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的「電視」知識分子，那個珍貴的中年男人

導讀：這些問題和對談，已經不是知識分子風格的批評，很少涉及更深入的公共問題，這也是許知遠的文章一直以來遭到批評的原因之一，卻更接近一個公民的言說。

作者：吳強，政治學博士，自由撰稿人。

上上個周末，著名的德國死褲子樂隊在長城腳下演出，這是這支成立三十多年的朋克樂隊第一次在華公演。自然，五位樂隊成員都已經老男人了，連台下雨中的觀眾也大多中年，這在中國音樂節當中頗為罕見。人們私下有些感嘆，搖滾樂在今天的中國已經屬於老男人的愛好了，一個時代正在結束。

如果用搖滾樂的這般暗淡光景來比喻公知——公共知識分子們當下的境地，可能也蠻恰當。以至於，幾年前台灣學界朋友來訪閑談時問道：「大陸的名嘴有哪些呢？」我舉了幾個，如竇文濤、陳魯豫、朱軍，還有陳曉楠，卻迎來一臉懵。東海大學的那位教授解釋說，台灣名嘴的意思是公共知識分子或電視政客，譬如早年的趙少康、陳文茜、周玉蔻、胡忠信，還有李敖。然後輪到我懵逼了，想了半天，也浮現不出大陸有任何一人堪稱名嘴。

的確，若按照台灣的「名嘴」劃分，大陸早就沒有公知了。即使曾經有過幾年百家講壇式的輝煌後，留下的也只有于丹的心靈雞湯，那不叫公知，最多算公共（心理）按摩師，遑論在電視媒體上評論時政、批評公共政策，或者進行各種辯論，讓公眾記住也尊敬知識分子這個群體。 爾今，公知群體彷彿一夜間煙消雲散了，被集體消聲了，他們的象牙塔自由主義尚且無力保衛自己，遑論保衛社會。

而且，2017年全國居民看電視的時間也第一次低於手機瀏覽時間，而北京地區的電視機開機率在幾年前就徘徊在20%的全國最低位了，不用說電視公知這種名嘴沒有空間，連傳統電視節目和地方電視台都岌岌可危。娛樂至死的熱鬧風潮不僅沒有緩解電視媒體的沒落，反倒愈發不合時宜。

儘管如此，令人吃驚的，一位紙媒時代的公知，許知遠，卻在後電視時代做了一個「十三邀」的視頻訪談，通過互聯網重新進入公眾視野。不僅這個訪談節目火了，訪談人物和話題成為網紅議題，而且許知遠也得到了新的評價，如同這個彷彿石器時代的訪談形式本身，卻在互聯網的Web 2.0時代復活了一個沉寂數年、甚至可能從未存在的公共形式，也就是電視公知。這到底算恐龍、化石，最後一個電視知識分子，還是第一個名嘴，或者只是類似「奇葩說」節目的風潮？許知遠或者十三邀現象背後到底發生了什麼？這大概是今天中國在快手、抖音等等之外最有趣的文化現象吧。

許知遠的成名，代表一個時代的群體。他作為後三角地的一代，成長於1990年代末。那幾年，市場經濟蓬勃發展，社會重新充滿活力，互聯網也剛剛普及，市場化媒體和私人書商開始掙得盆滿缽滿，也是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最為舒適的幾年。如同他的北大老師們，在相對寬鬆的空間里，利用市場化的紙媒贏得了聲望和金錢，也培養出新的一代自由知識分子，並且形成一個新的公共知識分子群體。而且，在21世紀初的幾年，正是這些知識分子營造和改造的公共空間，包括以紙媒為中心的市場化媒體，新興的互聯網空間以及同時發育的NGO等。

許知遠

若以哈貝馬斯的公共結構轉型理論為參照，當深圳逐漸成為世界印刷中心的時候，包括許知遠在內的這一批公知也因為印刷資本主義的興起而形成，一時間影響了中國公共輿論。甚至，在自耦合機制的相互促進下，這一印刷資本主義開始主動吸收公知進入媒體，包括當時互聯網的著名寫手——一種新類型的公共知識分子，如《新京報》評論部的組建，許知遠也進入了《經濟觀察報》，獲得了一個制度化的公共平台。

只是，如同Kellner對哈貝馬斯的批評，他的資產階級的公共領域假設過於理想化，忽略了無論印刷媒體還是公共空間都處在控制下，哈貝馬斯自己後來也承認19世紀後期開始公共領域出現了「再封建化」，壟斷資本和強制政府對公共領域的操縱和分割很大程度上阻礙了共識等的進程，中國印刷資本主義和公知的蜜月並沒有持續多久。

