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等人搞革命，後勤財務由誰提供？此人極其重要，課本卻很少提及

1901年馮自由與孫中山相見於橫濱時，談及孫氏《倫敦蒙難記》一文，內謂孫中山於澳門投身主張君主立憲之少年中國黨，並向清廷請願，且謂興中會設於上海，深覺詫異，因而向孫中山請示。據孫中山之答覆，其革命始於香港，但因英人保守，不喜革命，且香港為英人管治，不能坦白陳述，妨礙在香港策動革命，並明確說：「吾黨每次向粵進攻之出發點，始終不能離開香港。」至於以廣東為其武裝起義地點，乃因「廣東為最善，因人地合宜也」，而更重要則為廣東具備「易於聚人」，「利於接濟」，「快於進取」的優勢，具有發動革命的優越條件。而密邇廣東，不受清政府管轄，即為香港與澳門兩地，其中香港最為重要。

馮自由

廣東之歷次起義，包括乙未廣州之役、惠州之役、壬寅廣州之役、潮州之役、黃岡之役、七女湖之役、廣州新軍之役、黃花崗之役、廣州光復之役「皆利用香港為出發點」，香港遂成為「革命軍大本營之所在地」。故廣東之歷次武裝起義，關鍵在於香港此一基地。

孫中山

就此而論，香港基地在上述的歷次武裝起義中，提供了策劃、宣傳、籌款、購械、輸送及接收黨人的作用。其中自1895年乙未廣州之役起，香港基地已顯露出其作用及特質。孫中山孫中山、楊衢雲、黃詠商、尢列、陳少白、鄭土良、陸皓東、謝纘泰等人，於2月21日成立香港興中會總會後，3月13日商議廣州起義計劃。眾議由孫中山等駐廣州，專任軍務，聯絡、招募廣州及附近地區的革命同志；而楊衢雲則於香港專任後勤、財務。與此同時，透過寓港日人梅屋庄吉梅屋庄吉，結識日本駐港領事中川恆次郎中川恆次郎，尋求軍火援助。繼而在何啟何啟策划下，於香港英文報章《德臣西報》（China Mail）發表對清政府弊政的批判。並由何啟何啟匿名投書，要求清政府以西方體製作為政治改革藍圖。至於革命經費，除由孫中山及其兄孫眉孫眉、黨人鄧蔭南三人籌措外，繼由香港方面之黃詠商及富商余育之餘育之共同捐獻，充實起義經費。透過楊衢雲於沙宣洋行（Messrs Sasson& Co.）任職買辦之便，一方面購買軍火，另一方面交由在港之三合會，以募勇名義，招募起義隊伍。並計劃於同年九月初九日重陽節，運送起義隊伍至廣州。及至起義前夕，遂安排起義隊伍及所需軍火，搭乘夜班省港輪保安號（S. S. Pawan），由香港出發至省城。然起義結果流產，以失敗告終。孫中山孫中山、陳少白陳少白、鄭士良先後逃歸香港避難。其後之興中會及同盟會對廣東，包括廣州、三洲田、潮汕、惠州諸役之武裝起義，基本上沿用乙未廣州之役之模式，藉助香港作為基地，擬訂策略，進行宣傳，募捐革命經費，尋求外援，購買軍火，輸送起義隊伍入粵，然失敗後皆退返香港避難。

黃花崗起義

由此可見，香港一地，在清季興中會及同盟會時期，於廣東省內策動的武裝起義中，扮演至為重要之角色。故上述廣東一系列的武裝起義，皆以香港為其「出發點」而後得以成事，故以「香港模式」之武裝起義命名之。

（李金強等：《中華民國專題史 第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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