯泰的思想所可能勾畫出來的未來俄國的道路本身只能是一種歷史假說。

也就是在這兒，我覺得它引申出了一個跟中國密切相關的一個命題，我們會說 20 世紀的社會主義革命全是在欠發達國家成功的。這本身不是一個否定，說這是假社會主義或者什麼，本身就說明它在全球資本主義格局當中的意義。欠發達國家的社會主義革命成功，它本身始終是雙重命題。其中一個很突出的命題就是現代化之路。欠發達國家怎麼在發達國家已經發達了前提之下，來完成自己的現代化和工業化進程的問題？而另一重命題才是世界革命和共產主義歷史的自我期許，或者歷史的承諾。它都是在雙重命題之下展開的。

今天我們思考俄國革命的意義，就在於我們說「十月革命的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主義」。這個表述自身已經包含了十月革命向我們展示了欠發達國家自強和立國的一條道路。這重意義其實始終包含在俄國革命對中國的啟示當中。而今天的中國本身，我總是堅持這種（觀點）。今天整個中國的一切仍然是革命紅利，我們仍然在享有中國革命帶來的紅利。而中國革命包含了從民主革命一直到 1980~1990 年代中國大規模的變革。1980~1990 年代中國大規模變革的深度和廣度相當於一場革命，因為它包含了社會財富的一個大規模重新分配。所以，革命實際造就了今天的中國。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意義上說，中國是個成功的例子，俄國是一個失敗的例子。而所謂俄國作為一個失敗的例子，是因為當蘇聯解體的時候，它整體地喪失了它的國際地位，喪失了它在國際的政治、經濟、文化的言說權，所以才在俄國內部沒有辦法消化俄國革命的敘述。我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我去俄國的時候真的被嚇到了。俄國國家歷史博物館當中，歷史到19 世紀就完了，20 世紀沒有。我一起去的朋友打死不相信這件事，所以我們繞著國家歷史博物館狂奔了三圈，終於找到一個懂英文的人。問他，他就說沒有。其實我們知道歷史博物館開放了半邊，那半邊是 20 世紀，它就封存了。因為它沒有言說邏輯，沒法消化這段歷史,沒有消化這段歷史的現實基礎。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今天我們去不能單純否定俄國革命（的理由），尤其是在中國的歷史和現實當中，我們必須意識到俄國革命對於世界曾經有過的，是不是繼續有的那種啟示意義?

第二個角度，我是覺得俄國革命的意義在於所謂列寧主義的出現。我現在也不是在討論列寧主義自身，而是討論列寧主義是在沒有馬克思主義的地方創造出了馬克思主義的這個意義。換句話說，就是應對新的局面，提出新的解決方案這樣的一種創造力。我覺得在這個意義上，它的啟示作用毫無疑問仍然存在。因為整個世界發展到今天，我覺得大家都面臨著沒先例可援引的狀態，所以這個時候是對想像力和創造力的挑戰。

大概這兩方面是我覺得今天我們面對俄國 100 年的時候的一個歷史性回應。

來自：維基百科

5.思考 20 世紀的災難和活力，才能理解現今人類的倫理處境

我們從 20 世紀那麼多事件里得到什麼教訓？

戴錦華，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

19 世紀是歐洲出現所謂百年和平，而且工業革命全面開花結果的年代。到 19 世紀末的時候，分配製度（的問題）就變得非常突出，社會的極化、階層的固化。所以，19 世紀末面臨所有問題，在今天都已經出現，而且都變得非常極端。到了 19 世紀、20 世紀之交的時候，其實就已經變成了大家都已經預知了兩種選項在迫近。一種是革命，一種是戰爭。而實際上，當時的世界或者說當時能夠主導世界的人們，他們其實做出了選擇——他們寧要戰爭，不要革命。

因為很明顯， 20 世紀開始出現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興起和法西斯主義興起。而一戰之後，很快形成了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對決的狀況。可是這時候，自由世界事實上做出的選擇是寧要法西斯主義，不要共產主義，結果使得法西斯主義在全球崛起，於是就陷入了二戰。

所以某種意義上，你也可以說，二戰的勝利也是偶然，我們人類完全可能無法戰勝法西斯主義。如果不能戰勝法西斯主義的話，毫無疑問是人類的大劫難。因為納粹的種族凈化是全球性的，所以我說，我們在戰爭之後得以倖存。而當時的絕大多數人們都意識到了兩次世界大戰的意義。

二戰之後，一方面是出現冷戰兩大陣營的對峙。但另一方面，兩大陣營有一個強烈的（共識），就是這個世界必須有結構性、本質性的改變，我們才能避免內在機制最終導向戰爭和毀滅。所以，20世紀的後半葉就是全球的動蕩或者說是一場大的社會實驗年代。那麼，結果它是東方陣營自我解體，不戰而敗的方式來終結冷戰。