2004年《南方人物周刊》第一次評選出影響中國的「50位公共知識分子」後，當年底的《解放日報》和《光明日報》就發文「警惕『公共知識分子』思潮」。「那些憂傷的年輕人」也出現了分化：摩羅變成了極端民族主義者，余傑從文藝批評轉向時政批評，孔慶東則加入毛派，更多的人則在一片樂觀氣氛中投身權利運動，而公知的立場也悄悄從1990年代的啟蒙和批評轉為理性、客觀和中立，試圖將有限的公共空間和輿論維持在一個中間場，區別於保守的官方意識形態和那時在互聯網初現端倪的民間激進聲音。這很像1960年代歐洲的新左派，既要反對資本主義，又要與蘇聯劃清界限。

結果之一，這些自由知識分子在後期便衍生出一個所謂「左翼自由主義」，這是後話。而對許知遠來說，印刷資本主義的垂青幫助他進入《經濟觀察報》，在這家市場化財經報紙的文藝寫作才奠定了他日後的真正定位——為資本增加一些文藝氣息和公共批評，幾乎拷貝了哈貝馬斯意義上最初的從城市文學公共領域向公共批評的愉快交談的轉變模式，以及知識分子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

不過， 如果與諾曼·梅勒（Norman Mailer）或者魯迅相比，他們都是從真正的文學大家轉向對所有公共議題的批判而成為著名公知，中國當下或者過去三十年幾乎找不出合格的公知，許知遠也只具備後者而且是對公共議題的選擇性批評。即使在美國，羅素·雅各比（Russel Jacoby）也在1987年哀嘆最後的知識分子正在消失，梅勒、加爾布雷思和丹尼爾·貝爾的時代已經過去，儘管今天我們還能在紐時上讀到保羅·克魯格曼的專欄，但是最後的公共知識分子只能在歐洲發現了，例如哈貝馬斯以及他所倡導的哲學家作為公知。這一串名單很長，包括英國的西蒙·克里切利（ Simon Critchley） 、西班牙的維克多利亞·坎普斯 （Victoria Camps）、法國的讓-盧克·南錫、比利時的香塔爾·墨菲（Chantal Mouffe）、義大利的吉安尼·瓦蒂莫（Gianni Vattimo），還有德國的彼得·斯洛特戴克（Peter Sloterdijk），美國的女權主義理論家朱迪·巴特勒也可能躋身其中。

不過，在歐洲大陸，如果要論最知名的電視公知，則非齊澤克莫屬。這位斯洛維尼亞的後馬克思主義者、精神分析哲學家，多所美國和歐洲大學的客座教授，著述等身，也是電視的紅人。他對自身也就是（公共）知識分子與專家，後者包括哪怕大學裡的社會學家，做過精彩的區分。

2011年7月1日他在英國發表電視演講，說知識分子重要的是發現和提出問題，而不是解決問題；而且，哲學家的發問不同於科學，例如，哲學家不會問是否存在真相，而是問當你在說真實的時候那意味著什麼？他在無數電視訪談上都表現出了一種其他知識分子少有的能力，就是把海德格爾的原教旨本體論和福山的歷史終結論還有女記者納奧米·克萊因的震撼主義摻乎在一起，然後吐槽所謂自由、寬容的民主社會。更關鍵的，貫穿他所有電視談話的主題，真實和理解一樣都是辯證的：每個生活域都被框定了（enframed），若從某個不可見的框架看。

齊澤克對公共知識分子角色的這種自反性批評，與哈貝馬斯理想主義的鼓吹交流行動然後達成共識相去甚遠，如同Kellner的類似批評，電視媒體只是製造特定階級的共識而已，知識分子在其中的表演更像是一個公共性的幻覺。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埃也曾專門批評過此類電視公知，認為他們和媒體「互搭梯子」、狼狽為奸，為了追求商業通俗化的收視率而共同消解藝術、科學的先鋒性，公知在其中的角色十分可疑，例如他所批評的雷蒙·阿隆。而阿隆在最近幾年的中國知識分子那裡卻頗受歡迎。

