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意外的預言家
尤瓦爾·赫拉利
導語：我站在宴會廳的最後一排，不無煩躁地看著他。會場氣氛浮躁、粗糙、成功的慾望迫不及待。這是幾年來北京常見的景象，各式創業論壇蜂擁而至，一整套語彙也就此誕生。
作者：許知遠，1976年出生，2000年畢業於北京大學計算機系微電子專業。作家，出版人。北京獨立書店單向空間的創始人。
最初，我帶著一絲輕視。
它是習慣性的，對於所有過分流行的人與物，我總抱著某種懷疑；它也是智識性的，我很難相信一個毫不費力地從石器時代跳到人工智慧的學術體系中沒有輕佻；它或許還是自衛性的，這個人和我同齡，也以談論理念為生，卻取得如此歡呼。
人人都在談論尤瓦爾·赫拉利。這位希伯萊大學的年輕教授，曾是一名邊緣的中世紀軍事史專家。2011年出版的《人類簡史》，戲劇性地改寫了他的命運。這本以希伯萊文寫作的通俗歷史書，在以色列的暢銷榜上盤桓了三年之久，被翻譯成幾十種語言行銷世界各地，幾乎登上每一個銷售排行榜。
這種流行出乎意料又可以理解。他用現代極簡主義方式，用通俗易懂的「認知革命」、「科學革命」這樣的標籤，將七千年人類歷史，濃縮到幾百頁的書中。比起歸納歷史，預測未來更有吸引力，他接著寫作了《未來簡史》，並作出了大膽預言：人工智慧將發展成一個無比複雜的系統，最終取代人類，「智人」將面臨消亡，他可以選擇成為智神（Homo Deus），或是一個被淘汰的無用階層， 「這一群人沒有任何經濟、政治或藝術價值，對社會的繁榮、力量和榮耀也沒有任何貢獻」。
書的行文與論調，符合時代情緒。時代的巨變被深刻感知，新技術革命正在摧毀既有的秩序，一切堅固的都煙消雲散了。也因此，人們都想抓住一些更確定的東西，渴望用一種簡明的方式來了解所處時代。它還有一種顯著的緊迫感，一切都在加速，倘若不抓住新潮流，就會被迅速拋棄。這些情緒催生出一種速成的，TED式的知識潮流，你要在18分鐘內對一個重大問題作出詮釋，給出解決方案，要夾帶適當的俏皮話，還要讓聽眾與讀者誤以為他們抓住了問題本質。
這也是令人不滿的知識潮流，讓我想起伏爾泰將近三百年前的抱怨：「每個人都假裝是幾何學家與物理學家，情感、想像力與美惠三女神倍受冷淡。」那是1735年的巴黎，整個歐洲正沉浸於科學革命的風潮中，牛頓是最受崇敬的英雄。如今，每個人都假裝是人工智慧與大數據專家，推崇演算法的程序員與創業家是新英雄，不僅美惠三女神無容身之地，人類也多餘了。
這潮流似乎不可逆轉。啟蒙思想家們雖然憤憤不平於科學的擁躉遠比詩歌、哲學的要多，卻也主動將科學原理納入對社會、情感的研究。他們把科學視作一種新力量，將人類從宗教束縛中解放出來。在貴婦的沙龍中，才華橫溢的他們喋喋不休於對世界的嶄新看法，貴婦的沙龍就是那時的TED講台。他們也試圖簡化知識，期待用一套大百科全書容納整個世界，用一個個詞條來劃分人類思想與經驗。
啟蒙運動自帶雙重視角。一重是工程技術視角，人類社會的一切都可重組、優化、改進，進步不可阻擋；另一重則是宗教、道德、倫理視角，關切人內在的、無法被分析的衝動與需求。啟蒙思想家們如能復生，也必定是今日論壇上的常客，活躍於YouTube與twitter上，一邊擁抱新浪潮，寫作人類進步史綱，一邊哀嘆時代之墮落，科學與教育都導致人類喪失天真。
赫拉利遵循前一種邏輯。他不相信靈魂之存在，人弱化為基因、荷爾蒙的混合物，倘若計算能力足夠強大，定能複製出人類的大腦，自我進化成更強大的系統。翻閱他的書時，那些亢奮卻冰冷的語調和全知全能的視角，讓我不適，它由一連串肯定句構成，不容置疑。這也是那股熟悉的「未來學」腔調，是多年前我就領教過的「預言家」托夫勒和奈斯比特的風格。
這種風格在中國尤受歡迎。當托夫勒、奈斯比特在八十年代初被引入中國時，他們與薩特、尼采、馬爾克斯這樣的名字混雜在一起，象徵了一個突然開放的社會，對一切知識、思想的饑渴。未來學家們更提供了另一種慰藉，倘若現實令人沮喪，你仍可能抓住下一股浪潮，一躍擺脫窘境。這也是支配近代中國的情緒，一連串的屈辱後，人們將世界當作一個「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角逐場。強烈的現實焦灼，激發起一種速成的幻覺：一種理念、一個主義、一種技術或某種組織形態，突然將整個國家帶入一個新階段。