但是，冷戰終結的時候，很多人指出說，冷戰終結了，（但）造成兩次世界大戰和冷戰的所有問題都在。托馬斯·皮凱蒂（Thomas Piketty）的《21世紀資本論》其實沒有什麼任何新的發現。它最有價值的是他的現狀觀察，通過他的數學模式所揭示出來今天世界經濟局勢——冷戰終結20多年，世界整體格局就完全回到了19世紀，全面退回到「乘積性資本主義」。我喜歡網友的翻譯，叫「比爹資本主義」。實際上，簡單地在說一件事，就是階級的固化和上升空間的封閉。而在全球化格局當中，它就會整體固化（某些）區域，某些區域永遠沒有機會和可能。

當然，另外一個情況就是麥克爾·哈特和安東尼奧·奈格里的《帝國》裡面所說的，在世界範圍之內，第二世界在弱化，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無所不在。在每一個社會當中，尤其發達社會當中，中產階級在萎縮，另外兩頭在擴大。少數的頂層越來越富，底層迅速擴大，而中產階級幾乎很難穩固住他們曾經有的非常穩定的社會地位。

所以我覺得，內部、外部這樣一個變化格局就是一個非常清晰的格局。在這個意義上說，你簡單地把 20 世紀名之為極端的年代，或者說 20 世紀完全是一個失敗的世紀，毫無意義。因為你今天又結構性地被放回到那個位置上，這種矛盾最終會導致一種劫難性現實的出現。而如果比如說，有人認為歐盟的出現避免了 21 世紀的世界大戰。因為兩場世界大戰都是以歐洲為主戰場，都是在英法德三個結構性相同的國家競爭當中才爆發。現在歐盟出現了，好像（能夠）避免類似政治經濟結構的國家競爭導致的戰爭。

而今天我就說，整個世界都處在告別革命的文化當中，所以孕育世界大變革的動能、願望都不足。那麼，沒有革命，沒有戰爭，那這種不可解決的矛盾會以什麼方式發生？可能是騷亂，可能是崩潰，而在我看來，這些東西並不比革命和戰爭好一點點，可能更可怕。因為革命和戰爭最後都的結果都會造成結構性的改變，都會在某種程度上造成一個社會資源和社會財富地再分配，但是崩潰和騷亂是不倒向任何結果，它是絕對的破壞。

所以，在這個意義上，我真的覺得，如果我們不能夠從 20 世紀當中獲取有效的資源，汲取 20 世紀的（教訓）或者叫清理 20 世紀的債務，來啟動 20 世紀的遺產的話，那麼我真的對整體的世界前途（不抱什麼希望）。

切·格瓦拉，來自：維基百科

1960 年代為什麼重要？

戴錦華，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

對我來說，原本重訪 1960 年代是想找到一個去觸碰文革的不同參數。最早我還是從內部問題出發，因為我覺得，我們置身在這個歷史的內部，而且對我來說，這是一段切膚之痛的歷史。到今天，你觸碰它，還是痛，劇痛。所以我覺得，我找不到一個可能性來處理這段歷史。

當然，首先我第一步的認知，就知道這樣一個中國的政治年代不是在中國內部發生的，不是在中國單純的歷史邏輯、權力邏輯當中發生的。它其實是全球 1960 年代的一部分。這是第一個認知。而第二個接著，我曾經想通過全球 1960 年代來獲得一些不同的角度和進路去處理中國的 1960 年代。最初是這個想法，但是我沒有想到，當我進入到 1960 年代研究的時候，我真是在國外的舊書店不知道淘了多少書。因為我想大量地淘回憶錄和當時的出版物和歷史文獻，我希望能夠去感知那個時代的那種氛圍，那時代人們的生命狀態。我覺得，某種意義上，有所收穫，碰到那種狀態。

然後在整個過程當中，我自己並不是一個有意識地追求當中的發現，是我發現 1960 年代，世界最大的變化就是歷史在第三世界發生。1960 年代並不是像以前人們理解的是巴黎 1968、義大利「熱秋」、美國的反戰運動或者是「花孩」。所有的這些，都是對第三世界激變和崛起的一個被動回應。比如說整個從法國電影新浪潮一直到 1968 年 5 月，幾乎倒閣、幾乎成就的這樣一場革命。它都是對整個歐洲喪失殖民地，對阿爾及利亞戰爭，對法農仇恨哲學的一種回應。而且實際上，你看一看，歐洲的，尤其是法國戰後的重要思想家、文學家、理論家，他們很多人根本就是在殖民地出生、成長，在殖民地喪失的時候，才回到美國的。其他人也都有非常豐富的前殖民地經驗。具體到 1960 年代，你會發現，當時英雄和偶像都來自第三世界，比如說甘地、切·格瓦拉、毛澤東、法農、薩爾瓦多·阿連德、胡志明。它是整個 1960 年代的動力源，這樣一個發生在第三世界，反抗第一世界的這種鬥爭，然後它就變成了歐洲內部的危機。我覺得這是一個對我來說，不期然的發現。