以此觀照許知遠，大概可以慶幸他能逃過電視繁榮時代成為所謂電視知識分子的命運，那大概是于丹等人的專享，也是自覺隔離齊澤克風格的電視哲學家的電視媒體所無法接受的，更不用說他無論如何也不太上鏡。電視媒體對這些「紙媒公知」們始終關閉著大門，發育中的公共性在電視機構面前遇到了壁壘，公共批判也止於此，而批評在哈貝馬斯的意義上是依賴公共性的，這對中國公知幾乎是致命的限制，妨礙了他們之成為公知。但是，對許知遠來說，還曾經有一個因素，他太年輕。

就像許多文藝青年牢記「出名要趁早」，毫無生活閱歷就早早投身專業寫作，既無社會經驗和專業積累，更缺乏生活衝擊，在溫室中只能依靠讀大量文學作品和《論一個演員的自我修養》之類的敘事指南來搞創作，許知遠和一干大學甫畢業就進入媒體的記者、評論員一樣，類乎時尚雜誌以月入數千的年輕編輯的審美來指導新富們消費的方式。他們慣用文藝青年的煽情手法、簡單正義和常識真理來寫作「總有一種力量讓人感動」的社論，卻在大廈將傾時茫然無知。

當然，在中老年們已經世故、圓滑、知識陳舊的時代，這些年輕知識分子的公共寫作確實開闢了一個新的空間和氣氛，也為他們積累了寶貴的社會資本。對許知遠來說，這段紙媒經歷不僅為他贏得了日後年輕資本的青睞，更多的收穫或許在於遊歷世界、閱人無數，雖然在哲學深度上毫無進展，卻擺脫了大多數田園自由主義者坐井觀天的狹隘。

更難得的，在財經媒體的寫作，而非文藝雜誌陣地的競爭，也縱容了他繼續以歐化卻佶屈聱牙的文字風格掩飾他批評背後的哲學缺失。這和同時代幾乎所有年輕寫手追求閱讀快感的暢快、年輕人貪食麻辣燙的汗爽、和社交媒體時代的愛情快餐都大相徑庭，也為今天許知遠面對各色人等能夠保持本色、舉重若輕奠定了話語風格基礎。

畢竟，如維特根斯坦所說，話語就是不同的存在形式，也是不同的生活方式，當他「看過」現象的「多種可能性」後，對話便成為可能。在他自己看來，這種拒絕文化快感的態度意味著差異感以及對差異的感知，只有在多年後與馬東的對談時才能爆發出此種差異感對公眾的冒犯；也意味著從未停止反思，而非典型文青的自我中心主義，儘管許知遠的幾乎所有敘事仍然停留在「我」的視角，迥異於其他公知的客觀視角。

這為他拉開了與傳統媒體的單向傳播的距離，也從形式和精神上告別了他的文青夥伴們。那些小夥伴的意義，如維也納小組或者林徽因沙龍、47樓的小圈子，一直是中國文人—知識分子的言說想像，妨礙了他們真正進入公共域，成為齊澤克；也在環境變化後，隨著印刷資本主義和互聯網營造的公共空間的萎縮，淪為憤世嫉俗者，沉迷於過時的圖騰或者易經，以政治占卜如預言大洪水來臨裝神弄鬼，維繫著小圈子的存在感。

當且只有當，他從「知識分子的背叛」潮流中倖存下來，年紀和閱歷足夠大，進入不太油膩的中年男人的行列，他的二十年長發和白襯衣終於變成一個IP了，而且新興的互聯網力量終於超過了電視媒體之後，他也終於有機會像齊澤克定義的哲學家的任務那樣向所有人提出問題而且那些問題是屬於他自己的問題的時候，一個遲來的「電視」公知便在兩季的「十三邀」中誕生了。

他的那些發問，許多問題看上去像是準備不足，或者不合時宜，甚至充滿許多政治不正確的大男子主義，還間雜不少「何不食肉糜」，針對的主要還是文藝明星，以及若干創業者，指向的也不是現象，而是現象的「諸多可能性」，便會奇妙地發生與受訪者的衝突，那幾乎是難以事先安排的。

嚴格地說，這些問題和對談，已經不是知識分子風格的批評，很少涉及更深入的公共問題，這也是許知遠的文章一直以來遭到批評的原因之一，卻更接近一個公民的言說。那就是說真話，提出問題，這在當下似乎更為難得。類似的，特別是在北京的一些知識分子，離開校園後，繼續不懈地接受媒體訪問、撰寫評論，努力實踐著公民的言說，而不是某個小圈子的聲音外放。意味著，公民的言說可能是保持最後的公共知識分子的唯一希望，那或許也是這個時代珍貴的中年男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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