對於赫拉利的狂熱是這股情緒的最近一次表現。「哇，只有在中國，思想者才會像搖滾明星一樣」，在北京東三環一家酒店的宴會大廳中，音樂響起，講台上刻意設計的滑動門被拉開，這個以色列年輕人走到台中央，他消瘦拘謹，以自嘲開始。
我站在宴會廳的最後一排，不無煩躁地看著他。會場氣氛浮躁、粗糙、成功的慾望迫不及待。這是幾年來北京常見的景象，各式創業論壇蜂擁而至，一整套語彙也就此誕生。與十多年前流行的經濟學、管理學詞語不同，這一套新語彙是混雜了宇宙學、生物學、物理學、互聯網、人類學、金融、科幻小說、勵志學以及流行的網路用語的一鍋亂燉，放了大量拙劣的抒情作為調料。此外，我也不是很懂為什麼，那麼多人都喜歡用「星辰大海」來形容自己的志向。
演講者與聽眾沉浸於這種概念的轟炸中，來不及（或許也沒有能力和興趣）建立真正的邏輯關係。TED的形式感顯然已經深入人心，走動式的演講，充滿警句的PPT，寬大、鋥亮的LED。但演講者少有知識探索，更多是傳達一種焦慮——你可能就要被新變化、新技術拋棄。社會達爾文主義原本就瀰漫於中國社會，這場數字革命又為它增加了新強度。它形成了一種有趣的矛盾：一方面，人們遵從高度的實用主義，只想尋求有用的知識，另一方面則陷入高度幻想，認定自己可以迅速理解人類歷史的進化，能沉浸於浩瀚的星空之美，能進入另一種思考維度，陡然獲得一種認知提升，然後降維打擊競爭對手。
赫拉利的著作為這類狂歡增加了新燃料。在餐桌上、在分享會上、在投資人與創業者的口中，他的名字是一種硬通貨，一個從未讀過任何一本人類學、歷史學著作，不知道列維-斯特勞斯和湯因比是誰的演講者，如今也可以大談人類文明的轉折時刻，它令原本一個簡單創業項目，突然有了宏大意義。
我忘記了他當天講了什麼，多少為自己的在場尷尬。我最終未能抵禦潮流的誘惑，為了可能的收視率來製作一期關於他的節目。我很想知道，在這套決絕、冷峻的話語風格背後，他到底怎樣看待世界，也想了解，他所帶來的迷狂又折射出怎樣的社會心理。
採訪卻令人不悅。他的時間被媒體切分成很多片段，他還有一種geek式的神經質，談話不能超過一個小時。我看著在人群與媒體重圍中的他，主辦方顯然用的是對待壞脾氣大明星的策略。
最終，我們上海一家賓館中坐下來。這家賓館有一種懷舊味道，視線里有一隻悠閑的丹頂鶴。他已經接受了好幾個專訪，幾乎都是關於未來如何發生，智人是否會取代人類，哪些工作不會消失，以及對中國未來的判斷……我的這個同齡人，被當作一個智者與預言家，對於過去與未來無所不知。他神情冷淡，似乎早習慣於這種角色。
「不不，我只是個歷史學家，不是預言家」，他為自己辯解。他不是認為進步不可避免，而是覺得總要有人思考技術變革導致的政治、文化後果。我倒是對他中世紀研究的過往更感興趣，想知道中世紀的學術訓練，怎樣塑造他觀察未來的眼光。我也想了解他的個人經驗，比如同性戀的身份，是否會影響他的思考。「（這一經驗）從小就教給我，不能相信大眾的智慧」，他幾乎一下子興奮起來，「我被告知，男孩應該被女孩吸引，這就是事實。但我卻發現，這不是我的事實」。也因此，他覺得整個世界就是一個虛構出的故事。
我們的談話從達芬奇到赫胥黎，他的言談比他的行文開放得多，也更富個人色彩。就在我們都感到興奮的時候，時間到了，他必須奔赴另一場演講。我們約定，或許可以在耶路撒冷一見。我還記得心目中的以色列，特拉維夫海邊美味的腌辣椒，以及作家奧茲的迷人談話。我很想知道，在他成長的時空中，他又是何種模樣？在一個過度被歷史意識縈繞的空間，濃縮歷史，逃逸到未來，或許是自我解放的必備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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