後來，我就從這個思路（出發），嘗試去處理，去碰觸一些整個現代歷史或者現代歷史的發生。我覺得我找到了一種去觀看歷史的可能性。比如說我們現在都已經知道，康乾盛世，或者說中國對於整個歐洲的貿易剪刀差是鴉片戰爭最直接的動因。同時，歐洲故事的幾個講述方法，以文藝復興為端點，或者以哥倫布發現美洲為端點。但其實你會看到，是哥倫布的故事在先，並不是資本的原始積累給現代歷史提供了第一動力，而是哥倫布、麥哲倫所謂發現美洲、歐洲海盜對於拉丁美洲的掠奪才是第一桶金。而同時，比如說，你會看到文藝復興是跟土耳其地區的變動和騷亂，然後使得長久生活在這個地區的希臘學學者逃往義大利，然後才把希臘學帶回到義大利去，帶回到歐洲內部去。你會發現，歷史的動力到底在哪裡？

甘地，來自：維基百科

我做得還不夠深了，但是我已經開始處理這些材料。我覺得非常有意思，比如說東印度公司某種意義上已經成了英國的外派政府，同時它甚至相當於一個獨立政府，那麼他們和荷蘭爭奪海洋的霸權的戰爭。事實上，到今天為止，我們很多重要的國際事務當中所包含的對海洋法的確認問題，仍然是那個時期他們爭霸戰的遺留。而英國人戰勝了荷蘭人，進而趕走了法國人。從某種意義上說，是法國大革命的外部觸因。法國喪失了一個轉移國內矛盾的海外殖民地的時候，使得法國革命以那種方式爆發和如此酷烈。然後東印度公司趕走法國人以後，它迅速地擴大它在印度半島上的領土。然後其中對我們來說，非常重要的是它對今天斯里蘭卡的佔領。斯里蘭卡最重要的經濟作物就是罌粟。它佔領了這塊地方。它要把它商品化，找到出路，那是鴉片戰爭極端直接的一個起點。所以，在這個意義上說，當然還是所謂歐洲最早的殖民擴張在推進著世界歷史變化或者世界歷史發生。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上，所有這些故事都不是在歐洲本土發生，歐洲本土只是對這些遙遠世界的那些事實的一個反饋過程。

而且，我會發現，整體上，當我們今天討論 20 世紀、21 世紀的時候，其實一個最重大的變化是我們對法國革命模式的否定。法國革命曾經提供了一個普遍的範式——我們思考社會變革的範式。而從法國內部修正主義學派到整個全世界重新的歷史書寫，都在進行一個將那場革命妖魔化和血腥化的過程。但是，所有這些討論，好像沒有人真的去處理法國大革命為什麼是如此血腥？為什麼會有此後會形成法德之間如此不同的思想脈絡、文化傳統和政治制度？最蹩腳的就是從民族性、歷史傳統（分析），高級一點就是從歐洲內部的政治結構（解釋），而所有的人都沒有去討論那個殖民地、第三世界，那時候的第三世界不是第三世界，是世界中心，都沒有去討論中國的絲綢、瓷器，印度、波斯、伊朗的棉製品。它們對整個世界的經濟和生存方式那種極大的掌控作用。它是怎樣被這樣一場骯髒戰爭所顛覆重建？

所以，1960年代的研究，對我個人來說，最重要的收穫在這兒——你發現了一個，你自作多情地以為自己也是歐洲人，把自己放在歐洲的那個位置上，用歐洲人的描述、思路去思考的時候，你不可能發現的歷史。

那我也覺得，在這個意義上說，20 世紀一個最重要的東西就是，20 世紀曾經創造了一個人類歷史上沒有過的倫理。那個倫理就是我們對勞動者的尊重，我們對底層人的同理心。在這樣一個情感結構當中，它出現了 20 世紀是一個背叛的年代，可是這個背叛是高階級向低級的背叛，是有權勢者向無權勢者的皈依和認同。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寶貴和重要的遺產。因為整個現代世界在 19 世紀的發展趨勢，它實際上就是既得利益集團把自己放在微弱羸軟的狀態上。它必須有 20 世紀所形成的一個強大的自我調節，包括企業責任制、強大的政府的經濟干預、整個的通過非經濟手段對利潤分配的相對控制。它造成了整個戰後繁榮、資本主義的全面上升。所以我覺得，這不是一個單純站在某一個政治立場上的質認，而是說我們會思考 20 世紀的災難，同時思考 20 世紀的活力。

（後續報道，陸續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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